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特务分子、保卫新生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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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清特务分子、保卫新生政权

曾继全　汪兴旺

　　宜昌市是鄂西重镇，军事战略要地。蒋介石为控制宜昌，早在1927年就在宜昌设过“委员长行辕”。国民党反动派的“川黔湘鄂绥靖公署”、川陕鄂绥靖公署“”、“川鄂绥靖公署”、“川湘鄂绥靖公署”都先后盘踞宜昌。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失败后，在采取应变措施时，又把宜昌摆在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他干1949年3月24日将驻防宜昌的宋希濂召至溪口，面授机宜。帝国主义也在宜昌建立了广泛的活动网络，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三大特务系统及其派生的地方杂牌特务，在宜昌更是盘根错节，多如牛毛。在当时仅有七万人口两平方公里的宜昌城区，即有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架设的特务电台12部之多。
　　早在1948年，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即开始对宜昌市作所谓的战略性“预伏”、“应变”部署。随后特务机关经过一次又—次对特务作业计划的修改调整，采取隐蔽精干的措施，并对特务分子下达了钻进共党内部、长期潜伏，伺机而动的指令。
　　中共宜昌市委和宜昌市人民政府，对肃清特务间谍分子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清楚，1949年5月，市委、市政府刚在当阳组建，准备接收宜昌市时，即成立了宜昌市公安局。在组织入城干部培训学习时，又专门组建了公安侦察科。对侦察干部进行业务培训，介绍敌特组织系统，讲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传授侦察技能知识，为肃特斗争作好了组织准备。
　　1949年7月16日，宜昌市解放，市公安局随市委、市政府入城干部队伍一起进入宜昌市。侦察干部进城后，即有组织的分散居住，严密控制掌握社会情况，积极开展对特务间谍分子的侦察工作。
　　8月10日，在宜昌解放后的第25天，市公安局成功地侦破了骨干特务分子汤洞明阴谋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案，将8名同案犯一网打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器张气焰，稳定了社会秩序。
　　8月12日，根据中共宜昌市委指示，宜昌市公安局以公字第一号布告，责令国民党的特工、情报分子立即到宜昌市公安局和公安分局履行登记自首手续。10月15日，宜昌市召开各界代表大会，会议作出了“肃特决定”。
　　11月1日，宜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又以军管公字第一号布告，公布了《宜昌市关于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限令特务分子悔过登记。为了配合宜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的贯彻实施，宜昌市公安局于11月4日发出《通告》，发布了“关于特务及反动党团组织人员申请登记两点规定”，明确了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25日，市公安局又以市公字第6号布告，公布了各界人民代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同意军管会、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将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党团负责人员自新登记时间延长20天，以示宽大。布告明确了1949年12月15日为截止时间，敦促特务分子抓紧时机，登记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11月27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组成了以市长刘真任庭长、副市长解莅民等6人任副庭长的人民法庭，开庭审判骨干特务汤洞明阴谋讲行反革命暴乱案。这次开庭审判，打击了敌人，申张了正气。
　　12月10日，大西南解放时逃亡的特务、反动党团人员逐渐返乡，市军管会再次发出布告，规定特务及反动党团负责人，在返乡一个月内，务必到公安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1950年1月24日，宜昌市召开公安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赵仲云传达了中央、华中和全省第一次公安会议精神，强调在“工作中必须加强对特务的斗争”。要求“摧毁特务组织，防止其阴谋活动，保卫国家财产，进一步巩固革命秩序”。市委书记彭天琦、市长刘真亲临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2月至4月，对116名登记自首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采取集训学习，教育挽救的方针，给予了宽大处理。在此同时，我们加强了驻宜外侨的管理工作，从而发现了披着崇教外衣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重要线索。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组织公安力量，积极开展工作，侦察控制掌握了一批重大特务线索，并有计划的组织开展专案侦察。
　　在对特务的处理上，一度出现过“宽大无边”的问题，打击仅仅限于特务反动党、团负责人。有的特务分子、反动党团人员在集训队、学习班、拘押室俯首贴耳、悔过认罪，但释放后又秘密串连，进行破坏活动，甚至组织反革命暴乱、杀人、放火，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形成捉了放，放了捉，捉了又放。不少特务、反革命分子，“二进宫”、“三进宫”甚至“四进宫”。有的特务分子公然威胁群众说：“怎么样，你们把我送到公安局去，我几天就出来了嘛!”于是，群众抱怨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
　　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务分子的活动更加疯狂，反革命谣言满天飞。特别是美军在朝鲜仁川港登陆后，暗藏的特务、间谍分子急不可待地架起了电台，勾通了与蒋介石设在西藏指挥台的联系。已登记自首的特务分子也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复辟的时机已到”，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反革命气焰喧器尘上。面对敌人的疯狂破坏，党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将镇压反革命作为八项任务之一。7月23日，中央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特务被列为打击的重点对象之一。10月10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
　　根据党中央指示、省委布置和市委的安排，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彭天琦、市长刘真、市委社会部长兼市公安局长赵仲云组成的三人小组，加强对镇反工作的领导。11月25日宜昌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赵仲云向会议作了《关于反革命活动的情况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决议》，自此，宜昌市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肃清特务分子是镇压反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在1950年11月25日至1951年10月，侦破了一批重大特务组织，如保密局宜昌独立潜伏组（台）、国防部二厅鄂西潜伏组、重庆卫戍司令部长江情报组、湖北水警总局宜昌情报组、中统“青年救国队”、军统“学生保密组”等，逮捕各类特务分子309名。依法处决了军统宜昌站站长朱汉题、中统宜昌站站长郑世豪、宜昌潜伏组特务陈监堂、国防部绥靖第七大队少校组长、潜伏待命的特务芦公鸣等82名，给了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一个有力的打击。
　　1951年11月至1952年10月，经过周密侦察，依靠群众揭露了假借传教名义进行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唐人俊、邓甘棠、闻贤举、盖士林等人的罪行。经人民法院判决，先后驱逐帝国主义分子8名。同时，开展侦察，组织追捕外逃分子，又逮捕特务74名。如1952年1月4日，在重庆将历任宜昌专署谍报主任、宜昌水上警察局刑事队长、124车情报组长、血债累累的中统特务王伯农逮捕归案。1952年2月1日又将潜逃的军统特务组长刘恩九，逮捕归案。在1952年11月至1953年底，又逮捕各类特务分子50名，如在重庆将国民党宜昌党员犯击队组长、对我党讲行情报活动、逮捕我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多人的中统特务李狄南逮捕归案。又从万具将中统宜昌站核心特务、三青团骨干分子、在宜昌作恶多端、潜逃万县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朱青挖出来，归案法办。
　　历时三年的肃特工作，摧毁了国民党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三大特务系统及其宜昌专员公署谍报处、宜昌县情报所、镇情报处，保情报组等特务组织。在止此期间，依据罪行材料和民馈大小，以及认罪态度，共打击处理各类特务分子433名。其中：处决89名、判处各种徒刑274名、判处管制65名、死亡5名。对特务分子的打击处理占应打击总数的99.05%，基本达到了肃清一切特务分子的要求。
　　在肃特斗争中。由干深入发动了群众，揭露特务间谍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提高了群众的警惕，擦亮了眼睛，建立了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密切了人民公安机关与群众的广泛联系。1951年8月，台湾国民党派遣特务陈天佐（化名陈锐），在台湾蒋经国主办的国防部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学特务训练结业后，偷渡到大陆，持特务机关伪造的上海假迁移证，潜至宜昌。陈天佐到宜昌后，因见镇反声势很大，群众组织严密，自知在宜昌无法潜藏，到宜昌的第二天，即向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出敌特机关伪造的迁移证和密写显影药等罪证。
　　五十年代初宜昌肃特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宜昌肃特斗争的胜利，是在党的领导下，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的胜利。是在侦察工作中不断反对孤立主义、神秘主义，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指示的结果。

　　（作者单位：宜昌市公安局）
　　（来源于《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湖北卷）》p338-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