摧毁旧警察机构保卫人民政权

he-jn

摧毁旧警察机构保卫人民政权

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
　　一九四九年元旦，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华东局社会部在华东局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积极准备南进工作的指示，着手进行接管苏南、上海国民党警察局和组建人民公安机关的准备工作。二月十三日，华东局社会部派副部长杨帆同志率领六十余名干部，携带电台，先行南下，到达淮阴。接着派出工作组，对上海及江南其他敌区城市进行情报和策反工作。同时，组织了一批干部，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战争中缴获的档案、战俘写的材料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等研究整理，汇编了上海以及南京、苏杭地区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资料，由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同志指定印刷厂于四月赶印出版，其中《上海调查资料》二十六册，为接管干部了解上海敌情和社会情况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同年二月，华东局社会部还在济南办了一所华东警官学校，招收了一千多名青年学员，进行短期的政治业务训练，为接管上海警察局和组建人民公安机关培养了一批干部。
　　五月初，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舒同，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杨帆等同志，带领干部分别从山东、苏北到达丹阳会合，为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进行全面的准备工作。当时将华东局社会部、军区保卫部、济南市公安局、山东一些地县公安局，从部队抽调来的共七百名公安保卫工部以及华东警官学校部分学员，编成五个队，集中待命，进行接管政策和思想纪律教育，组织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和《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等文件，以及沈阳、北平、天津等地的接管经验，并由国民党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党派来的同
　　志介绍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情况。在丹阳，三野司令员陈毅同志专门向广大接管干部作了一次重要的报告，深刻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解放上海接好管好上海对全国全世界具有巨大影响，要求大家注意工作方法，走群众路线。发场民主。虚心、学习；对接管上海既要有充分的信心，又要有谦虚的态度，充分估计各种可能和困难，避免“翻跟斗”。他特别强调入城纪律的重要性，说：“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对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见面礼搞得不好，要费大功夫。甚至挽回不了”。他还风趣地说：“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里不能‘野’。”他的这些讲话给了大家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经过这时期的学习，为广大接管干部入城后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同时，根据“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接管方针，按照国民党警察局的机构设置，制订了接管工作的方案，宣布了接管上海警察总局各处各分局的接管专员名单，确定了接管以后上海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处长、科长和分局长的人选。当时决定由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同志任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未到职），梁国斌、李士英、杨帆等同志任副部长。至此，在进城之前，华东局社会部为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从方针、政策、政治思想、队伍组织和参考材料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战斗在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我在沪的情报部门，也同时在为接应上海解放、配合接管，积极进行准备。早在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已在租界巡捕房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以后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理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进行工作，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解放前夕，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关于“积极地广泛地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奋斗”的指示，进一步扩大了警察系统地下党组织，党员发展到五百余人，除了总局未设支部，实行单线领导外，在十四个分局和总局的交通队、骑巡队、保警一二中队以及监狱中设有十九个支部，成立了由邵健，刘峰、马益三、姜敏、苗雁群、刘诚、贾永顺七同志组成的中共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党委（简称警委），领导各个支部和广大党员抓紧时机，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适时开展政治攻势，从内部动摇其反动统治，为解放上海、配合接管作了周密的准备。四月底，邵健、刘峰、苗雁群等警委负责人连续三夜收抄、刻印了解放区电台广播的《约法八章》二千多份，连同编写的警告信一起，由各地下党支部分散投寄给全市警务人员，在警察局内
　　引起一片恐慌。尽管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一再下令限期破案，并亲自到一些分局向员警威胁恫吓，但广大地下党员沉着应付，使其一无所获。不少警官收到《约法八章》和警告信后，不得不对自己的对抗、破坏活动有所收敛。黄浦分局警官吴某，曾运了二十只汽油桶到分局，扬言要在解放军入城前装上汽油将黄浦分局烧光，但一接到《约法八章》和警告信，连夜弃职逃跑。在总局专门侦察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政治调查科中，不少特务收到《约法八章》以后，也惶惶不安，有的借故辞职。当我打入调查科的地下党员杨俊臣、董行健、魏醒华、刘震东、陈渭春等同志，则利用敌人内部混乱之机，十分机警地查阅了各分局特务报来的准备搜捕我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的名单与行动计划，抢在敌人行动之前迅速报告党组织，通知这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及时脱离险境。未遭敌人毒手。同时，警委根据中共地下市委负责同志的指示，对毛森一伙在溃逃前的疯狂破坏，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应付的准备，对党员普遍加强气节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布置广大党员以“互保立功”为口号，在警察中秘密结成五人一组、十人一队的互保组织。互相保证不做危害人民利益的坏事，不毁坏物资档案，不转移枪支弹药。在此基础上，不少分局党支部针对国民党策划的应变措施，进一步发展互保组织，建立了群众性的保管委员会，由地下党支部书记或党员担任主任。还派地下党员或外围积极分子秘密守护分局的枪间和档案室。黄浦、老闸、新成等警察分局的一些地下党员千方百计打入敌人要害部门，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日夜监视分局长的行动。由于地下党员的坚决斗争。团结争取了一批员警，较完整地保护了警局内的档案资料和枪支弹药，为解放以后的接管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情报部门，在吴克坚同志领导下，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派情报干部肖大成同志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员警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为我工作。五月二十四日，肖大成和情报干部戴宗义同志一起，又策反了警察局警备科副科长喻飞，利用其曾任机动车大队队长身份，率领机动车大队三百多名武装警察毅然起义。四五月间，为了营救被国民党关押在上海监狱中的五十多位革命同志，吴克坚同志亲自部署并指派地下党员林亨元、翁正心等同志策反了国民党上海监狱典狱长。在此期间，警委系统的监狱地下党支部，也于五月二十四日领导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控制监房钥匙和武器，对保护被关押同志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
　　二
　　解放前。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设立了七处四室。拥有机动车大队、两个保警中队、骑巡队、飞行保全等武装队伍。在各区设立二十九个分局和两个警察所，共有员警一万六千余人。在反动统治时期，警察局积极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的罢工斗争，逮捕、屠杀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是国民党维护其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五月二十四日，人民解放军从西郊向市区推进，上海解放已近在眉睫，毛森眼看大势已去，决定逃跑。这天上午，他召开了分局长、科长以上警官参加的“应变会议”，宣布任命陆大公为副局长，利用他留在上海维持残局，安想卷土重来。会上毛森还下令烧毁档案文件。下午，毛森一再查看地图，召见亲信，忙于准备逃跑。晚上七点多钟，他带领了一批亲信，开了两辆轿车仓惶逃离总局，经吴淞从海上逃跑。但是在他离开总局前十多分钟，还下令军统特务、警备处长黄炳炎，将关在总局拘留所内的革命志士沈鼎发等九人在总局后院枪杀。这是毛森在上海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毛森逃后，陆大公下达了警察分局扯白旗向解放军投降和提早戒严的命令。二十五日凌晨，我军从西郊攻进市区，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地区，警察总局和所在分局纷纷悬挂白旗，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
　　待命接管上海市警察局的干部，在梁国斌、李士英、杨帆等同志带领下，于二十五、二十六日分批从丹阳出发乘火车到上海，迅速和警委委员邵健、刘峰等同志取得联系，胜利会师，随即派出一批于部先后到达总局和部分分局。二十八日，李士英、杨帆同志进驻总局，对总局各处和各分局正式宣布接管。六月二日，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宣告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委派李士英、杨帆同志分别担任正副局长。
　　对警察局的接管，与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不同，是采取“拆屋重建”的方针，即对原警察局的机构彻底摧毁，但对员警，则经过考察。量才录用。各接管专员进人警局后。立即向旧警人员重申《约法八章》，阐明党的政策，责令各安职守，服从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由于党的接管工作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地下党组织的宣传教育，接管以后，员警纷纷报到，听候录用，接管工作有条不紊，秩序井然。总局和二十九个分局、两个警察所共接收员警一万四千多人，各种枪枝八千五百二十支，六〇炮十八门，装甲车二十九辆，各种弹药八百二十八万三千六百九十八发，还有大批车辆、器具和财物。档案材料在毛森班跑前曾下今全部烧毁，但经我地下党员团结群众千方百计加以保护，除人事室、调查科等部门有少量案卷被烧毁外，基本上都保存下来被我接收。从解放之日起，留用警察就开始陆续走上岗位，维持交通和治安秩序。
　　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总的情况是顺利的，但在接管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展开了斗争。在接管工作尚未开始前，就有一些歹徒打着“中共地下军”等旗号，到警察总局和一些分局冒名接管。邑庙、蓬莱两分局在我解放军进驻以后，还发生冒名接管事件。当即为我制止。长宁警察分局代理局长孟某曾擅自将存放在该分局的国民党十万斤军粮，以“福利米”名义分掉一部分给员警，借以收买人心，而且在当地一批流氓匪徒前来冒名“接管”时，他明知这些人的身份，还把一部分武器任其取去，直到接管专员到达，将匪徒抓获归案，才全部收缴回来。
　　当时留用警察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情况相当复杂。有些员警在我党的宣传教育下，转变了立场，靠拢我党；但是大多数员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心存疑虑，徘徊观望；少数人对共产党仍持对立的态度，有的甚至坚持反动立场，阴谋反抗。因此稳定留用员警的思想情绪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根据陈毅市长的指示，六月七日市公安局在天蟾舞台召开了员警代表大会，李士英同志主持会议，陈市长亲自到会讲话。他深刻地分析了革命形势，告诫留用员警，只要拥护人民政府，安心工作。政府将根据表现。一面录用，一面教育，有功者奖，犯罪者罚，决不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工作的机会，但对不愿悔改，企图利用人民政府的宽大，从事潜伏捣乱的人，定当惩罚。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反省自己，为人民服务，争取立功。还恳切地说：光我们讲共产党如何好，国民党如何不好是不够的，还靠你们从事实上来观察。你们看到过日本人侵占上海，国民党接收上海，再看看今天共产党接管上海的情形，就会感到大不相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一下飞机，就忙于“五子登科”，我们的负责同志和大家同甘共苦，我的口袋里连一张票子也没有。陈市长的讲话在留用员警中引起了强列的反响。大家心悦诚服，情绪逐渐稳定。但在一部分人员中，旧警作风如吃白食、看白戏、欺压群众、刑讯逼供等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甚至严重违法乱纪。针对这些情况，各级领导花了很大力量，深入到员警中去，反复宣传党的政策，不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并成立学习委员会，把留用员警和接管干部合编成学习小组，学习政治形势和政策红律。市局还出版了《人民警察》周刊，及时、生动、广泛地进行教育。同时，对表现好的，通过评功记绩，给予奖励；对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活动的，则坚决予以惩办打击。如七月一日，北站分局便衣警黄伟生，在执勤中因盗匪开枪拒捕而殉职，分局接管专员立即组织力量，于当夜将四名罪犯全部缉获归案法办。九日在市商会为黄伟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士英、杨帆以及市局许多处长、分局长、驻军代表都参加了悼念仪式，发表讲话，对其家属作为革命烈属从优抚恤。这在留用员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认为共产党言行—致，对旧警人员确实是严格按照《约法八章》办事，从而安定了广大员警的情绪，提高了他们的认识，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三
　　上海解放后，市公安局根据华东局、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提出的“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任务，在广大军民的配合支持下，针对上海社会秩序混乱、盗匪猖獗和特务分子疯狂破坏的情况，集中力量，抓了以下三件大事，迅速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维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解放初期，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交通秩序和市容问题。当时各种车辆乱，停乱放，不按规定行驶，交通秩序相当混乱。水上交通也有同样情况，近时苏州河内船只从外白渡桥到新闸桥二公里左右航道，走一整夜还不能通过。同时，由于解放前大量工人失业，到处设摊谋生，造成马路上摊贩林立，违章建筑随处都有，既影响交通，又妨碍市容。上海解放时，全市摊贩有十五六万之多，一些主要街道如南京路、西藏路、金陵路等到处都是摊贩，仅金陵路上就设摊七八千之多，人行道全被摊贩占据。马路上流动摊贩成群结队。造成交通堵塞，行人拥挤，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加强管理。
　　针对上述情况，市公安局于六月初公布了《上海交通管理暂行办法》、《苏州河交通规则》，对行车行船、停车停船和违反规则的处罚都作了明文规定。同时在解放军的支持下，由解放军战士同交通警察一起指挥交通，并向车工宣传交通规则，对违反交通规则的，坚持以教育为主，辅以必要的处罚。水上交通则由治安行政处、水上公安分局会同警备司令部、江海关、船业公会、码头公会成立苏州河交通管制站，对船民进行宣传疏导，规定船舶要呈报登记发给许可证后方准停靠。经过短期整顿，交通事故大幅度下降，水陆交通很快恢复正常。接着，六月二十六日公布了《管理摊贩暂行规则》，经过大力宣传教育，按地区街道把摊贩组织起来，选出代表，成立摊贩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在天蟾舞台召开全市摊贩代表大会，决定进行摊贩登记。发给执照。规定设摊地点。划定摊位。建立摊贩小组。经过整顿，摊贩减少到八万四千多个，克服了到处设摊的混乱现象。对于在马路旁和人行道上任意搭建影响市容交通的违章建筑，则通过说服教育和行政命令相结合的办法，经耐心劝告，也基本上得到解决。对当时流浪街头、影响市容的游民乞丐，则配合民政部门收容安置，使全市交通市容很快改观。
　　解放初社会秩序混乱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国民党在溃逃中留下的数以万计的散兵游勇。他们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有的结伙行凶，扰乱秩序；有的持枪抢劫，欺压人民；有的冒名接管，敲诈勒索。根据《约法八章》第六条规定。华东局次定在上海市军管会领导下，成立有警备部队、公安局、民政局等单位参加的市、区治安委员会。市治安委员会由舒同、梁国斌同志分别拍任正副主任。同时设立军警民联合办事久。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任主任，李士英同志和民政局长曹漫之任副主任，统一指挥收容散兵游勇和协调处理全市治安问题。六月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布命令，责令散兵游勇限期到指定地点报到集中，对拒不报到的，公安机关紧密配合警备部队和民政部门进行收容。六月十日至二十日，共收容散兵游勇七千八百三十二人，其中有蒋军中将一名，少将十名，上校十七名。六月二十九日市公安局会同警备部队进行了一次统一行动，又收容散兵游勇六百四十五人，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同时，由公安局发布公告，规定解放前已在上海的在乡军人应办理申报登记手续，先后有三千人到公安机关登记，并交出了一批枪枝。接着对收容登记的散兵游勇，除有正当职业者外，分别遣送回原籍安置，这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
　　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安定的还有不法商人的投机活动。上海历来是金融投机商的活动中心。解放以后，他们故伎重演，兴风作浪，以上海证券大楼为中心，猖狂进行扰乱金融的投机活动，使银元价格十天上涨三倍多，从而刺激物价上涨。造成市场混乱。他们狂妄地宣称：“共产党打仗有本领。管理城市不行，搞经济更是外行。”针对这些投机商的嚣张气焰。华东财委金融处指令上海证养交易所停业，并在《解放日报》以社论形式提出警告。但是他们置若罔闻，肆无忌惮地继续活动，致使银元价格一日数变，到六月八日晚一块银元的价格涨到老人民币二千元以上，全市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政府从速打击投机商。六月十日上午十时，市公安局根据陈毅市长“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取缔”的指示，由局长李士英、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警卫旅参谋长刘春芳等同志带领便衣警察和警卫部队，配合华东财委金融处，包围了证券大楼，逮捕了不法商人，查获了大批黄金、白银和美币。封闭了这个全市投机活动的中心，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拥护，银元价格立即下跌了将近百分之五十。接着，我们又在全市广泛宣传，并依靠群众，取缔了银元贩子，四万多名银元贩子立即销声匿迹。这是我们党进入上海以后在政治上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是在经济战线上与投机商进行的次重大较量。这一斗争胜利，对于巩固人民币在市场上的地位，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稳定物价和安定人心，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这些都是解放初期建立正常社会秩序必须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至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如彻底取缔娼妓、改造娱乐场所等，则需按照“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到了五十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逐步解决。但当时从行政上采取的一些加强管理和严格限制的措施，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严厉打击盗匪活动。成帮结伙持枪枪劫的盗罪活动，是上海解放后社会治安面临的又一个突出问题。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十二月的七个月中，全市发生盗匪抢劫案七百三十七起，平均每天三四起。其中六月份的盗匪活动最为猖獗，最多的一天，发生了十四起。这些盗匪，有的是西装革履，出入酒楼舞厅的上海老强盗；有的是外地流窜来沪的惯盗；有的是专门在水上抢劫的“水火帮”强盗；有的则是国民党散兵游勇和特务分子，企图混水摸鱼，趁机骚动。他们的犯罪手段极为狡猾，有的装作探亲访友，进入居民住宅后，暴力进行掠夺；有的冒充我军管，人员、公安人员，以收缴武器、清查户口为名。闯入居民家中，掠夺财物，伤害人命；有的在偏僻地区拦路行劫；还有一些股匪则在水上武装劫持客轮，杀人越货。其共同点一是成群结伙，二是持枪抢劫，有的甚至携带长枪和机枪。
　　坚决迅速地打击盗匪的猖獗活动，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保障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从接管之日起，公安机关就把打击盗匪活动列为重要任务之一。但是要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当时确实存在不少困难。因为公安干部中，外来的同志对上海情况不够熟悉，破案不易；而留用员警，许多人情绪尚未稳定，不能充分发挥工作积极性。对此。解放区来的同志在与盗匪作斗争中，不分昼夜，不辞辛劳，不怕牺牲，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教育留用员警，并逐步掌握盗匪活动的规律和作案手段。在执行政策上，我们坚决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罪大恶极的主犯一经捕获，迅速予以严厉镇压；对敢于持枪拒捕的亡命之徒，予以当场击毙；对于经过教育愿意坦白交代、戴罪立功的，就让他们提供盗匪内部情况，给予立功机会；对于胁从犯罪或偶尔参加盗匪活动、罪行轻微、被捕后愿意改恶从善的，则给予宽大处理。这样，充分发挥了党的政策的威力，震慑分化了盗匪，在斗争中连续取得了胜利。到十二月底，盗匪案件从六月份的一百七十三件减少到五十六件，全年发生的七百三十七件盗匪案中，破获了六百六十五件，抓获盗匪一千六百六十七人，缴获轻机枪、冲锋枪、步枪四十二挺（支），手枪五百零一支，手榴弹二十枚，子弹六千三百五十发。
　　在斗争中，广大人民感到解放后的公安机关全心全意维护人民利益，和过去的警察局根本不同，因而积极支持公安机关与盗匪作斗争。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晚，一伙武装匪徒臂带伪造的“人民解放军上海青年服务团”的袖章，以收缴枪枝为名，强行闯入四川北路一户居民家中，劫走大量金银饰物，闹得人心惶惶，而且真伪难辨，影响极坏。四川北路公安分局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侦察人员在半天之内就将九名盗匪全部捕获，当地群众赞扬说：“共产党捉强盗真有办法。”七月十一日，老闸分局侦悉有一帮匪徒预谋在当天晚上前去厦门路一户富商家中抢劫，迅即组织便衣人员秘密守候。黄昏后，五名持枪匪徒果然闯进对象的家里抢劫，我公安人员执行逮捕时，匪徒开枪拒捕，公安人员沉着追击，当场击毙匪徒一名，其余盗匪全部被擒。附近居民目睹公安人员奋勇追捕盗匪的情景，无不拍手称快，还协助公安人员抓到一名逃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虽然枪劫案还有发生，但已明显下降。与此同时，还破获了一批伪造人民币和有价证券、制造贩卖销售毒品等其他重大刑事案件，使治安情况日益稳定，广大人民对生命财产有了深切的安全感。
　　（三）肃清特务分子。这是解放初期公安部门面临的又一项主要任务。上海历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特务系统庞大。机构林立，除了核心机构外，还有不少外围组织。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系特务分子有六千余人，其中组长以上大小头目一千六百余人，还有从其他城市逃来的不少特务分子。上海临近解放时，特务机关都作了“应变”的潜伏布置。解放以后，残留下来的特务分子，有的乘社会秩序还未安定之机，纷纷蠢动，进行冒名接管等破坏活动；有的一度隐藏不动，窥测形势，不久也开始用秘密电台和舟山、台湾等地通讯联络，发送情报。十月以后，舟山、台湾的特务机关又开始派遭特务潜入上海，有的进行武装骚扰破坏活动，有的专搞暗害行动，安图谋害我党政军负责干部。特务分子的活动诡秘猖獗，肃特斗争的任务十分艰辛。
　　公安部门和警备司令部在进城之日起，就十分注意敌特活动，进行肃特斗争。市公安局遵照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和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积极开展肃特斗争。首先由军管会发布了治字第一、二、三号布告，宣布反动党团为非法，解散一切特务组织，收缴非法武器、电台。同时，对进行冒名接管、抢劫等现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分子坚决给予严厉打击；集中力量侦破蒋特的潜伏电台，打掉敌人耳目；及时镇压武装骚扰的匪特和进行暗害及情报活动的派遣特务。在对首恶分子进行严惩的同时，充分运用政策和策略的威力，注意分化瓦解敌人，迫使—部分特务分子投案自首。对于这些人，我们坚决贯彻党的政策，从宽发落，给予生活出路，并教育和争取其立功自赎。由于肃特斗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起了巨大作用，解放初期肃特斗争的成绩十分显著。到一九四九年年底，破案四百十七起，捕获各系特务分子一千四百九十九名，缴获敌特使用的收发报机一百零九部。枪枝一百支。其中破获潜伏电台案三十六起，捕获百十一人；武装特务案五十九起，捕获五百人，还捕获了批从台湾、舟山派遣来沪的特务分子。如保密局潜伏的九个组台，到六月下旬破获了八个，剩下的一个电台后来也顺利破获。保密局派来从事暗杀活动的行动特务刘全德，历史上曾为军统多次执行过暗杀任务，这次受保密局派遣带了个行动组来沪，阴谋暗害陈毅市长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但他到上海立足未定，就被公安局抓获，党羽一网打尽。又如军统老特务罗炳乾，携带电台、黄金、银元，自台湾经舟山潜来上海，以经商为掩护，多次向特务机关密报上海工业生产等情报。并为国民党飞机提供轰炸目标。也被公安局迅速破获。由司法机关处以极刑。这些成绩的取得，对保卫革命胜利果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回顾解放初期保卫革命政权的斗争，在干部较少、情况不明、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艰苦创业的战斗历程。我们的公安保卫干部继承了公安工作对敌狠对己和的优良传统，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充分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威力，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巩固了人民政权。实践证明，我们的公安工作是成功的。当初国内外反动派曾经预言“共产党只能打仗，但管不了上海这个大城市”，历史已经无情地回答他们，共产党人不但有本领解放上海，而且有能力把"冒险家乐园"的旧上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乐园的新上海。

　　（来源于《接管上海亲历记》p8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