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解放初期建政、建军及剿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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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解放初期建政、建军及剿匪斗争

李荆璞

　　1945年东北光复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干部地方化的方针，分配我回牡丹江开辟工作，任命我为牡丹江省军区司令员，还决定谭文邦为军区副政委，张静之为军区政治部主任。任务是抓武装建设，组织人民军队，反奸剿匪，建设革命根据地。我和谭、张两同志带领三名警卫员从沈阳出发到达长春，见了原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同志，他告诉我原抗联五军一师的金光侠（任军区副政委）、陶雨峰（代理军区副司令员）随苏军已到了牡丹江，找到他俩就了解情况了。
　　1945年10月的一天早晨，我们一行6人到达牡丹江市，住进“合江旅馆”，从街上买了一份《合江日报》，从中得知：“牡丹江市政府正式成立，国民党市党部、省党专开始办公”。国民党已经走在我们前头了，必须抓紧工作。我来到红军司令部，苏军一个中将看完了我的介绍信说：“你们不能在牡丹江市内活动，到乡下去搞军队吧。”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因此，国民党在牡丹江是合法的，你们是不合法的。”我看他把话说得很死，不能再谈了，急忙去找金光侠和陶雨峰同志。我们5个人在满铁医院的空楼开了个会。我提出：“应该想办法争取在市内站住脚，把牡丹江市政权夺过来。”他们都赞同我当市长。我又来到苏军司令部，苏军的那位中将和一个少将接见了我。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要接任牡丹江市市长。”他俩笑着说：“好，你任市长可以，明天我们派人送你上任。”我说：“还得有武装警察维持社会治安。”中将说：“最多不超过300人。”我回到满铁医院，同志们听说苏联红军司令部同意我接任市长都很高兴。于是，我们继续开会，听取了金光侠、陶雨峰两位同志对牡丹江市情况的介绍。陶雨峰说：“眼下情况很复杂，国民党不仅成立了市政府、市党部、省党专，办了《合江日报》，还建立了二、三百人的武装警察队。在乡下有几支杂牌队伍，都在等待国民党接收大员到来。我们只有40多人的武装警察。”金光侠说：“我们党的力量很弱，没有公开出面活动，只是把大同盟建立起来了，有一千多盟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开辟工作，鉴于牡丹江是个省，我们5人组成了临时省委。选我为临时省委书记，金光侠为副书记，其他三位同志为委员。会议决定要大刀阔斧地办好三件大事：第一，大抓武装建设。军区司令部就设在满铁医院大楼，明天就把军区司令部的牌子挂出去，把现有的40多人的武装警察改编为军区警卫连，司令部设上岗哨。金光侠同志去大同盟动员盟员参军。陶雨峰同志去动员铁路失业工人参军，动员来参军的人员，由谭文邦副政委组织训练，枪支弹药由金光侠和陶雨峰负责，与苏军司令部联系解决。第二，张静之同志去宁安组建军政干校，招收青年学生，训练三个月分配工作。第三，我去接任市长。会后立即分头开始行动。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当天晚上，军区警卫连就扩大到200多人，成立了保卫军区首长的警卫排50多人，我的警卫员王根银任排长。警卫排的三个班，每个班一挺捷克式轻机枪，每人一支匣子枪和一支苏式转盘冲锋枪。为给接任市长做好准备，经过商量，张静之同志连夜给我写了一张委任状。考虑到国民党有武装，在接任市长时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做了周密的部署。军区警卫排50多人做好战斗准备，和我一同前往。
　　第二天早八点，我穿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带了两只手枪，由苏军司令部一位少校领着到了市政府。房门口、楼梯上我都示意警卫排长王根银派人看守。进了市长办公室，只见坐着三男一女，见了我们都吃惊地站了起来。苏军少校走到市长办公桌的前面，对原市长说：“这位（指着我）是中央派来的新任市长，谷市长（即谷怀贵）作为第一副市长，其他副市长不变动”。说完转身就走了。我坐到市长座位上，把那张委任状拿出来往桌上一放，他们都站起来伸长脖子看，没等他们看清，我就收起来了，要他们汇报市政情况。一位姓刘的副市长说：“昨天来了6个八路军住在合江旅馆，去向不明，正在侦察中。”我连忙说：“改日再谈吧！谷副市长，你把市政府的全体人员集合到院子里，站成方队，我要讲话。”人员集合好了，谷副市长介绍完毕，我说：“我叫李荆璞，今天能和大家见面我很高兴！我是国民革命军牡丹江军区司令兼市长，由于军务太忙，每天只能到市府办公两小时。我不来这里时，由谷副市长代行市长职权，但有重要事情必须请示我。所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照常工作，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不论什么人都必须廉洁奉公。”我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中午听大同盟来汇报，说市党部、省党专和报社的主要负责人都不见了，连那个刘副市长也去向不明。我叫陶雨峰带警卫连半夜包抄国民党市党部、省党专和合江日报社，当夜搜捕之后，陶雨峰汇报说，抓的30多人中，一个真正国民党员也没有，是些伪满的汉奸，摇身一变都成国民党员了。
　　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和战斗，我们初步地有了自己的武装，掌握了牡丹江市政权，取得了第一回合斗争的胜利。
　　牡丹江是东北的战略要地，为完成创建以牡丹江广大农村为基本阵地的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和当时牡丹江的实际情况，我们采取组建新兵队伍和收编改造自发武装相结合的建军方针，很快组织起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原抗联五军一师活动的游击根据地的群众，在“8·15”光复时，夺了日伪军的枪支武装起来的800多人的队伍，我们收编为军区警卫营。
　　通过金光侠同志第二次动员民主大同盟盟员参军，再由陶雨峰同志动员铁路和伐木失业工人以及他们周围知根知底的青年参军，仅三天时间，就有1000多青年报名。加强训练，装备优良武器，优先配备上级派来的军队干部，番号定为牡丹江省军区直属十四团，后扩充近3000人，编四个营，成为牡丹江军区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
　　有一支中间性质的武装，他的头头是开明人士，我们采取主动联合，大力争取的政策。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正式收编，补充新生力量，清洗坏分子，纯洁内部。这支队伍编为军区直属第十五团，后来编入第一支队，由肖荣华同志任一支队司令员，谭文邦同志兼一支队政委。
　　还有几支队伍的头头是反动的，他们既投靠国民党又不得不向我们靠拢。我们知道他们不可靠，可当时又没有力量消灭他们。所以，我们的对策是，争取他们做暂时的同盟军。早跟陶雨峰拉上关系的崔团驻在桦林，我们收编为十二团，驻在铁岭河的周团来投我们，收编为十七团，张德振、李开江来投我们，编为十九团。还有一支部队驻在海林，来投我们，编为二十六团。
　　我们时刻警惕这四支暂时同盟军的动向。当国民党中央军进驻长春时，发现他们要叛变，我们决定收拾他们。十二团的崔团长要拉队伍去投谢文东，我就派陶雨峰同志利用以前的关系去缴12团的械，结果大部分缴了，少部分跑了。我们把十七团调到军区司令部来开会，狡猾的周团长只带一部分队伍来，被我们缴了械，没来的那部分跑掉了。十九团、二十六团都跑掉了。叛逃的总共不到3000人。经过扩军和收编，我军的实力不断壮大，到1945年底，我们组建起来军区直属警卫部队1000多人，十四团近3000人，十五团1500多人，保安团2000多人，第一支队两个团近4000人。宁安军政干校也为部队培训了不少干部。
　　这时，党中央派李大章同志来牡丹江任省委书记，并建立了军区党委会，李大章兼任军区政委、党委书记，我为副书记。之后，中央又派刘贤权同志来牡丹江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在省委的领导下，牡丹江市工、农、商各业逐步得到恢复，集市贸易也日渐兴旺起来，开办了以镜泊湖发电站为主的实业银行。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牡丹江市和整个吉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采取了更阴险毒辣的手段向我们进攻，国民党市党部宣传科长张福山、训练科长姜学培等人秘密组织了“五四青年剧社”，编印了反动报刊——《北斗日报》，在市内秘密组织“铁血暗杀团”，组建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办事处第八支队。盘踞在牡丹江北部的高永安、张德振、李开江匪团几次侵入桦林、柴河等地，烧、杀、抢、掠、洗劫我车马行人，阻止粮食进入牡丹江，妄图制造饥荒，围困我们。
　　为了巩固牡丹江市，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查封了“五四青年剧社”，查封了《北斗日报》，成立了《牡丹江日报》社，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搜查暗杀分子，这样抓了几天，街上就平静了，夜间的枪声也听不见了。
　　1945年冬，张闻天同志来牡丹江，听取了我们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很满意，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并指示我们，一定要把部队工作搞好，为开展剿匪工作做好准备。
　　1946年1月，在李大章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军区党委会，讨论研究了剿匪工作的战略方针和战斗方案。共分三个战役。
　　第一战役，南攻北守。南进部队5000人在一支队司令员肖荣华、军区副政委谭文邦指挥下，首先攻打盘踞在宁安东京城的郑云峰、马喜山匪部。我军刚到东京城附近，就被敌人发现，奇袭包围就变成了强攻。我军攻进东京城后，只消灭马匪几十人，其主力向南逃窜。在指挥部队进攻马莲河村时，我军牺牲了团政委郭世环同志。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军在东京城休整待命，做群众工作。同时，加强侦察，摸准匪穴，聚而歼之。
　　这时，为了牵制我军南进，北面匪军攻占桦林，步步逼近，有进攻牡市之势。我带两个连夜袭击桦林，与匪军各占一条山岗，形成对峙。我正站在山头上观察，突然发现由牡市通往柴河的公路上开来八、九辆苏军的坦克和汽车，我立即下达战斗命令，匪军不打自溃，我们缴获各种炮19门，给北面匪军一个沉重打击，争取了主动权。
　　1946年2月10日前后，田松支队来到牡丹江市郊，我把他们安排在海林镇。军区党委决定将其编为第二支队。同时，军区政治部、牡丹江报社大力宣传“八路军”开进牡丹江，扩大老八路的影响。
　　1946年2月15日，我二支队、牡丹江军区十四团、宁安警卫团等剿匪部队共2500多人冒着严寒分路向鹿道、春阳、老庙、天桥岭一带的郑、马匪部发起了进攻。—举捣毁鹿道匪巢，活捉了匪首郑云峰，毙伤、俘敌2000多人，缴获平射炮、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30多挺，长短枪2000余支，解放23个村屯，5万多人民，恢复了牡图铁路交通。
　　第二战役，南防北剿。3月15日，我军分路向盘踞在北甸子、桦林、柴河镇、仙洞、马桥河、杏树底、柞木台子等地的高永安、傅邦俊、李开江、张德振匪部进行围剿。同日夜晚，我亲临北甸子前线，采取诱龟出壳的战术，歼敌数百人。17日午夜，我军主力分四路猛扑匪据点，接连攻克板院、四道岗、马桥河、桦林、柴河、仙洞、五河林。23日向查树底挺进，在炮火掩护下，我军从两翼包围匪巢，俘匪近千人。26日，合江部队由林口向南挺进，我军兵分三路向柞木台子进攻，除匪首高永安逃跑外，张德振、李开江匪部全被缴械。28日，与合江南下大军在柳树河子会师，打通了牡佳铁路交通线。30日，我回到军区司令部，向党委汇报第二战役的过程并提出第三战役的设想，党委通过了我提出的方案，责成我组织实施。31日，我去宁安向张闻天同志汇报第二战役胜利结束，组织第三战役的方案。他批准了我们两路大军东进，实施解放全省的战役方案。4月5日，我回到前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了第三战役，之后返回军区司令部。
　　4月中旬，驻牡的苏军奉命回国，我主力部队进山剿匪。潜藏在牡市的国民党特务王超、姜学容勾结傅邦俊匪部预谋在5月10日、15日乘机里应外合夺取牡丹江市。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逮捕了警卫排长张德发等人，接管了市政府的警卫排。5月7日，我把主力部队派到匪徒进入市区的交通要道旁边秘密地隐蔽起来，等叛匪进入后，切断其退路，待我发出两枚红色信号弹就是发起总攻的命令，然后来个前后夹击，把敌人一网打尽。到了12日天亮，敌人没有来。12日晚，接到穆棱前线增派援兵的十万火急的电报。13日下午，部队准时集结到火车站，开赴穆棱前线。14日上午，第二次运兵专列进站，我带着警卫班大摇大摆地走进车站，随部队迅速登上车厢，造成市里空虚的阵势。天黑了，我和一部分战士又悄悄回到车厢里，到牡后，把一部分兵力隐藏在火车站附近。我率一部分队伍回到军区司令部，给警卫部队下达了临战命令，战斗任务布置完之后，已是深夜了。
　　5月15日凌晨，牡丹江市区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匪徒果然乘“虚”而入。敌人的子弹穿过我住的二楼寝室的玻璃打在墙上，我弯着腰把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拿到地板上，又从抽屉里摸出手电，把地图铺开，立即给留守牡市的各部队打电话，调兵谴将，围歼敌人。当匪首傅邦俊率领100多名匪徒向我军司令部袭来时，早已埋伏好的我军战士向敌人猛烈射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傅邦俊虽知中计仍不甘失败，又组织第二次进攻。我警卫营的四个连组成的两支战斗队以半圆形疏散开，包抄敌人的背后，命令坦克开路，战士们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敌人冲去，匪阵大乱，纷纷逃窜。当匪首邹清治率领的100多名匪徒向保安处袭来时，我保安处处长陈文治指挥保安队员沉着应战，凭借窗口进行抵抗，保安队一、二连的战士，从右侧冲到匪徒外围，与院内的保安队员一起夹击敌人。傅匪的营长正在用手枪威逼匪徒组成“突击队”，从正面进攻，企图一举拿下保安处。我派坦克去支援，坦克队长金明信驾驶坦克从敌人身后开了过来，面对狼狈逃窜的匪徒射击了一阵子，他打的痛快，干脆揭开坦克的盖子，探出身子继续向敌人射击，不幸被匪徒的子弹打中而光荣牺牲。敌人乘势又冲了上来，陈处长指挥机枪手一阵猛射，将匪徒打退，逃窜之敌又遭到我外围十四团战士的伏击，大部分被俘虏。攻打司令部失败后，傅邦俊带着残匪向火车站逃去。这时匪首王超、姜学容、王小丁残部正在负隅顽抗。清晨5时，我军向敌人发起了最后猛攻。敌人据守的票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匪徒们纷纷从门窗和坍塌的墙壁缺口中四处逃窜，有的匪徒被火烧得吱哇乱叫，有的当场被炸死、炸伤。突然，我军战士发现一个大个子匪徒拎着一支匣枪，气喘嘘嘘地从票房子窗户跳了出来，在火光照射下，一眼就认出他就是那个罪大恶极的匪二十五团一营营长、叛徒王小丁（又名王德祥，光复后混入我军警卫连任连长。1946年1月公开投敌），几个战士立刻冲上去将他活捉，残匪从票房子撤到铁路线上，有的钻进废车厢里拼命抵抗。这时，在天桥坐阵指挥的匪首王超、姜学容和他们的警卫连也受到我军的攻击，王超在绝望中开枪自杀，姜学容、傅邦俊逃脱，其他残匪逃进公园后，被我埋伏部队一网打尽。黎明时分枪声渐渐地停了下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这场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匪军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被彻底平息了。
　　5月21日，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在车站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王小丁、杜善祥等罪犯。同一天，还将郑云峰押赴宁安公审，于5月30日在宁安城西广场执行枪决。
　　5月下旬，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率领的第一路东进大军解放了绥阳和东宁县城。6月中旬，牡丹江军区第一支队司令员肖荣华和政委谭文邦率领的第二路东进大军，对盘踞在东安、密山等地的土匪发动围攻。剿匪第三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了牡丹江（包括东安地区）全省。
　　1946年8月，我被调至合江军区剿匪，从此离开了牡丹江。自1945年9月至1946年，在初建政权的日子里，牡丹江地区的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党、建政、建军、剿匪、恢复经济和平定暴乱的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为解放、建设和保卫牡丹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些为了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战友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来源于《北疆旭日牡丹江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p8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