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毒害，一朝禁绝——记南京解放初期的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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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毒害　一朝禁绝

——记南京解放初期的禁毒工作

朱升明　顾涵芬

　　一、旧中国的南京是烟毒交易的集散地
　　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强迫输入鸦片后，烟毒就流入南京，为害已百余年。尤其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之后，公然设立烟局售毒，毒害我中华民族。汉奸、特务、会道门头子、地痞流氓相互勾结，大肆贩毒，一时大烟馆、土膏店遍布全市，吸毒者成千上万，为广大群众切齿痛恨。1943年冬到1944年初，以中央大学爱国学生为核心，发起“清毒运动”，几次上街砸烟馆，烧烟土毒品，抄了“白面大王”曹玉成的家。在广大市民强烈要求下，汪伪政府不得不把曹犯枪毙：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大批军政官僚利用职权，操纵运毒，坐发横财，许多大毒犯得到了军警特务机构的庇护。他们有的收买反动军菁，武装持械押运；有的自辟运输线，沿途专人护送。在全市145个行业中，有56个行业密营贩毒，仅旅馆业贩毒的就有75家，占当时旅馆数的22.86％。还形成了“湖北帮”、“江西帮”、“南京帮”等集团，他们有“批发中心”，也有“零销网”，加剧了国民党首都腐败的社会风气。国民党政府虽于民国35年（1946年）8月2日公布施行《禁烟禁毒治罪条例》，还在其首都警察厅刑警队下设3个缉毒组，只是“打打苍蝇”，欺骗社会舆论。
　　二、颁布法令，加强检查侦缉，惩处烟毒犯
　　南京一解放，我军事管制委员会就着手禁毒。1949年5月1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后，先后在码头、车站和城门口设立10个检查站，由刑事公安队伍监各区队，开展了对烟毒犯的查缉工作。6月7日，市公安局召开首次户政工作会议，制定《户口调查登记办法》，开展户口调查，将吸售烟毒人员列为特肿户口登记，进行调查控制。
　　当时，公安工作重点是打击潜伏特务、武装匪特，而走私贩毒是敌特谋取反革命活动经费的手段。我公安部门结合侦破反革命案件，深入追究其制、运毒品的罪行。1949年7月10日，市公安局根据自首特务提供的线索，侦破武装匪特“江南兵团”案，捕获匪首卜贤武等匪特33名，卜犯与徐鹏、杨家华、李景三、车华等匪在宁武装抢劫5次，并有伪造人民币、贩毒等活动。还查获一批从事贩毒的国民党溃散的军政警宪人员，如为首都地方法院看守长李玉成，解放后先后贩卖鸦片70余两，为公安五分局破获。
　　为了杜绝烟毒为害，保护人民健康，市公安局于1949年11月26日发布了《禁止烟毒暂行办法》，责令种、制、运、售毒者登记，交出毒品、烟具，违者按照情节惩处，并没收其非法所得财产；有吸毒嗜好者，限期戒除，并号召居民检举密报。从1949年5月至12月，共查破烟毒案件1500多起，抓获犯罪分子400余名。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市人民政府责成公安局草拟了《查禁烟毒办法》，提出禁毒工作计划，于4月份批准执行。公安机关加强了侦缉破案，打击贩毒活动。当月，公安机关经过侦察，捕获号称“南京四大金刚”之一的大毒犯项福如及其弟项福禄等7人。项福如自1940年起就以販毒为业，往返芜湖、滁县等地大量贩毒，滁县30多家烟馆和南京门西一带毒贩都是从他手中批货。破案时还从其家中搜出毒品及戥子等销毒工具。接着，又缉获“湖北帮”著名毒犯李玉先。李从1937年开始贩毒，1948年前后多次乘飞机去重庆贩毒，每次百余两，返销南京、皖南各县，解放后又勾结宿县毒犯大量运毒。
　　对于从事贩毒的反革命分子从严惩处。蒋经国组织领导的特务武装“经轨流动兵团”直属第二营营长潘漪，1949年9月由沪潜宁发展匪特时，勾结中统特务赵曙东、张如崑数次持枪抢劫，并购买鸦片几十两，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1951年1月20日，人民政府依法将潘处决，赵、张判了长期徒刑。国民党少将参议、洪帮“中华山”“大哥”张文杰，解放前就指使其师弟陈富宝等从云南空运毒品来宁販卖；解放后又出资在本市大量制造海洛英，市法院将张、陈二犯判处死刑。1950年，共破案1400多起，捕获毒犯2000多名，分别送法院判刑、拘留、长期管教、解回原籍和教育释放。治安检查站缴获鸦片达1286两。
　　1950年9月2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下达了《关于查禁毒品之处理办法》。紧接着，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又下发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公安机关在敌情调查摸底工作中，掌握了一批怙恶不悛，的反革的分子进行贩毒活动的罪行，就结台镇反运动，在侦破反革命案件、惩办反革的分于过程中，彻底追究他们的贩毒行为，从严惩处。例如，武装特务组织—“青年救国团”首犯前明山，于1950年3月，勾结了我公安局留H旧，曹文垂和孙诚参与阴谋活动，并利用曹、孙治安队员的身份，去江北贩毒。市公安局侦悉后，当即与皖北公安机关协同作战，将其一网打尽。在镇反运动中，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了依仗敌伪势力贩毒起家，为敌效劳的反革命分子。大毒犯孔经武，1908年即自合肥来宁大量贩毒，孔藉此充当安清总会理事长，欺压同胞，作恶累累。原住中山北路的林之洞（栋），也是南京畈毒的“四大享”之一，汪伪时即大量贩毒、行销于镇江、扬州等地。解放后，他坚持反动立场，并继续带领其弟林之梁贩毒，还雇了国民党散兵游勇替其运销。在公安机关破案时，从其家披房中挖出密窖，内藏大量海洛英。市法院于当年6月1日召开公审大会，将孔经武、林之洞处决。
　　自1949年5月到1951年底，公安机关共破获烟毒案件3000多起，抓获毒犯3000余名、缴获毒品2万余两。
　　三、结合党的中心工作，深人调查侦察，摸清毒情
　　1952年2月13日，市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报告我市查禁烟毒工作情况，准备春节后结合第二阶段镇反运动，在其末期展开全面查禁烟毒工作。内务部于2月25日批复：“同意你市今春结合，镇反，展开全面查禁烟海工作的意见。”
　　根据内务部的指示，我市即组织收集全市“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有关材料，公安机关清理了两年多来破获的案件和掌握的大量烟海活动线索，全部汇拢起来进行甄别，找出重点，整理材料报批后，开展了专案侦察。共立案60起，接着又集训了一大批海贩。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比较深入地掌握了全市的毒情。
　　南京受烟毒之出甚久，已成为毒品秘密交易市场和中转站。将片主要是经过陇海、津浦路贩运来宁，其次从川、滇、湘、赣等省沿江东下：海洛英上要是从香港经母、沪转运，问苏南、皖南等地批售。大毒犯大多勾结铁路、航运、邮政等部门职工进行吸运，甚至自备轮船、汽车专运，解放后，虽经公安机关两年多米的查缉，查办毒犯3600多人，处决了几个贩起头子，但是繁而不绝。1952年6月查明，在1950年2月政务院发布禁毒令后，南京尚有烟毒犯4000余名，其中，贩毒的最多，占总数的68.14%，内有不少人在禁毒令颁布后仍贩毒200两以上。在这些毒犯中，就有大量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敌伪军政警宪人员、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地主等。1949年12月，台湾当局还从舟山群岛派遣特务陈荣辉潜来南京，靠贩卖烟土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号称下关毒犯“四大金刚”的头目乔国良，自1928年就开始贩毒，汪伪时参加“和平救国军”，组织武装往返蚌埠、徐州等地贩毒，每次几百两至千余两。抗战胜利后，又勾结警察厅督察及侦缉队长曹礼等特务继续贩卖毒品，又将其女嫁给总统警卫组组员、特务方萝为妻，仗势大肆贩毒，攫得暴利，先后购置房产3处，并购买汽车1辆，小轮船1艘，作为运毒的工具。
　　这一大批毒犯多年来结伙成帮，各霸一方。如三区有“湖北帮”、“江西帮”、“南京帮”；六区有“特等大亨”、“五大亨”等等，互相勾结。在贩、运、购、销活动上还有分工，“湖北帮”历史最长，其毒品来源大都从鄂、鲁、徐、蚌等地贩来、运至南京、无锡、上海等地销售；“南京帮”贩运方式刁钻，大多是勾结铁路、航运、邮政等企业职工偷运。“五大亨”之一的青帮头子王陈氏，人称“母老虎”，自1926年起，在英国“怡和”和“公和”等洋轮上大批购买鸦片，行销本市，继又与特务谢金声合开“合记土膏店”。解放后，还从上海“白面大王”李广德及本市大毒犯周玉奎等处购毒，再向本市、江浦、瓜埠一带转销，仅下关一地购销其毒品者即达70多家。在禁毒令颁布后，她还售毒151两，“五反”运动中，又四出订立攻守同盟，拒不坦白。
　　这一大批毒犯的犯罪史都很长。如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的王春芳，抗战前即大肆贩毒，抗战后又合伙制造鸦片200余件（每件19.5两），在他1952年被处决前21年的贩毒史上，平均每年贩毒达万余两之多。解放后，他们运用金钱美女拉拢、腐蚀职工，勾引留用人员参与他们的罪恶活动。南京铁路局在“三反”运动中查出，在乘务组、车辆段，特别是机务段的司机被“拉下水”，参与走私贩毒的达200多人，先后运毒121233两。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腐蚀我政法公安干警，致使个别蜕化变质分子被拉上贩毒的罪恶道路。洪帮“中华山”“大哥”、“湖北帮”首犯程其宽，解放后继续贩毒达6908两，在罪行暴露后，他就向市人民法院秘书长兼刑事庭庭长xxx等行贿8700万元（旧人民币）。市法院收发员xxx被收买后，脱离革命队伍从事贩毒，私刻市法院方印、长戳，伪造证件，冒充干部，拉拢公安、司法部门中的意志薄弱者，与“湖北帮”、“宿县帮”勾结，猖狂进行贩毒，短期内贩毒即达1968两。青帮“通字辈”头目车惠轩，解放后贩毒3600多两，并用金钱、美女、毒品腐蚀我泥马巷派出所所长xxx，致使其吸毒成瘾，堕落腐化。
　　经过3个月的调查侦察，基本摸清了毒情，为制订全面禁毒计划，拟具惩处标准提供了依据。1952年7月28日，中央召开了禁毒工作会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南京是工作进行得比较早和比较好的地区之一
　　四、广泛发动群众，深人开展禁毒运动
　　1952年7月初，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的精神，制定了发动群众开展禁毒运动的计划和处理毒犯的政策际准报中央审批。
　　运动大体上分宣传登记、集训审查、定采处理3个阶段。组织形式是：在市委领导下，由公安、民政、卫生、铁路、航运、邮政、宣传、妇联、总工会等机关团体员责人组成市禁毒指挥部，市长担任主任，统一指挥。下设禁毒办公室，进行日常的具体指导工作。各区成立区禁毒指挥部，重点是三区（现秦淮区）、四区（现建邱区）、六区（现下关区）、浦口区4个区。铁路、航运、邮政等系统也成立禁毒指挥部，下设禁毒办公室，负责发动本单位职工开展坦白检举等工作。一般机关、企事业单位，由本单位领导动员，组织学习，人事保卫部门负责收集整理材料。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开展，市委明文规定：捕人、搜查涉及民主人士、工商界和文教界上层分子，以及与外地联系，必须报市禁毒指挥部批准；传讯须经区指挥部主任批准；找被检举人谈话，须经派出所所长批准。随即开始训练干部，公安机关继续抓紧甄别线索材料，开展重点侦察。
　　8月11日，市委发布了《关于禁毒宣传工作指示》，分别召开了全市报告员、宣传员会议，市区两级各界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登记工作。宣传方式按中央指示，不登报，不进行无线电广播，主要是用会议、口头宣传，使人民群众普遍理解禁毒的意义、人民政府的决心和自己应尽的义务。全市召开各种群众会议8800余次，听从74万余人次，占当时全市人口的85％以上。通过宣传，党的禁毒政策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拥护。
　　登记工作的主要规定是：1、目的要求：根据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政策，所有制、运、贩、售的烟毒犯一律进行登记，并自觉认罪，提供线索，交出毒品毒具，走悔过自新之路；2、登记范围：凡1950年2月24日以后有贩卖、制造、运输鸦片、海洛英，以及违反卫生局规定，贩卖、制造、运输吗啡、巴比通、咖啡精等一切毒品之非法活动者（不是做西药原料者）。一律进行登记；3、登记内容：贩卖、制造、运输毒品罪恶活动的事实，重点放在1950年2月24日以后，此前可适当道查；4、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合乎登记条件人员·在单位内坦白交待：
　　为了打破毒犯的顽抗、侥幸心理。逮捕了一批集毒令公布后继续贩毒、数额巨大的现行犯。到8月底，共逮捕360名。经此一举，大多数毒犯打破了企图蒙混过关的幻想，开始交待贩毒的现行活动和同伙的罪行。
　　从9月初开始展开第二阶段，逮捕了350名惯犯、现行犯、假登记不坦白的顽固犯，同时又将273名毒犯进行了集训，组织已登记的毒犯听训，深入地收集了贩毒罪行的线索、证据材料。为了深入推动登记工作，市人民法院于9月3日召开了全市性宣判大会，宜判大毒犯乔国良、程其宽、刘树春等3犯死刑，立即执行。并组织15万人通过有线广播收听大会实况，在全市造成了强烈的社会舆论，接着，7个区分别召开了宜判大会，依据販毒的性质、情节、数量及担白认罪程度，区别对待，判处了一批中、小毒犯，全面地体现了党的政策。
　　宣判会后，各区出动宣传车，组织街头有线广播，运用快板、相声等多种形式，进行深入宣传，召开瘾民会议及各种小型居民会议8530次，宣传政策，掀起了检举的高潮，运动中共收到检举信58300余件，口头检举3411次，禁毒运动的深入，博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真有办法，一定要把这些坏人一个个摘光才好！”白洒坊派出所逮拥毒犯姬明春时，附近群众都协助搜集材料，要求政府严办。六区群众发现毒犯陈光涛要逃跑，即一面跟踪监视，一面向公安分局报告，使得陈犯在临上火车时被抓获。有的毒犯的家属也表示拥护政府的政策，他们说：“早就该抓了，不教育改造一下，将死无帮身之地！”有的自动交出家中存放的毒品毒具。登记的毒犯与日俱增。到9月底，共报到登记的近5000名，其中经审核不够条件的有1000余名：合乎登记条件的占已知全市烟苹犯总数的82.3%。
　　国庆节后，运动转入以追缴毒品为中心的定案处理第三阶段，办法是：1、加强审讯，强制毒犯缴毒；2、查对线索，发现矛盾；3、召开第二次全市性的宣判大会，宣步处决5名大辈犯，及时打击了许多毒犯的顽固态度，4、召开在押断犯的家属会议，动员缴毒。
　　与此同时，市公安局还针对薄弱环节，采取以下措施：1、选配有经验的领导干部组成小组，统一侦审；2、对毒犯进行“站队”，即根据毒犯的販毒史、情节、手段、数量、已缴毒品的情况，分析其坦白、缴毒的程度，逐一确定追缴方案；3、突破重点，带动一般。重点是囤户，历史上是大犯、惯犯，经济上没有受过打击的，以及有大批毒品来源而去向不明的。通过落实这些措施，比较彻底地追缴了毒品。单张氏一案，一次就缴获鸦片404两。运动中共缴获鸦片烟土2402.65两，烟膏168.29两，鸦片料286.71两，巴比通320.4两，白面27.7两，白面料865.83两，咖啡精768针，烟具4265件。还缴获手枪7支，子弹1193发。缴获毒犯非法得利黄金119.55两，银元266枚，宝石戒指8枚，人民币1729万元（旧币）。
　　10月初开始定案处理，以结案为主，结合追缴毒品，完成定案工作。依据中央政策及《处理毒犯条例》（草案），结合我市原订的处理标准与运动中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了分别处理，对历史上一贯大量贩毒的主犯，并有反革命罪恶，民愤很大的，在禁毒令后贩毒在千两以上的现行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对反革命罪恶虽不大、但态度狡猾，毒品上缴不彻底的，贩毒数量在500两以上的现行犯，判处10年以上徒刑；对历史上一贯参与大量制贩毒品活动，或以贩毒为业的惯犯，贩毒数量在250两以上的现行犯，判处5年以上徒刑；对一贯以开灯售毒为业，解放后经逮捕、拘留、判刑数次以上屡教不改的，或贩毒在150两至250两的判3年以上徒刑：对历史上虽一贯参加大量贩毒活动，在“五反”前已停止、彻底坦白与交画大量毒品的，减轻处分，其中有正当职业者判处假释、首前；付一般，犯中老人、有动儿的文犯亦采取轻列管制的处理。审理定案的结果，在4000余名毒犯中，逮捕了1000余名，占25.9%，其中有反动身份的400余名。至年底分别判处死刑、有期徒刑、管制、免于起诉。
　　被判处死刑的乔国良、程其宽、刘树春、杨钦龙、王陈氏、谷朝选等都是“国人皆日可杀”的罪大恶极者。
　　前后5个月的禁毒运动，严厉打击了多年祸国殃民的烟毒犯，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惯犯、大犯、现行犯，进一步巩固了社会治安，改善了社会风气；使人民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更加拥护党和人民政府；也大大提高了公安干警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但是由于禁毒工作面广量大，有的阶段有的单位工作欠妥，象“五反”中普遍查对交待历史材料，方式方法不当，打草惊蛇，给尔后的追毒工作造成困难。在内外配合上，重视了社会上的普遍发动，而在内部，除铁路系统外，不少单位投入力量不足，进展迟缓，以致内外夹击的声势不够。对群众的宣传发动，跟不上运动的进度，对妇女的发动更不够普遍，曾发生个别妇女小组长面号召居民缴毒，一面却为毒犯藏毒的事例。
　　五、细致动员瘾民戒毒，挽救失足者
　　为了巩固禁毒运动的成绩，彻底肃清流毒，我市在禁毒运动末期进行戒毒工作。经查，到1952年仍有吸毒行为的有1000余人，这些瘾民的吸毒历史都很长。根据中央关于“政府管理、群众监督、集中或分散进行戒除，年老体弱者暂缓”的方针，市禁毒指挥部制定了戒毒工作计划。由市公安局和民政局、卫生局密切配合，以三、四、六区及浦口区为重点，在三、六区各设一个戒烟所（对外称卫生所），专门负责戒烟工作。其他各区烟民均在这两个戒烟所统一配药。开始烟民顾虑很大，一般都不敢承认吸毒。主要是怕追毒、笛处理，其次是怕失业，影响生活。为贯彻“烟民自戒为主”的原则，各级组织进行了广泛动员，分别召开群众会、烟民学习会和烟民家属座谈会动员，个别进行重点教育，以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培养决心大的瘾民带头戒毒。这样做颇有成效：经卫生局具体检查，最后需要强制戒毒的只有50人。除对其中流氓、无业、烟瘾大的5名集中戒除外．其余45名仍采取了公安局督促管理、卫生局发药的分散戒毒的办法，当年戒绝。瘾民及其家属均很感激，他们说：“这一下可把烟毒斩草除根了！”“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好政府！”
　　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百年毒害，从此基本上肃清了。

　　（来源于《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江苏卷·南京分卷）》P546-p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