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南京市是怎样解决娼妓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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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南京市是怎样解决娼妓问题的

南京市民政局南京医学院社科部

　　（一）
　　娼妓是旧社会的产物。娼妓的存在既是剥削阶级糜烂生活的需要，也是腐蚀劳动人民意志、吮吸他们血汗的工具。
　　解放前，南京冠盖如云，纨绔肩摩。其中不少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嫖妓便是一项重要内容。国民政府虽具文“严禁娼妓”，实际上又公然收“花捐”，暗中保护，遂使夫子庙周围石坝街、钓鱼巷和下关惠民桥等处成为著名的“烟花之窑。”
　　妓女处于旧社会的最低层，无人格可言，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尽凌辱和摧残，一旦落入娼门，犹如坠入深渊，血泪辛酸，无处诉说!但是也有少数“红”妓女，沉溺于不劳而食的寄生生话，不知“神女生涯原是梦”，甘操贱业，不能自拔。
　　解放初，由于政府的教育、管理和旧军政人员的逃离，嫖妓的人数大大减少。但是，限于多方面的条件，娼妓制不可能立即消除。娼妓活动继续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外地公出来宁的于部和本市居民纷纷写信给市政府，要求迅速取缔娼妓。此外，少数不法分子利用妓院进行非法活动，来窝藏赃物或贩卖毒品等。更有个别匪特，以妓院为据点进行反革命活动。因此解放妓女，解决娼妓问题，在南京已经势在必行。
　　解放不久，市委和市政府就制定了对娼妓“加强管理、缩小影响、逐步根除”的规划。1950年1月。开始娼妓登记，目的是摸情况。登记过程中。妓主设置了一些障碍。他（她）们吩咐妓女登记时要面带笑容，不准“乱说”；不让揭露妓主的罪恶；有的设法偷听妓女登记时的谈话。有的妓主以“改业”为饰词，逃避登记。甚至有个别的和公安人员口角，拒绝登记。妓女在登记时也有不少顾虑。多数认为登记“暴露了身份，面子不好看，今后工作不好找，对象不好谈。”少数认为，登记有利于介绍工作，登记了就“合法”了，可以稳稳当当“做生意”了。针对上述情况，工作组一方面对妓主进行了揭露、批评和教育，另一方面对妓女做了细致的说服工作，端正了多数人的认识，使登记任务顺利完成。这一次登记的妓女有694人。从年龄构成来看，18—25岁的为491人，约占70%。从文化构成来看，文盲占82%。文化程度越高，比重越小。从家庭出身来看，城市贫民与贫农共469人，约占68%，说明生活贫困是妇女沦为娼妓的根本原因。这694名妓女来自13个省市，分布面较广，反映解放前南京的首都地位。妓女同妓主的关系，大体上分为四种：一是断账，妓女本身毫无自由，收入全归妓主；二是捆账，妓女向妓主作定期质押，质押期内，待遇和断账同，过期不赎，由妓主自由处置；三是分成，妓女有掉换妓主之权；四是自做，在经济上、人身上可自己支配。在登记时，约有95.5%的妓女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这次登记为以后开展娼妓处理工作提供了情况。
　　掌握了基本情况以后，同年1月26日，市公安局制订了《管理妓女、妓主暂行规则》，限制妓主的剥削，控制妓女的活动。禁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如规定：妓女与妓主收入的比例为6：4，不登记者不得营业，不得接待军政人员等。但是，有的妓主、妓女采取“反限制”的对策：转移到白鹭洲、郊区小旅馆或小船上活动。活动方式也有变化：有的妓主以“亲戚”的名义掩盖和妓女的关系，有的诡称和妓女已“脱离关系”，其实，妓女还按时给妓主送钱。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很尖锐。为保证“规则”的切实执行。同年，公安局又制定了妓女（主）违反本规则暂行处罚办法。
　　1950年5月和1951年3月，有关部门对本市妓女作了第二、第三次登记。第二次登记的是229人，人数骤减的原因是；本市加强了管理，部分妓女外流；苏北农村有些地区已土改，生活较安定，部分苏北籍妓女返乡；以为政府即将取缔娼妓，部分妓女从良。第三次登记人数回升到699人。原因是：外地也进行处理，部分人回流；前两次登记时，有的以为就是取缔，避而未登，第三次补登了；少数贫民和逃跑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妻女因生活困难沦落为娼。
　　1951年11月7日和26日，市人民政府两次拟定方案准备全面解决娼妓问题，后因“三反”、“五反”运动而搁置。从1949年5月到1953年4月，先后进行过9次统计，制定过9个条例与方案，可以说是解决娼妓问题的准备阶段。完成了“掌握情况，加强管理，严格控制”的预定任务，基本熟悉了工作对象，摸索了一些经验，为下一步全面解决娼妓问题奠定了各方面基础。
　　（二）
　　经过几年的教育和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宿娼的人大大减少，有的妓女也走上了从良、改行或回乡生产之路，到1953年，继续营业的妓女只剩下100多人。至此，解决妓女问题的条件已具备。同年4月，市政府作出《取缔妓院、解决妓女》的决定。规定处理妓女问题的总方针是：治病救人。目的要求是：通过教育与处理，达到消灭公开的娼妓活动，并为逐步地消灭暗娼打下基础。具体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市政法党组直接负责。市民政局、公安局、市妇联等单位抽调若干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各区具体指导。各区也成立相应的小组，在区长领导下，负责这项工作。全市以三区（秦淮区）、六区（下关区）和二区（白下区）为重点。整个工作大体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1953年6月上旬—6月中旬）摸清思想，讲明政策，解除疑虑。
　　从“决定”制订到5月底，各级都建立了工作班子并拟定了工作计划。6月份，工作全面开始。这时，多数妓女受妓主的影响，思想有波动，主要有三怕：一怕“收容改造”，二怕“强制劳动”，三怕“强迫遣返农村”。她们对工作人员躲闪回避。针对这一情况，工作组采取关怀和同情的态度。先设法和她们接近，再以聊天的方式逐步了解她们的身世和思想，并说明党对妓女和妓主的不同政策，经过半个多月的走访、宣传，妓女对党的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基本上做到了稳定多数，孤立极少数，为下一步学习准备了条件。
　　第二步（1953年6月中旬—7月上旬）动员学习，启发觉悟，提高认识。
　　从6月12日起，以区为单位编组学习。参加的妓女为144人，妓主和妓媒177人。组织学习的目的是：为消灭娼妓活动打好思想基础。方法是：集中听报告，分组讨论，回忆身世，诉苦对比。
　　学习开头，由领导作动员，说明取缔妓院、解放妓女是一项社会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解决妓女问题的中心任务是：封闭妓院，取缔娼妓，解放妓女。号召妓女认真学习，提高觉悟，大胆地倾吐痛楚，勇敢地和娼妓制作斗争，根除恶习，做自食其力的人，对于妓主和妓媒，责令其老实交待，改邪归正，争取从宽处理。听了动员之后，少数妓女活跃，表示拥护。多数取“等着瞧”态度。个别的大吵大闹，说集中学习是叫她们公开丢脸。妓主大多不作声，看苗头。于是，工作人员再次深入走访，作个别交谈。反复交待政策，疏导思想，解除顾虑，经过艰苦工作，妓女中逐渐出现了一些积极分子，讨论会的冷场现象日趋减少。部分觉悟较慢的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开始转变。王在学习开始时情绪抵触，不愿意学，见干部就躲，甚至要和工作组“干到底”。后在别人的启发下，她联想自己过去的遭遇，便哭了。她说：“过去一天要接十个客人，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坚决不干了。”妓主的态度显然不一样，由于他（她）们处于剥削者的地位，在感情上始终扭不过来。他（她）们看不到自己的罪过，总是强调身为妓主是“不得已”的，是“生活所迫”。有的否认有剥削行为；有的只承认有剥削行为，但回避虐待罪行。个别妓主态度狡猾。如兵痞出身的李说：“我既不是妓主，也不是妓媒，我是妓女严的嫖客。现在，与她又脱离关系了，也叫我来学习？”他说的轻描淡写，丝毫不提自己的罪行。经过几天的学习，妓女的觉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一些认识较好的发言颇有影响。工作组因势利导，选择几个典型，帮助她们进一步提高，鼓舞她们和娼妓制作斗争，为召开诉苦大会作准备。酝酿成熟之后，各区分别召开妓女诉苦、妓主认错（认罪）大会。在区的大会上，蓝控诉妓主婆马抓住她的双手，强迫她接客。李受过妓主李的奸污，在诉苦会上，她指着李骂道：“你是痨病鬼开药铺，带吃带卖，真可耻可恨!现在，我们站起来了，不允许你再欺压我们了!”血泪的控诉，辛酸的回忆，震撼着妓女们的心弦，深刻地教育着她们，激起她们对旧社会和娼妓制的愤恨，促使她们态度进一步转变。年龄较小的丁，学习开始时表现得“自由自在”，听了诉苦之后，伤心地哭了。过去一直说妓主对自己“很好的”卞，也沉痛地诉说受打骂之苦。控诉大会也震动了妓主，使部分妓主开始承认有“过”或有“罪”。为巩固学习的收获，会后让妓女、妓主分别写出保证，从此“洗手不干”。
　　在组织学习的同时，为妓女进行健康普查，对患有性病或其它疾病的予以治疗。此项工作由市卫生局负责，按每人73万元（旧人民币）专项拨款。普查发现，90%以上的妓女患有不程度的性病，有的一身数病，经一段时间诊治，137人解除或减轻了病痛。这件事，促使一些妓女感情起了变化。她们从中感受到温暖，相信党和政府确实是在“治病救人”。感情上的变化带来行动上的变化。有的开始拒绝“接客”。有的将租借的家具退掉，有的辞去佣人，自己洗衣做饭，有的思想上要求进步，主动接近干部，谈思想，争取帮助。妓主也有转变的。有人真的洗手不干了，改业后的潭说：“过去黑着良心接客，靠欺骗弄钱大吃大喝，如今每天卖蔬菜赚点钱。虽然比以前吃得苦些，但是自已劳动来的，吃着也觉得是光荣的。”
　　第三步（1953年7月中旬—7月下旬）巩固收获，妥善处理，安排出路。这一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巩固学习收获，树立劳动光荣信念，坚定改行决心，妥善落实去向。学习告一段落之后，立即对妓女进行前途教育与劳动教育，选择了几个改行决心大，措施切实可行的样板，在会上介绍自己的思想变化和今后的打算，以触发和带动其他人；然后开“诸葛亮会”，要大家想办法，找出路、订计划。政府认真负责，对每一个人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切实稳妥地帮助解决。解决的次序是：先易后难、先本市后外地。妓女有的正在选择对象，准备从良，工作组协助她了解对方是否可靠；有的打算回乡，但经济困难，就给予适当的补助；对于无出路者暂予收容，但要自愿。总之，力求使每个人有一个较合适的去处。对于生活确有困难又有悔改表现的妓主，也给予必要救济，让他们有生活出路。经过近半个月的紧张工作，对144名妓女作了适当安排：回乡的11人，从良的11人，收容的14人，改业的16人，待回乡的8人，待从良的14人，待改业的16人，学习技术的9人，有其它出路的13人，转社会救济的32人。妓主多数改业，部分转为社会救济。对于这样的安排，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特别是开始新生活的原妓女，十分感激政府的关怀。有个叫李的，原籍云南，家有老母和儿子，随丈夫来宁谋生。丈夫病死，她无力回乡，沦为妓女，这次被转送返乡，政府发给她一些生活费，她感激涕零。临行前，赶来给区长和工作组的人磕头，并说：“不是政府救我，我将死在外面，有家不能团聚。”
　　1953年7月底，南京市全面解决娼妓问题告一段落。
　　（三）
　　经过四年多的工作，南京市娼妓问题基本解决。回顾这项艰苦有效的工作，有几条经验应该肯定。
　　第一，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深人进行思想发动。学习一开始，妓女、妓主多有许多顾虑。工作组根据不同情况，反复说明政策。对妓女来说，主要是揭露娼妓制的罪恶，倾吐苦难，提高觉悟，自求解放。对妓主来说，主要是交待剥削史，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为了体现区别对待的原则，将妓女和妓主分开编组学习，必要时才合并开会，这样做，使妓女和妓主逐步分化。妓女渐渐向政府靠拢，并协助政府监督妓主，从而迅速推进了工作。
　　第二，运用典型，促进妓女、妓主转变。学习阶段，工作组选择了一些典型。进行具体帮助，然后召开诉苦大会。典型的亲身感受，引起其他人的共鸣，使妓女猛醒，认清自己的地位，提高斗争的勇气。典型诉苦又使妓主头脑冷静，认真思考，选择光明的道路。
　　第三，思想教育与解决具体问题相结合。解放妓女应以教育为主，但又必须及时帮助她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寓教育于排忧解难之中。如在学习过程中配合治病，让她们恢复健康。在处理阶段，有的妓女准备改行开设摊铺，但不知怎样办手续，工作组就帮助她们联系申请营业执照等等，使她们相信政府是真正关心她们的。解决具体问题还包括对个别积习难改继续“拉客”或无理取闹的给予适当的处理。以扶正祛邪。巩固学习成果。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第四，消灭娼妓活动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长期坚持。1953年7月的《南京市处理妓女、妓主、妓媒工作初步总结》，在肯定取缔娼妓工作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今后任务仍很艰巨。“（1）各区应继续发动群众，监督原妓主，禁止再组织妓院，公安部门要加强管理。（2））对已‘转行’的妓女应继续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勿使其再沦为娼妓。（3）严禁‘拉客’，对少数暗中活动的，应作长期的教育对象，公安部门通过户籍管理制止她们活动。”到1954年调查，南京又发现约有暗娼20多人，她们的丈夫都有正当职业，这些人的经济并不困难，重操旧业纯是为了追逐较好的物质生活，所在的居委会曾多次劝阻。但屡教不改。有几名已被拘留数次，收效不大。为了逃避管理，她们采取更加隐蔽的活动方式。可见，完全、彻底禁绝娼妓，还将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这次集中解决娼妓问题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1）工作计划不够周密；工作部署时有变动，有时反复通知，影响各区的工作进度。全市没有组织过集中汇报，以致有些地区经验未能及时交流。治病与学习同时进行，在时间上有矛盾，特别在后期，治疗影响处理工作，如果将治病日程适当提前，整个工作的效果会更好些。（2）少数干部厌恶妓女、妓主，不耐心做深入的思想工作。学习刚开始，就想找一个典型，开大会“斗”一下，学了一个星期，就急于转入处理。后期有些草率收兵的现象。因此，有些已落实去向的妓女思想不巩固，个别的送回原籍时讲怪话，也有的“转行”以后情绪不高。（3）发动群众不普遍。二、三两个区召开过几次积极分子会议，群众对方针、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其它区群众对政策不太清楚。
　　（许宾执笔）

　　选自《春风七年金陵路》
　　（来源于《南京解放》P65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