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国民党警察罢岗事件（江苏文史资料集粹 综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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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南京国民党警察罢岗事件

刘海亭

　　1949年2月，南京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市的国民党警察罢岗事件。我是发起者和参加者之一，对这一事件的全过程比较了解。
　　1948年秋，我在南京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期间，经田竺僧介绍，参加了以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郭春涛领导的地下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此以前，我早已通过河北省旅京同乡会的关系，与中共地下组织田绥祥同志和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王葆真领导的民革南京分会地下组织胡勤业等人取得了联系。于是大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相互配合，在南京开展了民主革命的反蒋斗争。
　　一天，首都警察厅保安警察总队副队长兼总务主任李瑞甫来找我，他是我在中央警官学校警政班受训时的同学。他对我说，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叫保安警察总队到国防部去领几百支美式卡宾枪。唐老师（指保安警察总队长唐精武，我们在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唐是大队长，故同学都称他为唐老师）想趁这个机会去领几支“卜朗宁”手枪。因为我们所用的手枪是加拿大产的，比较笨重，而“卜朗宁”手枪则小巧玲珑，可以放在衣袋里。但国防部负责管发武器的于广荫感到为难，不肯发给。他知道我和于广荫比较要好，叫我代为疏通。我满口答应，后来经过疏通，他们多领了12支“卜朗宁”。
　　武器领到后，我问唐精武：“黄厅长领这么多卡宾枪干什么，是不是想更新警察厅的装备？”他抑制不住得意的心情，透露了黄珍吾曾经叫他草拟的一个打游击的秘密计划。原来，他们领取卡宾枪不是为了更新南京警察的装备，而是为了将来作为打游击用的。唐精武说：“我们在战场上恐怕不行了，南京早晚要丢掉。黄珍吾有一个设想，准备在闽、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地带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为什么要选择那个地方呢？因为一，那是三省交界地区，有空子可钻，有回旋的余地；二，该处山多，地形复杂，便于隐蔽；三，四周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军用和粮草的补给不成问题；四，闽浙两省靠近海岸，既便于从国外接济武器弹药给养，又可在遭到围剿的时候，从海上逃跑。将来国民党大部队反攻时，可以从游击区向北挺进，捷足先取南京，争取首功。”听了唐精武的一席话，我恍然大悟，原来领取武器是为了实现这个计划。
　　我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去告诉了田竺僧和胡勤业。当时，南京有河北省旅京同乡会和东北旅京同乡会的组织，这两个同乡会在抗战胜利之前，本是一个组织，名叫“奉直会馆”，胜利后分开为河北及东北两个同乡会。河北同乡会理事长一职，先由国史馆馆长张继兼任，张死后，由首都卫戍总司令孙连仲继任，孙调职后，由行政院副院长兼内政部部长张厉生继任，但他们都是挂名，实际上由常务理事兼秘书胡勤业负完全责任。东北同乡会的实际负责人是孟士衡。1948年，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王葆真在沪与梁佐华、许卜五等人成立了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并指派孟士衡、胡勤业在京成立民革南京分会地下组织，孟任主任委员，胡任副主任委员，所以河北和东北两个同乡会实际上就成了民革南京分会的掩护机关，也成了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河北省旅京同乡会的常务理事中很多就是民革地下组织成员，其中也有不少是中共地下成员，如田绥祥同志。当时，我也是河北省同乡会的常务理事。胡勤业的公开身份，除河北同乡会常务理事外，还是“国大”代表兼国史馆主任秘书。田绥祥的公开身份，除河北同乡会常务理事外，又是“国大”代表兼国史馆庶务科长。在国史馆里，胡勤业是田绥祥的上级，但在地下组织中，我们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所以胡勤业得知我的情报后，马上告诉了田绥祥。中共地下组织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立即指示胡勤业，要我利用黄珍吾贪污疏散费的案件，发动全市警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粉碎黄建立游击据点的阴谋。
　　黄珍吾贪污疏散费问题是这样的。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南迁，中央党部和行政院首先迁往广州。这些机关的公务人员，有的愿意随同逃亡，有的不愿逃跑，逃的需要安家费，不逃的需要生活费。国民党政府为了安定人心，规定对准备逃迁的公务人员每人发给三个月薪水的“应变费”，作为安顿家属之用；对不愿南逃的公务人员也发给三个月薪水的疏散费，就地遣散。留在南京的公务人员为了团结自救，组织了“留京公务人员联谊会”，到财政部去请愿，要求继续发给薪水，财政部不同意，便激起了大家的公愤。国民党当局一面宣布“留京公务人员联谊会”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一方面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将疏散费由原定底薪的150倍，增加为280倍。但黄珍吾领到首都警察厅全体官警的疏散费以后，扣押不发，企图贪污自肥。这很容易引起众怒，所以中共地下组织指示我们要利用这一事件来挫败黄珍吾准备去闽浙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阴谋。
　　我得到地下党的指示后，立即去找马广运（国民党中区警察局局长。是我在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的同学），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摸底活动。没有多久，我们得知黄珍吾已将领到的武器弹药以及他私人的行李装上卡车，准备运往福建。经办这件事情的是黄珍吾的亲信薛凤（特警大队长）。卡车停在延龄巷特警大队部内，延龄巷属中区警察局的管辖范围。马广运查明了发车时间，就在前一天夜晚派人把卡车的轮胎破坏了。
　　第二天拂晓，司机没有进行检查，匆匆将卡车开出来。卡车一出延龄巷，就在大行宫街上抛锚了。大行宫街是南京的热闹地区，这时天已亮了，行人熙熙攘攘，车辆来往很多，交通为之阻塞。特警大队长薛凤本来是想趁凌晨人少的时机悄悄溜走的，但不料“出师不利”，被困在热闹市区。他见到满装武器的卡车成了引人注意的目标，十分恼火，向司机大发雷霆，指责司机临行前不加检查，以致出了这个大乱子。司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心里也憋了一肚子气。这时，我们事先布置好的交通警察前往指责司机，说他违反交通规则，妨碍车辆运行。司机自然不服气，发生争吵。于是交通警察行使职权，将卡车扣押，并拖到中区警察局处理。
　　这时，田绥祥指示中区警察局长马广运离开警察局，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我领马广运到朱惕生家。朱是一位好客的友人，他常常叫我到他家去玩。这天，我和马广运到了他家，说：“惕生，你不是说要请吃饭玛？我今天邀了几个朋友来你家吃饭，打麻将，好不好？”朱表示欢迎。
　　马广运离开警察局后，田绥祥又通知在《南京人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同志，以记者身份到中区警察局去采访，这样事情就闹大了。第二天《南京人报》以大字标题登载了揭露黄珍吾的消息：“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开溜失风，带他的姨太太及金银十多箱，乘汽车到明故宫飞机场，准备上飞机逃走……”消息见报后，南京市为之哗然。黄珍吾对此大发脾气，指派刑事警察和便衣特务，将《南京人报》社捣毁查封，勒令停刊，并责令该报在其他报纸上登载声明，予以更正，并向黄珍吾道歉。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捣毁《南京人报》事件。后来，中共地下组织花钱向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活动疏通，《南京人报》才得复刊。田绥祥为了安全起见，也奉命带家属离开南京，转移到上海居住。
　　黄珍吾开溜失风的消息发表以后，首都警察厅全体官警表示极大的愤慨，纷纷指出：“黄珍吾的金银都是从我们头上刮去的，领了我们的疏散费不发，却带了姨太太要逃跑，我们不答应。”不少官警到清凉山的警察学校集会，有的说：“如果黄珍吾再不发疏散费，我们就不上岗，不出勤。”当然，这是一时的气话，并未作出一致的决议，但从中可以看出组织群众性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这天晚上，我睡在局长室内，床边就是一个自动电话。我冒用东区警察局太平桥警察所值班人员的名义。给西区警察局水西门警察所值班人员打电话。说：“你们那里怎样了？”水西门警察所值班人员被问得莫名其妙：“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们怎么不知道？南区和东郊警察局的几个警察所都来电话说他们已经罢岗了。黄珍吾不发疏散费，大家决不出勤上岗。”对方听了以后，说：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也罢岗。”于是那个值班人员又打电话给其他局、所，探问联系。这样，一夜之间几乎全市的警察局和警察所都知道了这件事，并决定以警察罢岗的行动来抗议黄珍吾的贪污，逼他发放全体官警的疏散费。
　　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出现了全厅罢岗罢勤的局面，全市的交通岗和守望岗上见不到一个上岗的警察，巡逻队也不见了，交通秩序一片混乱，居民人心惶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小道新闻不翼而飞，有的说共产党要进城了，有的说黄珍吾带着小老婆坐飞机跑了，各警察局长和警察也都逃跑了。
　　黄珍吾闻讯，惊慌万状，又怒又急，赶忙打电话给各警察局长，一面叫他们追查昨晚电话的来源和罢岗的为首人员，一面要大家帮忙，稳住局势。我也接到了他的一个电话。他在电话中问我：“你们那里怎么样？”我说：“我们这儿还没有动，但各官警人心浮动，如果再不发放疏散费，我也很难控制了。”黄珍吾听了我的话，反而加深了对我的信任，说：“你要稳住局势，要好好地劝导他们，叫大家不要听信谣言。”我假装唯唯答应。
　　各警察局长对黄珍吾的贪污行为，也心存不满，所以不肯尽力地安抚警察。他们不知内情，对电话的来源，相互推诿指责，不去追查，电话一事就成了一个无头案。全市警察继续罢岗，直至中午，交通岗上还是见不到一个警察。
　　黄珍吾见到事态有扩大的可能，心急如焚，赶忙集合全厅警官在大华戏院开会。他在训话中说：“疏散费，我们警察厅并未领到，因为我们警察已经编到战斗序列中去了，也就是编成军队了，军队不发，我们也没有。不过，我尽量想办法帮大家去争取，只要上级批准，就可以领发。”继而他又威胁大家说：你们不要听信谣言，不要上共产党挑拨离间的当，不要闹事，否则我要重办!他反复告诫大家：“凡是警员，都要出勤上岗。”但台下还是乱哄哄的，根本不去听他的话。有些官警相互传递条子，秘密协商，于是大家一起高喊：“我们不是共产党，我们是警员，我们不是捣乱!”“我们要求发放疏散费!不发疏散费就不上岗!”把黄珍吾弄得毫无办法。
　　这时，警察厅督察处长吴坚中，见黄珍吾下不了台，更怕事态扩大，便假装叫黄去接电话，实际上是在后台商量对策。经过紧急磋商，他们都感到不发实在不行了。于是黄珍吾重新回到台上，装出一副刚接到电话的样子，假惺惺地说：“好了，大家不要再吵了，刚才接到上级的电话，领发疏散费的事情已经得到了批准，马上可以发给大家，各局可派会计到厅里来领。”
　　轰动全市的南京警察罢岗事件，以黄珍吾的失败而结束了。这件事不仅迫使他吐出了已经吃到嘴里的一块肥肉，而且粉碎了他偷运武器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阴谋。原已装上卡车准备运走的枪支弹药并未运出，后来被迫发给保安警察总队和各警察局，作为更新南京警察武装之用。事后，黄珍吾虽然抓了几个在大华戏院会场上吵闹的警察，诬他们为“故意捣乱的共产党”，以泄私愤，但对绝大多数警官，他也无可奈何。警察罢岗事件的政治影响很大，对国民党的统治是一个打击。

　　选自《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综合卷
　　（来源于《南京解放》P535-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