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牡丹江根据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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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牡丹江根据地的斗争

王希克

　　1945年“8·15”日寇投降后，根据中共中央为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从各抗日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干部团，随大军奔赴东北，开展剿匪和解放全东北的斗争。
　　一、向东北进军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帮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蒋介石搞假和谈，实际上在准备全面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争夺东北的重要性，于是，党中央火速向东北派于部，派军队。
　　我是新四军四师干部二团成员，于1945年10月赴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我们新四军干部二团，团长王景坤、政治委员刘野亮、参谋长刘瑞珊、后勤处长吴作舟、政治处长王希克。从班到营职，抽调100多名干部。由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已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在东北不能公开出现。要准备应付检查，我们都换便服，不带有任何特征的书、笔记和衣物。
　　我只带一本《三国演义》、一本《西厢记》，换洗的衬衣，打个小包袱背着。我们徒步北上，越陇海路抵山东省临沂军区时，换穿棉衣。我们于山东省龙口市乘木帆船，在茫茫的渤海上航行4昼夜，到达辽宁省庄河县登陆。我们乘汽车到凤城换乘火车到沈阳市，听东北局彭真同志做形势任务报告后，奉命去哈尔滨，接受北满军区分配。这时，国民党反动军队已向我山海关守军进攻。
　　二、收编地方武装
　　我们到哈尔滨北满军区后，军区决定我们干部团一分为三，去松花江地区、合江地区、牡丹江地区。王景坤带50多人去合江，任三江人民自治军鸡（西）密（山）虎（林）挺进支队副司令员，收编的孙荣久任司令员，刘野亮任牡丹江军区副政治委员，政委李大章（省委书记）。王希克任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张静之（省长）。营以下干部均按高一级职务分配工作。我们于1945年11月份到达牡丹江。
　　1945年“8·15”光复后，随同苏联红军到达牡丹江的抗联干部金光侠（牡丹江卫戍区政治委员、朝鲜族、回朝鲜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陶雨锋（牡丹江卫戍司令员），张锡昌（驻林口苏联红军司令部副司令），于忠友（驻穆棱苏联红军司令部副司令）等干部已经到职。11月初，从延安来的抗联干部李荆璞（牡丹江军区司令员、牡丹江市长），张静之（绥宁省长、军区政治部主任），谭文邦（军区副政治委员）等同志到任。接着董振东（十四团长），钱志超（十五团长）等大批同志来牡。他们已经摘掉了国民党党部和党专的牌子，迫使国民党转入地下，接管了省市政权，初步建立了人民武装部队。同时收编地方武装。牡丹江成立十四团、十五团、保安团、炮兵团。宁安县成立司令部，司令员肖荣华、政治委员谭文邦、吴亮平，政治部主任钱志超。穆棱县成立司令部，司令员陶雨峰（省军区副司令员）。宁安司令部辖警卫团、17团、18团、东京城4团。穆棱有15团、16团。铁岭河有12团、柴河有周放之为司令的独立支队。头道、二道、三道河子有26团。林口等县成立了县大队、公安局。仙洞（朱家）五河林、柳树河子有36团。总计兵力约2万人。我党干部特别缺乏，市县乡政府全都是伪政权人员，收编的部队有的派1-2名政治干部，有的没有派人去。我们干部团到来，省军区领导特别高兴，马上给各部队充实领导力量。胡子美到14团任副团长。该团长是民主人士陈恩博，已派去红军干部邹世环任政治委员（剿匪战斗中牺牲）。戴春涛去18团任副团长，吴作舟去宁安司令部任后勤处长。刘野亮任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去穆棱司令部任政治委员。王希克任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一方面领导纪瑞生（教导员）筹建牡丹江军区干校，准备培训军政干部。另一方面，王希克代表省军区司令部带领仙洞36团去接收伪东安省。当时收编的队伍，报一个营就任营长，报一个团就任团长，报一个旅就任旅长，发给部分津贴和枪支，规定番号。
　　三、平叛和剿匪
　　我们新四军干部团人员都分配到任后，省军区司令员李荆璞调来36团团长张德振、副团长李开江、参谋长高永安，把我们介绍给他们，并交待接收伪东安省的任务。李说：“王希克是我们司令部的代表。你们去接收东安省，要大力扩军。发展一个旅，你们就是旅长，发展一个军，你们就是军长。你们一定要服从王主任的指挥。”然后，我们就乘他们的大卡车去仙洞。汽车路过桦林时，张德振指一个村子说“那个屯子是我们管辖的，现在让铁岭河12团划过去了。太不讲理！王主任来了，一定给我们作主，要回来！”这是要我们帮他们争地盘。我不能表态，只是笑而不答。
　　我到仙洞一看，他们报告李司令说3000人，实际只有3个连，300多人，而且分散住在仙洞、柳村河子、五河林。部队装备很好，一色是日本军呢子大衣，“九九”式毛皮鞋，机枪步枪齐备。我经多方了解，特别是火车站的装卸工（扛小工的）讲了实情。这伙人是汉奸地主武装。张德振是安东迁来的新兴地主，仙洞伪村长。李开江是旧军官，柳树河子伪村长，高永安是五河林的恶霸地主，与警察特务勾结，作恶多端。他们都是地主封建势力的代表。日寇投降，他们成立维持会，收拢伪警宪特，流氓烟鬼，并诱迫青年农民，失业工人组织武装力量。他们规定，凡捡到枪支的都要参加队伍，不参加要把枪交出。
　　他们对我毕恭毕敬，但是一句实话也没有。我问他们何时出发去东安，他们说要准备，要整训，定不了时间，实际是不想离窝。住几天后我就回牡丹江，向司令部汇报。我说：“他们只有3个连，要准备，要整训，不能马上去东安。”李司令说：“3个连也好！出发日期可以推迟。”我又说：“那个队伍不可靠，改造成我军不容易，只能做友军，利用一下。看发展再说。我带去一个营长、两个排长，只能做交朋友的工作，无法下派。我们也不能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否则会引起不满和事变。”李司令同意我的意见，并要我在去东安前，侧重回来抓政治部工作和军校的工作。我和带去的营排长，都分别与他们的官兵交朋友。讲国共两党的斗争、前途、命运，但不涉及他们的内政。我会俄语，在苏军一个上尉来买粮时，我和他联系，请他给我办了一个俄文身份证明，以便与苏军联系，取得支持。
　　经过一段工作，张德振和李开江同意去东安，高永安嫌官小，与张李不和，坚决不去。1945年12月10日，我带他们两个连的兵力（号称一个团）东进，到林口县时，受到我党秦孝之（秦敬三）县长，苏军卫戍副司令兼县大队政委张锡昌为首的热烈欢迎。张德振又借口休整队伍，停止前进。
　　我们到林口的第二天，我就接到去勃利的干部团人员来找我紧急求援。原来，合江省军区称三江人民自治军，牡丹江省（绥宁）军区称国民革命军。收编的孙荣久共有600多人，又收编西大营的武装300多人，暗中接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委任。听说苏军12月8日撤回国（苏军应国民党要求推迟到1946年4～5月间撤军回国），又听说国民军36团开到林口，以为国民党军队到了，于12月9日公开叛变。他们把王景坤、魏骥等我党干部抓起来，扣在勃利县城。我们勃利县大队有400来人，其中朝鲜族大队300人，工人大队60多人，只有6条枪。于化南、马庚臣同志马上率县大队布防还击，派人求援。我知道带的队伍没有战斗力，但是也要去增援。我与张德振、李开江商议，张滑头要留守，派李开江部与我去勃利。我们乘火车去增援。
　　孙荣久率匪部向我县大队进攻战败，我军俘敌王仙久、刘成彬两个团长及匪兵70多人，毙伤多人。12月12日中午，孙荣久被迫与我方谈判交换俘虏，晚10点左右，王景坤、魏骤等人被放回来了。
　　我们到勃利后，同于化南商议联合进攻，李开江怕伤亡，拒不执行。他们有4门迫击炮，我令他们向城里开炮。孙荣久摸不清底，迅速交换了俘虏。我派人找张德振来增援，得知林口县大队和公安局在土匪谢文东、张雨新的策动下，也不来增援。勃利工人大队打垮了，只剩下朝鲜族大队。我们又乘来时的火车撤退到林口。这时勃利西大营300多地主武装也叛变了，枪杀了我5名干部。苏军不许我们在县镇内停留。这时，正值张闻天、方强等人抵达林口，受到苏联红军的保护。我向张闻天汇报了勃利叛乱情况，说明他们去佳木斯危险。我带去的一个营长和两个排长交给王景坤他们。我回牡丹江汇报，张德振带队回仙洞原防地。方强带少部分干部化装，在苏军保护下去佳木斯。张闻天带大部分干部到富振声家乡宁安县，搞建立根据地试点。张闻天命于化南、王景坤、马庚臣带队去鸡西开辟工作。他们途中又遭土匪郎亚彬部伏击。王景坤和部分人返回牡丹江。于化南被土匪抓住，在龙爪乡牺牲、朝鲜族大队连遭挫折，苏军不收留，又不准驻林口，而自行解散了。我回到牡丹江司令部，才知道各地收编部队纷纷叛乱。柴河周放之部叛乱，被苏军和我军联合平叛缴械。在1道河子、2道河子、3道河子活动的26团，汉奸地主李德林武装叛乱，李荆璞岳父（前妻父）被驱逐。派去当政治处主任的彭汝清被扣留，牡市工商联给保回来了。铁岭河12团团长因争权被部下击毙，派去的参谋长马佩峰逃出来。沙兰站的18团叛变，派去的副团长戴春涛逃出。穆棱16团叛变。15团叛变后，剩下1个朝鲜族营，政委刘野亮机智逃出。依靠朝鲜族营。重建15团，任团长兼政委。
　　1946年初，王景坤来牡丹江市找我，说他带回的干部经仙洞时，被张德振、李开江扣留43人，他只带回10多人，请我去要人。情况紧急，我把此事报告李荆璞后，带个警卫员，于凌晨抵仙洞36团。团长张德振不在，战士们见我后都神色慌张。我找熟识的铁路工人班王班长也不在。后来了解到，王班长被张德振枪毙，全班解散。我觉得情况有变化。这时，林口有人来送信，他以为我和张德振是一伙的，就交给了我。我拆信一看，是匪首谢文东给张德振的委任状；国民党第11集团军105团团长。证实，他在林口时已与叛匪接头了。为了麻痹他们，我把信封好，让一个排长给张德振送去。早饭后，张德振慌慌张张来找我，拿着那封信，又不想让我看。我装作不知道信的内容，很信任地说：“你看过就行了，我不用看了。”他说：“来信内容是林口武装要编给我们。您看这事李司令会不会生气？”我说：“李司令讲过队伍能发展多大就发展多大，哪会生气！”我告诉他，晚上开“骨干分子”会，我有话讲。
　　晚上到会的有：丛副官，胆小怕事的土财主；王翻译，从苏联逃回来的华侨，黑高参；某参谋，伪满警尉，狗腿子。我严厉警告他们。我说“听说有人想干国民党。国民党是你们这样人干的么？一听机关枪响腿就哆嗦，3天看不见家里烟筒就没魂了！”
　　张德振马上表白，忠臣不保二主，一心听李司令的。我就说你们不想干，可是有人想干。请转告他，干国民党象押宝“抓丁”，押上了也许会发财，押不上可是连本赔上，要家败人亡的。蒋介石反共，日本人反共都没反得了。共产党越来越强大，现在都到你们牡丹江，到你们家来了！你们这些人反得了吗？告诉那些想干国民党的，等国民党到仙洞车站下车来，再干也不晚。——张德振表示，他们决不干国民党。我说，你们不干国民党，很好。但是李开江想干，要不然，为什么扣留我们的干部。张赶紧说，那是误会。他们也不讲是共产党的人。我说误会也罢，有意也罢，要他们马上送人，3天内送齐，既往不咎。如果有一个受伤害，我们要他全家偿命。你们知道牡丹江到这里80里地，汽车1小时就开到了。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他们异口同声说：“马上让他们送人！”我讲话时，让他们把门打开，让士兵听见。第二天，我们被扣的干部陆续回来。我怕再生事故，凡回来干部，立即送他们上火车回牡丹江，或者搭乘苏军购粮汽车回牡市。到第三天，43人全部放回来了，多数是我们新四军干部团的。然后，我回牡丹江市，我让张德振那个某参谋送我回牡。我有意让他到牡市内看看，牡丹江到底是谁家的天下。让他带回消息去宣传。
　　以后，张德振经常派参谋来牡与我联系，推迟了该团的公开叛变。当二支队（田松支队）来牡丹江时，无防寒衣服。我就是通过他们给购买2000件皮大衣。
　　李荆璞司令员听我报告后，经常派侦察员了解张德振部的动态，控制使用他们。
　　王景坤被张闻天派到宁安军政干校当校长，不久又任警卫团长，其他干部都分别派到各团，警卫团、17团、14团派去的于部多些，成为骨干战斗队。
　　1946年1月，我同省军区副政委金光侠指挥14团进攻柴河的原26团李德林、付邦俊匪部。我军进入柴河，匪部退据两面山头。金光侠看到14团刚组建，缺乏训练，战斗力不强。而敌人是主动撤退设伏，令炮兵轰击山头后，撤回牡丹江。从此，距牡30里的桦林被土匪占据。同时，东京城四团向匪部马喜山进击。这个团的团长陈恩溥是进步民主人士，政委是红军干部邹世环，从延安来的，副团长王敬之是我们新四军干部团的。3个汉族营都是收编的地方武装，一个朝鲜族营是新组建的。国民党先遣军秘密串连，发给陈团长少将旅长委任状，发给3个营以团长的委任状。陈团长把委任状上交牡丹江（也称绥宁省）。在攻打马喜山匪部时，邹世环政治委员被内部叛匪从背后打枪，壮烈牺牲（曾命名东京城为世环镇，纪念他）。随后，两个营公开叛离马喜山，另一营被王敬之团长借用苏军力量缴械，只剩下一个朝鲜族营坚守东京城。田松支队（二支队）来牡后，陈恩溥任一团长，住宁安县。王敬之任二团长，驻海林县。
　　牡丹江市内也不太平。1946年初，牡丹江省军区政治部也充实了力量。被救回的彭汝清任组织科长，林口撤回的张锡昌任保卫科长，延安来的于某某任政治干事。春节前后，我们与各党政军群等机关团体，大抓搞地下活动的国民党特务。1945年，国民党专署和市党部的牌子被我们摘了。在姜学容指挥下，都转入了地下活动。我们共抓了40多人，我亲自审训、谈话。他们多数是青年学生并非顽固反共的特务分子，而且由于对国共两党性质认识不清，正统观念和反共思想影响所致。1、把帝俄和苏联红军等同看待。对苏军违纪不满。2、正统观念，认为国民政府是国民党领导的，共产党是匪患。3、对我党组建的部队违纪不满。这些人经过说服教育后，多数送军政干校学习，少数释放回家。后来，他们大多数思想转变，成为我党政军的干部。当时，有一个李铁民执迷不悟。他后来参加“5·15”暴动又被捕，经教育才转变过来。
　　牡丹江平叛剿匪斗争，使我们获得了千金难买的教训。1、和平接收牡丹江是不可能的，必须经过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日伪统治垮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还存在，必须进行改造。2、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必须是党指挥枪。我们一到牡丹江地区，就抓枪杆子，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兵力和干部太少了，没有能力去指挥、改造地方武装，致使他们“明八路，暗中央”。时机适合他们，就叛乱，杀害我党派去的政治干部。据1947年统计，牡丹江地区叛匪杀害我党干部40多人。3、建设牡丹江革命根据地，对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都具有重大意义。国民党反动派与我党争夺牡丹江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他们比我党早到牡丹江，挂起“党专署”、“市党部”的牌子，转入地下活动也很猖狂，直到1946年“5·15”暴动以后，才被彻底摧垮。
　　四、剿匪和建军
　　牡丹江地区的土匪，是伪警宪特、汉奸地主武装、惯匪、地痞流氓的结合，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先遣部队，是政治土匪。当时老百姓叫他们“中央胡子”。剿匪是建立东北根据地、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闻天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北满分局代表的身份，坐阵牡丹江，搞调查研究，身体力行搞建设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试点。他把剿匪、建军、土改、建政、建党都作为重要工作议程来抓。他看到收编的地方武装纷纷叛变，土匪势力较大，我党武装力量不足，就利用所带的电台向上级汇报情况，请求派主力部队来剿匪。
　　1946年2月2日，田松支队（二支队）经长途跋涉，一路上行军、宣传、剿匪、扩编，队伍由不足千人，增至3千人，到达牡丹江。张闻天接见支队领导时，称赞他们是“一次小长征”。二支队是以伪海军刘公岛起义部队为基础，充实了胶东学生军（中、小学生），又从辽吉黑各省扩编了些学生、农民等。北国天寒地冻，达摄氏零下30-40度，大雪一米多深。他们多数没有冬装。牡丹江省军区后勤部长李梦吼尚未到职，机关尚未建立。故指定我去筹款购服装。我让被扣押的伪牡丹江省反省院副院长、大奸商文凤仪交出罚款280万元。我用这笔钱，经张德振购买民间收藏的日本军用皮大衣2000多件，解决了二支队的防寒服装。
　　二月初，二支队稍事休整，就与主力部队，三支队谭文邦、肖荣华的部队配合，攻打力量最强。对宁安、牡丹江威胁最大的郑云峰、马喜山匪部。消灭匪军大部，活捉匪首郑云峰。马喜山带少数匪徒溃逃。解放后在长春抓获马喜山，1951年3月15日在宁安县枪毙。剿匪首战告捷，打通牡图铁路线。
　　三月初，二支队、三支队和一支队十四团（董振东团长）联合剿匪，打通牡佳（佳木斯）、牡鸡、绥滨铁路线。三支队开往密山，配合359旅继续剿匪，成立了“东安军分区”，后归合江省军区辖。
　　当剿匪部队包围林口县杏树底村时，战场指挥员，是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田松、刘贤权。军区司令员李荆璞、副政委金光侠、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按原计划，先后赶到前线指挥所。十四团准备炮击杏树底村，但是又顾虑到民房被毁，百姓将有大量伤亡，即“玉石俱焚”。王希克考虑到曾收编过张德振、李开江部，有些情谊，可在兵临城下时劝降。王希克向李荆璞建议，经同意后，即执笔给张德振、李开江写劝降信。署名是省军区司令员李荆璞、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信交给田松副司令员，令二团副政委曲波派人送去。在我方停止射击，敌人尚未停火的情况下，送信是很危险的。敌人争吵了一上午，终于决定缴械投降。没有伤亡，缴械土匪400多名。后来，王希克到二支队二团任政委时，才知道，那次送信人是侦察英雄杨子荣。
　　匪首张德振、李开江等人曾被扣留审查，教育一段时间后放回，土改斗争中因有血债、民愤极大，而被打死。
　　1946年4-5月间，苏联红军回国，国民党反动派向东北大肆进军。牡丹江地区和东安地区的土匪以为时机到了，纷纷叛乱暴动。王枝林（张兴汉）、吴家三虎发动的东宁“5·1”暴乱，绥芬河“5·4”暴乱，郭清典、谢文东、王介孚（王超）等发动的东安市、鸡西市，牡丹江市3市的暴乱。他们都是通过收买我改编的伪军官做内应。这些叛乱暴乱被我359旅、牡丹江1-3支队及地方保安大队、独立团等部队联合击溃，俘虏大部，残匪逃入山林。我带军区政治部的同志负责审训俘虏。1946年6月，二支队机关与军区机关合并，李荆璞调合江军区，刘贤权任军区司令员，田松任副司令员，李伟任政治部主任，王希克仍任副主任。7月，为加强军区领导，原任359旅参谋长的刘子奇任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调合江野战军。曾任8年中央警卫团政委的邹衍来任政治部主任，李伟任副主任。王希克调二团任政治委员。
　　1946年5-6月份，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田松指挥二支队二团、一团部分、十四团、十五团留守东宁，继续剿匪，其余部队返回牡丹江。
　　1946年冬，东宁残匪基本肃清，十五团调往前方战场，补充主力部队。十五团团长兼政委刘野亮调东北军政大学工作。他是位不计较名誉地位全心全意为革命的好同志。抗日战争时，他是新四军四师九旅主力团二十五团政委。到北满后，北满军区任命他为牡丹江军区副政委，他没在军区停留，与陶雨峰去穆棱组建军分区司令部。当十五、十六团叛变时，他机智逃脱，重新组建十五团。他因省军区副政委已有3人，故坚持在基层工作，在火线上指挥战斗，深受官兵的敬佩。
　　我到二团当政委时，正是分片包干剿残匪的阶段。1947年初，我团接到情报，海林北40多里处发现匪情。我们根据3次抓惯匪九彪（刘亚杰）来获得的情况，与侦察排长杨子荣研究，决定少数人化装成东宁县来的土匪打入其内部，待搞清情况，向团部汇报。杨子荣挑选5名侦察员，计6个人进山了。经过半个月时间，杨子荣把座山雕（张乐山）等12人押回海林团部。直到海林，座山雕才明白被俘了，哀叹道：“我在山上混了五六十年，大清国、张作霖、日本人都无奈我何。想不到却栽倒在你们手里！”次日，团部又派人去收杨子荣未有惊动的座山雕的3道卡子，带回10多人，共俘获25人，受到东北军区的通令嘉奖，登在《东北日报》、《牡丹江日报》上。座山雕被俘时72岁。他13岁随堂兄从山东逃荒到牡丹江，15岁上山当胡子，18岁当头领。他经大清国、老中华民国，受抗联收编过，受日寇收编过，但始终未离开过深山老林。日寇投降后接受我军收编，又接受过国民党委任，当了60年土匪，未等公开审判，病死在狱中。
　　1947年2月21日，剿匪小分队在追剿顽匪郑三炮的老窝时，杨子荣为保护首长和同志们猛扑土匪窝，因枪冻未打响，被敌人击中胸部，壮烈牺牲。小分队怀着满腔怒火消灭土匪。
　　二支队一团、二团排以下干部战士补充野战军，干部回来组建一团、新二团。
　　1947年—1948年，牡丹江军区各部队陆续开赴前线，参加主力部队，军区撤销。日寇投降后，我们到牡丹江地区开辟工作，从建军、平叛、剿匪到土改、大生产。许多同志都随部队参加了野战军。我则继续留下来参加建政、建党工作。牡丹江的阶级斗争教育了我，牡丹江的人民教育了我。我作诗一首，作为本文的结尾，作为对牡丹江人民的祝愿。
　　昔日风流已多往，幸录优诏尽白头；
　　大江东去复东去，代代来人更风流。
　　（作者1945年11月任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来源于《北疆旭日 牡丹江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p10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