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的接管和社会改造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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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的接管和社会改造的回顾

胡亦民

　　1948年11月2日沈阳市获得解放，我和王放、张静超、吴平生等同志于11月1日晚上即进入沈阳市，现将对沈阳市接管和改造时期的某些方面工作作一回顾。
　　对沈阳市的接管
　　194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沈阳宣告解放。接管这一类大城市，还缺少经验，但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一、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全面开展工作。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当时东北解放区最大的城市，东北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哈尔滨市进行的。
　　在沈阳解放的当日，以陶铸为书记、黄欧东为副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沈阳特别市委员会宣布成立。1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云同志任主任，伍修权、陶铸同志任副主任。沈阳市特别市政府也宣告成立。朱其文任市长，焦若愚任副市长，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各级党、政、群机构相继组成，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的全面的开展起来。
　　二、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十六字方针的接收方法，分九个接收单位，即：财政处、经济处、铁道处、后勤处、公安局、卫成司令部、办公室、市政府。后来总结经验，还应有军事处、文化处、社会处、外交处。
　　规定一切资产的接收证件和处理，均高度集中在军管会。强调集中统一，纪律与服从，秉公办理，制止争房子、争汽车、争工厂等等行为。
　　三、安定社会，稳定人心。
　　一个大城市才解放，百废待兴，社会安定，人心稳定为当务之急。
　　迅速解决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不来、电车火车开不动的情况。
　　为维护社会秩序，旧警察仍留用，但收缴枪支。消防队要坚守岗位。
　　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这是一个极端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人民生活用品首当其冲，公布公营百货公司收买物资价格，所定粮价高于外地，以吸收粮食进城。要正确确定我币与国民党所发行的金圆券兑换比，我币100元兑金圆券1元，我们订低价是把金圆券挤向关里。我币1元兑国民党所发的东北流通券3000元，东北流通券不值钱，因流通券多为贫民所有，带有救济性质。工资一下定不了，先发临时生活费10万元，以后发临时工薪。工人、职员、技师每月折发高粱米80—400斤，当时我定高粱米每斤3000元。
　　金子在当时市场很起作用，掌握金价很重要。解放前1两黄金换高粱米1460斤。人们开始愿意兑换，因唐山、天津每两换布10匹，沈阳只能换布3匹。又有哈尔滨市日抛售黄金三四百两也压不住涨风，于是挂牌改为每两兑换800万元。为能回笼金子，应有合理价格，否则收不到储备黄金的目的。但为了抑制金价，又在必要时抛售黄金。
　　从上述情况看，当时的领导思想和领导艺术、领导水平显得极其重要。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
　　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刚刚解放时人民的生活，做到社会安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办事情，想问题都从人民利益出发。上面所说，决定社会与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都是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在研究对照大量的经济生活资料，各种指数的对比下作出的决定。在会上我们看到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金子、银子、钞票、柴，米、油、盐、布匹等等一大堆数字和对照，记忆那样好，知识那样丰富，运用那样娴熟，那样心中有数，对国家对人民全心全意的负责精神，至今记忆犹新，令人难忘，值得永远学习。第二，实事求是的敏锐的研究市场，掌握市场规律，为社会改造为经济建设服务。
　　从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是在依靠国家经济力量的情况下，按照市场规律掌握市场，在商品流通中，按供求状况，该投放即投放、该收购予收购，在物价上处理金价、兑换钞票价、粮价、布价、百货价等等。对市场规律运用得很好，既收拾才解放时的烂摊子，解决市场运行中有破坏性的一面，又掌握规律引入正确轨道。在当时情况下，展现出一副在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下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画面。
　　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过去内容丰富得多了，应具备更多的知识和驾驭市场的能力，吸取当时必要的经验还是应该的。
　　对沈阳市的改造
　　从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2年是沈阳市旧城市改造和恢复生产的时期，并开始建设新沈阳。
　　这期间的重大活动有，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保护与发展私营工商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反动党团登记，镇压反革命，清理中内层，三反运动，五反运动。
　　由于1950年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个时期的一切任务大部分是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的。
　　一、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千头万绪，进城后我们党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首要的是先进行护厂，复工，号召职工献纳器材，对工人进行主人公教育，把散落在各家的工厂的种种器材、设备献纳出来，以利恢复生产，果然效果显著。
　　接着是在生产发展有了一定条件后，发动职工开展生产新记录运动，把职工的积极性和推广苏联多刀多刃切削法结合起来，打破旧的生产率的记录，出现了像沈阳机床一厂赵国有生产“塔轮”成十倍成数十倍的增长记录。
　　开展更大规模和要求更多更好的增产节约运动也是势在必行，增产节约运动在东北地区开展较早，1950年即开始，到1951年北京、华北、西北都开展起来。东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始以粮食来计算增产节约的标准，如200万吨和250万吨、260万吨、500万吨粮等等。1951年又增加了新内容，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增产节约和改善领导，反对经济上的不良倾向，反对犯罪结合起来，把政治思想作风和经济结合起来。
　　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1952年全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二、关于清理中内层、反动党团登记、取缔反动会道门、镇压反革命运动。
　　城市解放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必须肃清，由于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做法，以争取改造多数，处理一般，镇压反革命。
　　在机关团体内部用清理中、内层的办法，号召坦白交代，揭发检举国民党反动党、团，特务、伪军、警察、宪兵。有反动违法物件者交出来。经过查证，使一般的国民党员与外围组织及被利用的人区别开来，作为争取并继续任用的对象。
　　对参加国民党反动党团的人要进行登记。普遍号召，组织登记，给愿意登记的留一条出路，隐瞒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区别对待。市区机关、学校中大约有2000多名。对罪大恶极的，经过检举揭发、或本人坦白交代，进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
　　解放初期，经过土改、剿匪、进城后搜捕特务、反动党团登记、取缔反动会道门，并进行了镇压等工作，社会治安很快的好起来。
　　三、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保护、发展和改造。
　　进入沈阳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保护和发展的政策，并进行必要的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和国民党的掠夺，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但毕竟有一个相当的基础。私营工业在1947年有3300家，工人37051人。才进沈阳时，不少工厂停产，但仍有1515家。有铁工业、纺织业、橡胶业、针织业、纸烟业、制粉、榨油、油酱、酿酒、饮料、被服、印刷、印染业等等。
　　1949年11月22日，沈阳市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关于劳资问题”的决定，正确地确定私营企业中工会的地位作用，用工、处分、休假办法。正确地确定团结资方，劳方应尊重资方对生产业务的管理权。订立“劳资合同”，解决劳资纠纷，贯彻劳资两利。还解决原材料困难，产品销售问题，开展生产新记录运动。
　　当时国家采取加工订货的办法支持和引导私营业的活动，仅仅在进城后的第一年即1949年，沈阳的私营工业即得到恢复和发展，达到11762户，职工58093人，生产总值增加到33831万亿元（以后币制改革时，1元人民币折当时货币值1万元）。
　　私营商业在1947年有商号11455家，1948年减到7811家，沈阳解放后，商店纷纷复业，达到8693家、发挥了它们对城市生产、方便人民生活等作用。但同时在商品供求、物价等方面作复杂的斗争。
　　抗美援朝期间，在生产发展中，暴露出资本家的种种违法行为，开展了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规模很大，揭露不少违法行为，由于触动面很大，后经查证，按情节轻重，坦白交代的程度，分为基本守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对待，并把独立劳动者区别开来。
　　四、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和党中央就告诫全党，在夺取全国胜利，进入城市后，不要被糖衣炮弹打中，并要大家看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但进城后，这类事还是发生了，中央抓的很早。
　　1951年5月当时的东北局即号召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沈阳市于7月21日开展了反贪污腐化的斗争，全国在1952年1月开展了全国统一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为加强各级领导，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进行普遍的教育、学习。领导干部先检查，然后全面号召检举、坦白，这段工作进行得比较好。但在1952年2月之后逐渐发展为“打老虎”的斗争，出现了严重的“车轮战”，逼、供、信，扩大化。那时定“大老虎”为贪污1亿元以上，“中老虎”为5000万元至1亿元，“小老虎”为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每天电话调度，从中央到地方限期打出多少“老虎”。到1952年7月份统计，“打出”贪污的人员，贪污100万元以下者9231人、1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者4460人、1000万元以上不满5000万元者1339人、5000万元以上不足1亿元者168人、1亿元以上者223人。其中主要干部620人，一般干部14801人，那时按全部干部57900人计算，占干部数的26.63%。
　　中央很快发现了运动中的问题，迅速开展调查、取证、甄别、落实工作。结果证明打大了，打错了很多，该平反的平反，该实事求是落实的落实，很快得到纠正，巩固了“三反”成果。
　　五、关于建党整党。
　　根据中央建党整党的精神，当时沈阳市从上到下建立各级党组织。市委、区委、企业党委、支部迅速建立起来，成为领导各项工作的核心。
　　当时，大量的从各地调入干部，那时的市委，市委组织部，大量的工作是分配干部。干部对分配的工作不讲价钱，服从分配，不合适的以后逐渐调整。由于大军进关，有不少干部又很快调出，随军入关。
　　还有一项工作是接收沈阳市地下党员。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接上了党的关系。
　　1949年8月开始公开建党。由于进城以后，党内不可避免的产生不良倾向，或产生种种错误，影响党的路线的执行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又由于增加了不少新党员，需要接受教育，因而在1951年开始整党。中央开了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同志作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按照报告和新定的党员八条标准，在全党进行教育，提高觉悟，解决不正确的思想作风，在此基础上进行党员登记，不愿在党内的可以不登记。有不合格的进行教育后仍不符合条件，可以劝他不登记。经过大量的工作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组织纪律水平，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和榜样。
　　为了保持党员发展的经常性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建立了非党积极分子名单。小结
　　沈阳市的接管和社会改造，各条战线进行了大规模的而又细致的工作，卓有成效。这里提到的只是几个方面的概况，而且会有不准确的地方，望加指正。

　　（来源于《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沈阳卷》p447-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