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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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

夏钢　刘永明

　　从1949年5月16日至1952年底的三年多时间，是武汉市历史画卷上的一个极其辉煌的大变革阶段。简言之，这期间发生了两个伟大事件：
　　一是武汉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完整、全面地接管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的旧政权及官僚资本，建立并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励精图治，进行了的一系列社会改造，医治了千疮百孔的战争创伤，为新武汉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接管武汉
　　（一）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积极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组织动员人民里应外合，迎接解放。
　　接管武汉的前提条件是解放武汉。为此，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抓住有利时机，调整工作方针，加强党的力量。1948年7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指示：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将临，城市地下党组织长期等待的盼解放时机马上就要到来，因而工作中心同放在保卫城市，迎接解放方面。根据部署，撤销省、市工委，成立中共武汉市委，收缩长江沿岸工作，集中力量于武汉。市委设立学运、青年、文教、统战、金融、工运等工作机构，广泛建立起10余个工科拟定出对武汉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和工商业、邮电、交通、运输、新闻机构、医院、社会团体等系统的调查研究提纲，组织人员秘密调查，编写出40余万字的《武汉调查》及其续编。其他系统也做了大量工作。2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作出《武汉接管工作中调查研究问题》的决定，制定了“有步骤有计划地完成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彻底解放”的方针。各条战线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利用各种关系和方法，基本摸清了省市所属单位的人事档案、房地产案卷和武器装备、金融资料、敌军驻防及工事等情况。这些情报资料经分类整理后，秘密传送到各有关部门，为制定接管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为入城后接管人员立即进驻接管岗位起了重要作用。
　　五，紧张战斗，渡过“真空”时期。武汉解放的前一天，敌人弃守南逃，次日解放大军进城。武汉经历了一天的权力“真空”。中共武汉地下党沉着镇定，分别在汉口、武昌设立指挥中心，全市所有党员和各城工系统人员投入战斗，组织30余人沿街张贴、散发地下党起草的安民通告，并通过武汉临指会组织10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和消防队员上街值勤，严防匪徒破坏。在地下党促动下，汉口市警察局发布治安严令，武昌成立“省会警察局应变指挥部”，各派遣警员在车站、码头、桥梁、堤坝、仓库布防，并协同电力系统、电话局、银行等工人纠察队护厂、护局，维持社会治安。这些工作贯彻了上级党组织提出的“要完整保全武汉”的指导方针，使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二）党中央确定接管武汉的决策，各路接管人员做好了入城前的各种准备。
　　1949年5月上旬，鉴于长江沿线的有利战局及白崇禧集团即将撤逃的动向，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先遣兵团与江汉军区部队，即在西线渡江解放武汉，并通知江北各路参加接管武汉的人员迅速随军南下。
　　革命战争形势发展势如破竹，武汉解放指日可待，入城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
　　1、南下接管武汉的各路人员日夜兼程，汇集城郊。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参加接管武汉的大批人员主要由东北局、华北局、中原局、华东局抽调派遣。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和主要机构的内定名单，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定，为接管武汉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早在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就给各中央局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各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立即着手调配干部，组建“南下干部大（纵）队”，经过整训后，即指派其中一部分干部准备参加接管武汉。
　　这批精兵强将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各条战线、各个战场，素质优良。入城前夕，武汉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先后抵达黄陂，主持了各路接管干部的短期整训后，陆续带队于5月22日前后进入武汉城区。
　　2、加强对接管人员的思想、政策、纪律教育和整训。
　　武汉是华中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华南进军的基地。接管好武汉，对长江以人南的形势发展将产生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在准备入城的阶段，参加接管的人员都经过严格整训。
　　一是思想教育。通过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使参加接管的人员对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有了明确的认识，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进行接管城市方针政策的教育。当时，在已解放的北方诸大中城市的接管实践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党中央和东北局认真总结，形成了一系列较完整的接管政策和方针。其中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接管沈阳的经验》（陈云）、《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纲要》、《关于接管工作中几个原则问题的决定》、《接管注意事项》、《移交守则》、《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等等。通过学习，接管人员掌握了进行军事管制的方针、方法、步骤。掌握了党的城市政策和接管事项。参加接管武汉的人员还分别在天津、郑州、开封、徐州等地，参加过短期整训。东北参加接管武汉的干部，还听过刘少奇所作的关于接管城市工作形势、方针和政策的报告。各级党委在南下途中，即结合武汉的实际制定了具体政策及工作计划。中原局社会部先后汇编了三本《城市保卫工作须知》，制定了《武汉工作队进入武汉前后的工作计划》、《搜捕反革命分子计划草案》和《国民党特务登记计划草案》等，供接管人员学习和参照执行。
　　三是进行入城纪律教育。各级党组织非常重视入城纪律的教育，规定任何部门或个人要言行谨慎，杜绝官僚习气和贪污腐化，规定必须在指定地方居住，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纪律，要求接管人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得惊扰市民，秋毫无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城市工作的首位。不允许把不良作风带进武汉。这些入城前的严格的纪律教育，对顺利接管武汉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迅速、全面、完整地接管武汉。
　　194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直插汉口刘家庙，建立前进指挥部。战士露宿街头，枕戈待旦。午夜，守备汉口、汉阳的敌第五十八军全部仓皇渡江撤至武昌。次日上午，第一一八师师长邓岳率部由江岸屠道街开进汉口中心市区。17日拂晓，江汉军区独一旅旅长李人林率部开进汉阳市区；下午，独一旅一部及四野第一五三师沿武冶公路从卓刀泉进入武昌市区。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随即军事接管工作也全面铺开。至8月16日，接收工作大体结束，9月初，接管任务胜利完成。
　　1、摧毁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
　　军事接管的首要举措，就是要对所有反动政权机构进行彻底摧毁，宣布解散，令其原主管人员办理资产、档案等移交手续。收容并遣散了大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农村逃亡地主等。
　　政权方面，迅速接管了国民党汉口市、武昌和汉阳县城区各级机构，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在汉的直属行政机构与所有军事部门，包括空军机场、海军系统炮艇、工厂、电台、补给站、仓库及其所属若干单位；流亡武汉的河南省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两湖考铨处、豫陕考铨处、两湖监察委员行署、豫鲁监察委员行署共35个单位，以人及旧武汉警察局与宪十一团系统的部门、在汉的警察系统、敌党团组织及特务机关等。
　　1949年5月22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谭政为主任，陶铸为副主任。同日，军管会颁发布告，宣布“在前汉口市、武昌市、汉阳城区等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是“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官”。市军管会直辖秘书处、行政处、交际处，下设4个接管部：物资接管部（部长赵尔陆），含9个处；交通接管部（部长李一清，刘惠农），含5个处；军政接管部（部长杨春甫），含军事处、政权处；文化接管部（部长潘梓年、王阑西），含3个处。参加军事接管的还有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兼防空司令部、公安系统等。
　　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为市长，周季方为副市长。25日，中共武汉市委成立，张平化任书词。随即城区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逐渐建立，从而保证了党的领导意图的贯彻执行。市军管会对内规定，市人民政府暂接收原二市一区各机关及市内水电各部门，但对外公开宣布：“市政府负责市区内民政、公安、司法、交通、卫生、消防等一切市政建设，管理市区内工农商学各业，管理财务贸易、金融。凡有关有军外同侨民诸事项”、“设立民政局、财政局、教育局、劳动局、卫生局、公安局、公用局、工务局、工商局、地政局、外侨管理处、人民法院、贸易公司等机构”，以树立了市人民政府的权威。6月14日，市人民政府派出接管工作组接管了原政权26个区公所，并将其调整为12个城区、7个郊区。1950年7月，义讲—步调整了行政区划，成立了区人民政府、区法院及市工会、青年团、妇联的区办事处机构。文化教育系统的接管也十分顺利，共接管大、中、小学122所，报社5家，通讯社2家，电台1家，以及电影院、图书馆、文物古迹、公园、娱乐场所等等。各级政权相继建立后，尽快消除战争创伤，恢复城市功能，安定人民生活，逐步建立起了正常的新秩序。
　　2、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武汉的接管工作，一方面打碎了反动统治机器，另一方面即没收官僚资本，使之转变为全民的国民经济。
　　按照分工，以市军管会物资部和交通部为主，接收并处理了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包括一切属于国家的交通航运事业。军代表没收所有官僚资本，直接暂行代管属于国家之企业，尔后逐步移交给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物资部分别接管了国民党在汉的工业、财粮、金融、海外贸易、农村水利、房产、节生以及后勤等系统的机关、工厂、仓库。据财经、工业、后勤、房地产4个部门的统计，共接管国民党的汉口、武昌的财经机关20个，官僚资本工厂企业31个，官僚资本房地产单位287个，后勤供应单位44个等。交通部接管了铁路、航运、公路、邮政、电讯各系统大大小小的单位170多个。市职工总会筹委会接管了各官办的工会房产、码头业及各公营工厂的职工福利事业。
　　多年来，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武汉经济萧条。接管时，除全市工厂、机器、厂房等不动产外，接收的货物资财为数甚少，其总价值不超过100亿7元（1万元相当干现在的1元）。国民党在武汉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均被撤走，物资南运，人员解散，库空囊瘪。公用企业亦凋敝不堪。面对这个“烂摊子”，市军管会接收人员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即不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有机构，“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监督生产，然后根据条件逐步地进行改革。接管大体上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召开被接管单位全体员工动员大会，讲明接管的有关事项和要求，自上而下指定各科、室、股、车间的临时负责人；第二步，了解情况，然后才进行接管；第三步，成立物资清点委员会，清查物资，登记造册，完整接收。先接收档案和物资，再实行管理，调整原有人员，大部分人留用，少数人通过学习另行安排或遣散。
　　外国在武汉经营的文教、出版、医疗卫生及所谓的慈善救济事业，不久后全部被收归国有。帝国主义在武汉的特权划上了句号。
　　没收官僚资本之后，市人民政府立即建立起国家银行、国营工商业等国营经济，把原本属于人民的财富归还于人民，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二、社会改造
　　成功地接管城市以后，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又用了两年多时间，排除艰难险阻致力于社会改造的伟大事业，在肃清匪特、铺压反革命、处理游民、安置失业人员、禁烟禁毒、改造娼妓、稳定金融市场、统一财政经济、调整工商业、郊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城区民主改革与民主建政等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肃清匪特，镇压反革命
　　曾经作为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部”所在地的武汉，长期以来一直是国民党及其特务机构苦心经营的重点地区。敌人撤退前，有计划地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就有10多个。许多武装土匪、反动会道门和帮会头子、封建恶霸、地痞流氓等，大都利用武汉的和平解放隐藏下来，据统计有六七万人之多。他们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以颠覆新建立的人民政权，使解放初期的武汉社会秩序极不稳定。
　　武汉市公安机关采取有力措施肃清匪特，给予严厉打击。进城20多天时间内，就一举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鄂站汉口潜第一、第二组，汉口潜伏组和武昌潜伏第二组，国防部二厅汉口潜伏组及华中剿总稽查处第四组等特务组织。旋即，武汉市军管会颁布《武汉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使1238名敌特分子交出了武器和证件。同时，逮捕、公审了一批批罪大恶极者，赢得初战胜利。
　　1950年12月，按照中央《双十指示》的部署，武汉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再一次对残余的匪特、恶霸等实施毁灭性的打击。整个运动经过了四个阶段：一是行政镇反阶段，采取以行政镇压反革命为主，结合群众检举、控诉的方式进行。这一阶段从1950年11月始至1951年3月止。全市集中搜捕并处决了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二是群众镇反阶段，大张旗鼓地召开由广大群众参加的诉苦会、控诉会、代表会、公审会、展览会，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镇压反革命。截至1951年4月底止，全市共召开大小控诉会等650余次，参加者达37万多人次，运动出现了新局面。三是收缩和深入阶段，遵照党中央和手泽东“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指示，市委于1951年5月19日发出《关于暂行停止捕人杀人，总结经验的通知》，端正政策，一面抓紧镇反，一面纠正和防止某些草率现象和偏差。这阶段主要抓4件事：动员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和原军官坦白登记、悔过自新；在工厂企业，把镇反与民主改革、劳保登记结合起来，打击封建把头残余势力；在机关、学校等部门，开展忠诚老实运动，清理中、内层；大规模清理积案。四是夺取全胜阶段。镇反运动于1953年底胜利结束，沉重地打击了城里残余的数千个反革命分子，摧毁了反革命组织的社会基础。
　　（二）处理游民，安置失业人员
　　解放前夕，武汉大部分工厂破产，商店倒闭，民不聊生。解放初期，武汉失业人员82800多人，游民、乞丐21500多人，共10万多人。大批失业人员与游民混为一体，浪迹街头，给社会治安带来危害。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游民采取“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和安置相结合”的方针，动员他们返乡生产；对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予以收容，并授以简单的生产技艺，让他们能自食其力；同时，集中并组织有生产能力者参加生产。凡经动员说服而自愿返乡者，集中分路遣送。1950年6月至1952年8月，全市先后共登记失业人员59579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救济工作，通过各种渠道，解决了34146人的就业问题。
　　（三）禁烟禁毒，改造娼妓
　　旧武汉是全国烟毒集散中心地之一。1949年6月8日，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和市公安总局联合颁发布告，明令禁止、贩运、吸食烟毒。1950年4月，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成立，先后制定、颁布了《武汉处理烟毒案件暂行办法》、《武汉市烟毒瘾民登记办法》以及《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奖励自报检举查缉办法》等法规条例。市委确定了“禁种、禁贩、禁运、禁吸四管齐下，而以禁贩、禁运为重点”的方针，以及“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犯偶犯从宽，大犯主犯惯犯从严；总的精神是严查宽办、惩治与教育相结合，以争取改造大多数”的政策。
　　1952年8月，全市统一行动，先后两次对要犯突击逮捕，共捕获制、贩、运毒品的大犯、主犯、惯犯和现行犯1123人，收缴大批毒品、毒具，给予罪大恶极的毒贩以沉重打击。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和公安部门的周密侦察，至1952年10月，共逮捕毒犯1322名，其中大犯、惯犯、现行犯占96.7%；共缴获吗啡525.4两，鸦片1051.8两，醋酸517，5两。巴比通318.9两，底子18.2两。其他毒品制成品740两，药针295支，药水198瓶。在全市范围内查出烟毒犯10241人，吸食烟毒瘾民6693人。依法判处死刑16人，判处徒刑782人，管制29人，交群众监督133人，教育改造了6600多名普通“瘾民”。至此，危害武汉达100多年的鸦片烟毒得以彻底根绝。
　　武汉解放初期，娼妓活动仍很普遍，是社会一大公害。市人民政府采取了废除娼妓制度、取缔娼妓活动的断然措施。
　　第一阶段（1950年至1952年8月），限制娼妓活动。1950年，武汉市公安局颁发执行《武汉市乐户登记管理办法》、《武汉市妓女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立即对娼妓状况进行调查登记。次年5月，市公安局重新修订颁发了《武汉市乐户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增加治安警察，加强特业、特口管理，全市限制娼妓活动从此开始。具体做法是：斩断来源，管制老板；教育妓女，举办学习班，动员自谋正当职业，帮助劳动就业；制约嫖客，严加教育；颁布法令，加强舆论宣传。到1952年8月止，全市妓院娟妓由5000人左右减少到261人，开业乐户仅四五户，台基减至55户，为全市收容改造娼妓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取缔公开娼妓。1952年9月10日，市公安局、民政局奉命封闭全市妓院，逮捕乐户老板52人，并将收容的251名妓女全部集中于新生妇女教养院，一举废除了两干多年来的腐朽罪恶的娼妓制度。
　　（四）稳定金融市场，统一财政经济
　　解放初，武汉物价疯涨，市场混乱，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这场稳定金融物价市场的斗争，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初步较量。它大体经历了三个回合：
　　第一回合，从1949年5月下旬到7月初。5月25日，市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并收兑金圆券。6月下旬，声势浩大的拒用银元、拥护人民币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在采取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还采取了紧缩通货，抓紧税收，抛售物资，组织缉私等措施，使物价暴涨的趋势暂时得到控制，人民币币值上升，12种重要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平均下降50%。
　　第二回合，从1949年7月到8月。此时解放军云集在武汉及其周围，使用着大量的人民币，而乡间则使用银元，因而人民币大量流入武汉，于是银元黑市又猖獗起来。针对以上情况，全市采取以下对策：一是紧缩货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团结人们忍受艰辛，渡过难关。同时贯彻“重点破案，打击首犯”的方针，打击银元投机活动，依法判决了一批严重违法的投机商人，使银元黑市再次菱缩，物价下跌。二是发挥国营市场的主渠道的作用，先抑制住价格暴涨的棉纱风潮，继而稳住了上涨的米价。三是城乡结合，协同动作，采取恢复交通、组织商人下乡、发展进出口贸易、鼓励农民进城卖农产品等措施，终使金融物价市场趋向稳定。
　　第三回合，1949年11月到1951年底。1949年10月下旬起，武汉物价徐徐回升，到11月初，又出现了一股暴涨风。1950年，市场物价几起几落，农村也出现用人民币收购农产品较贵而用银元收购则较便宜的现象。于是，棉商、粮商便在城市搜购银元，抬高了银元的价格。为此，党和政府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物价的管理和对投机活动的打击。1950年查获金银黑市案件503起，1951年上半年又连续破案89起。1951年10月，出现了银元黑市价低于政府规定的牌价的局面。人民币作为唯一的货币稳固地占领了武汉市场，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为克服解放初期的困难，武汉市逐步加强统一财经工作。刚进城时基本上是供给财政，财源极为紧张；尔后开征了地方税，初步解决了财政开支问题。1950年2月，税收提成取消，4月成立市金库，统一财政收支，实现一切收入归财政，一切支出通过财政。1951年3月，实行财政三级管理制，市作为一级财政，市财政管理进入了新时期。
　　经济恢复时期，市财政家底薄，开支日增。因此，全市开展精简节约运动，紧缩开支，节约利废，减少行政费支出；广泛开辟财源，清理各项附加收入和规费收入，抓企业收入，从而使市财政情况日渐好转。企业收入和其他收入（包括自筹收入）不断增加。同时，加强现金管理，组织社会资金，合理发放贷款，监督私营钱庄的经营。
　　通过统一财政经济的一系列工作，很快实现了财政收支、现金收支、物资调拨的基本平衡，促使经济形势的好转。
　　（五）调整工商业
　　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武汉市人民政府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的各项决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使工厂开工，使市场逐步活跃起来，加速了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进程。
　　1950年5月至9月，中共中央中南局、武汉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出《关于调整工商业与公私关系的指示》、《关于加强领导私营企业克服当前困难的决定》以及《关于进一步调整工商业和改善公私关系的决定》等方针政策，对调整武汉市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进行了具体部署。
　　一是调整公私经营范围，除粮、盐、煤、油、纱布、煤油外，市里把大部分国营零售代销店让给私商经营。1950年，全年纯商业零售额比重，国营占4%，合作社占3.7%，私营占92.3%。二是政府把扩大加工订货作为调整公私关系的重大措施，提出“适当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的比重”。1950年国家对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私营行业的加工计货总产值的比重大大增加，共达8277万元，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41.65%。四大纱厂加工订货棉布30.19万匹，占四大纱厂棉布总产量的91.1%。三是在调整工商管理政策时，政府适当放宽市场物价管理与市场批发管理，逐步提高市场粮价，适当压低纱布价格，将原设立的商品交易所，由单纯的限制转变为为城乡商品流通服务。与此同时，淘汰了一批不适合国计民生需要的非正当经营的行业。四是在调整产销关系过程中，政府热心帮助私营企业克服生产无计划的状态，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产销环节，使他们改变经营方针，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打开销路。五是政府耐心教育工人团结资方，通过劳资协商和订立劳资合同，调整了劳资关系。
　　经过以上各项工作，从1950年下半年起，武汉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逐渐发展，开业户增多，停歇业户减少，工业产量增加；营业额增长。1951年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势头，全年私营工业产值上升到21341万元，加工订货产值上升到10198万元，占总产值的47.8%。
　　（六）郊区土地改革
　　解放前夕，武汉市郊有3.5万多农户，15万多人口，可耕地17万余亩，不到总户数4%的地主占有28%的土地。1951年3月5日，武汉市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9日，市郊土改工作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确定稳步进行土改的方针。分批进行土改试点。经过试点总结经验后，市郊土改于1952年全面铺开。市委从各区机关、各乡农协会等单位陆续抽调2000多人，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郊区农村领导土地改革运动。
　　市郊土改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斗争；划分阶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清算地主；没收地主的生产资料和多余的生活资料等；复查总结。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巩固已取得的胜利。1952年6月，市郊农村普遍颁发了土地证，年底复查全部完毕。据统计，土改中共没收和分配土地10.64万亩，房屋9900间，耕牛1139头，农具3.61万件，粮食90.6万余厅。远郊人均分得土地2亩半到3亩，近郊人均分得菜地4分到1亩，市郊有10万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3000多农户分得了房屋。历时1年零9个月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即告结束。
　　市郊土改沉重地打击了阶级敌人，树立起贫农绝对优势，巩固了人民政权，壮大了市郊党的组织，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业连续丰收，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市郊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七）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与增产节约运动
　　1951年10月，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运动中揭发出大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12月22日，武汉市委召开干部大会，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反的指示，市委书记张平化在会上作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而斗争》的报告，要求全市各界人民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三反”斗争。于是，在武汉市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内部的“三反”运动拉开了序幕，并逐步形成了高潮。
　　“三反”运动从党政机关开始，接着在人民团体、国营、公私合营工厂企业全面铺开。1952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南局成立了以吴德峰为主任委员、王任重等为副主任委员的指挥机构——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经过民主检查、发动群众，组织队伍、全力围剿，实事求是、定案追赃等几个阶段，全市查处了一批大、中、小贪污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
　　在“三反”运动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2月3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决定》，严令不法工商业者迅速坦白交待“五毒”问题。武汉市发动近10万名职工，组织2万多人的“五反”战斗队，参加斗争。经过普遍检举揭发，查证核实，揭露出“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地存在。少数资本家则“五毒”严重，情况惊人。3月5日，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工人店员“五反”总队、工商辅导大队举行反奸商誓师大会。11月，全市举行私营企业高级职员代表大会，发动高级职员围剿大奸商。同时对1万多户违法不多的服务行业和一般中小型企业迅速作出结论，宣布解放。1952年3月至5月，全市开展围剿大奸商、破获大小盗窃集团并开展补税、退财、退赃、定案等工作。后经分类定案处理，全市共4万多私营工商业户，守法户占17.8%，基本守法户占66.54%，半守法半违法户占13.57%，严重违法户占1.62%，定为完全违法户的只占0.46%。
　　武汉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始于1951年12月，以工厂企业、基本建设部门为主，结合进行机关精简节约。市政府抽调一批干部下基层帮助工作，配合工厂企业领导者抓计划管理，使大家有了追求的目标，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工厂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推动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广大工人群众把饱满的政治热情倾注到生产中去，努力为国家创造财富。同时，也调动了工商业资本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增产节约运动使武汉市工厂企业形成了一支增产节约主力军，给企业带来了活力。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这支主力军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换来了工农业总产值72100万元，比1949年增长75.4%，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
　　（八）城区民主改革与民主建政
　　武汉市城区的民主改革与民主建政主要是在街道和工厂、行业中开展的，它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作了必要的准备。
　　1949年6月，市政府明令废除保甲制度和停止使用旧保甲人员。1950年7月，各城区成立区委、区人民政府，但街道基层政权机构一时还来不及组建，由市公安局在街道建立的公安分驻所设民政干事，依靠街道居民中的积极分子开展工作。1951年6月，武汉市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委品会成立，颁发《关于街道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工作计划》，部署了各街道的民政工作。此后，街道民主改革运动由点到面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首先，广泛深入地发动居民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接着，发展了一批民主改革组组员，建立民改组，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民主改革委员会；继而加强民主团结，密切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改善了干群关系；然后“查政策”、“查力量”、“查敌情”、“查团结”，扫清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的障碍，为下一步的民主建政创造了良好条件。
　　1952年11月，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全市街道民主改革进行情况和今后工作的安排》，指出：“街道以贯彻民主建政，改进居民工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强调建政是贯彻运动始终的中心目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为民主建政服务”。旋即，各街成立了民主建政筹备委员会，并选举街人民代表，全市各街相继成立了人民政府委员会。各街政府按照辖区地域，成立了妇女联合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建立治安、调解、优抚、文教、卫生等五个委员会，从而统一了基层居民组织，密切了区政府和街道居民群众的联系，更有利于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仔务的贯彻。人民民主专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1952年年底街道民主改革民主建政胜利结束。
　　与此同时，市委在工厂、交通、建筑、搬运等行业中，也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封建把头剥削压迫的民主改革运动。其工作方针是：“坚决依靠工人群众，团结、改造技师、职员，争取一切同情与赞助这个改革运动的力量，组成一个有强大群众基础的统一战线，有步骤、有区别地清除封建残余反动势力。”当时规定的政策是：“反封建，不反资本；反封建，不反技术；反封建，不反一般。”民主改革运动紧密结合生产进行，它从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入手，经过组织劳保登记，实行民主团结，落脚到民主建设和增产节约运动上，并取得了胜利。它摧跨了反动封建残余势力，分清了阶级阵线，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广大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密切了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职工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了”；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使民主改革后的工厂行业呈现出一派齐心协力搞生产的喜人局面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日臻完善，有力地推动了旧企业向新企业的转变，吹响了生产改革的前奏曲。
　　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就实现了武汉市社会秩序和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来源于《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湖北卷）》p3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