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放后三个月来的军管工作（节录）（19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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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解放后三个月来的军管工作（节录）

1949年9月5日

陶铸

　　各位代表先生，代表同志：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武汉各界代表会议在今天召开，其意义是非常重大。因这使武汉军管会与武汉市人民政府今后能得人民审好的指导与协助，把工作做的更好。过去三个月来军管会工作，因开始入城进行接管，秩序未臻安定，不可能召集这样的会议，把要作的工作经过大家讨论，得到大家的同意，才来着手作；而只能采取多方面联系，用座谈会和个别征询意见的方式来弥补上述的缺点。现为使武汉各界人民了解三个月来军管会进行的工作与存在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特代表军管会来向各位做三个月来军管会的工作报告，对过去的望一检讨，批评与批准，还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更希望大家能提出很好的意见，真正体现出武汉各革命阶层全体革命人民的意志与要求，把武汉迅速恢复与建设起来，坚决消灭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厉地肃清反革命的特务活动，切切实实的在武汉市做到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三个月来军管工作，我现在分两部分来讲：
　　一、三个月来武汉市军管会所进行的几项主要工作
　　军管会一进武汉时，当时情形是很惨的：交通完全被破坏，城乡关系断绝，商店虽开门而无生意，工厂早已停工，粮食与原料极感缺乏，物价上涨，水电有随时停止可能，加之堤防告急，人民惶惶不安，特别是由于白匪的破坏掠夺，把码头船舶铁路以及许多工厂一破坏了，造成了大量的人民失业，偷窃与抢案不断发生，而公教人员则已几个月未领到足够的薪水，嗷嗷待哺，六千多流亡学生无饭吃，甚至有女学生流为娼妓的，警察则到了热天夏衣都未发。总之是反动的国民党与白匪残酷地破坏了武汉，将昔日很繁荣的武汉变成为一座死城，穷困与混乱笼罩了一切，这给我们以严重的困难，从何着手？
　　（一）恢复交通防止水灾搞好市内秩序
　　武汉为九省通衢与大的商业城市，有了交通武汉就能活跃起来，且当时的武汉为华中战场的前进基地，大军云集没有老解放区与农村的支援，把武汉工作搞好是困难的。因此集中力量迅速把交通恢复，对于武汉工作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军管会有鉴于此，一进入武汉即以大力进行恢复交通，确定在恢复工作中来组织接管。平汉路的修复工作自到武汉那天即开工，在七月上旬已从郑州通滠口，至八月一日已将郑汉线路全部修复通车，粤汉路亦很快可通岳阳。仅平汉路武胜以南计修复大小桥梁十一座，而灄口大铁桥的工程是很艰巨的，参加抢修的员工近三千人，材料不算外所用的费用达三十余亿。恢复航运方面，在员工的积极打捞与抢修下，被白匪炸毁的大小船只，已修复六千吨，现已有一万七千多吨的船只行驶于长江下游各地，据航运处统计武汉市七月份进出口船只共计六七七艘，货物共计一万七千四百多吨，与六月份比较，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货物增加了近一倍。由于这些交通工具的修复，才初步沟通了城乡关系，稳定了物价，支援了解放战争。
　　武汉解放时，正值大汛将至，长江水位曾涨至廿七公尺以上的最高点。而武汉周围的堤岸又惨遭白匪破坏，岌岌可危，因此防汛工作迫不及待，如不能把水灾防止则一切都谈不上，军管会一开始工作，即指示农林利处运用原有之汉口工程局机构，增加一部工作人员以全力进行防汛工作，在第一阶段中抢修了张公堤、武泰闸等巨大工程，第二阶段中又修金银潭、堤角等堤防，前后动员军工、民工等五万个，拨款近一亿，仅麻袋即用去廿多万条。由于这些努力使武汉平安渡过了八十年第三次的大水。当军管会进入武汉，由干武汉人民积极进行了反迁移、反破坏的斗争，特别是中共武汉地下党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护厂、护机关、护校的斗争，及团结与联合上层民主人士出面组织治安维持会，使得武汉残存的工厂和市政建设，如电讯、水电等，大部得以保存，且水电一直未停过，并且在白匪已逃我大军尚未到达的期间暂行维持了秩序，保护了城市未发生骚乱，或遭破坏（只发生了两起地方遭受了破坏）。武汉人民的积极保护城市的功绩，造成了武汉的接管工作与恢复秩序的有利前提。但作为危害武汉革命秩序的建立是严重地存在的，而最急迫的是要迅速处理俘虏及散兵游勇。由于白匪撤退时遗在市内不散兵游勇及由各战区经武汉转送之大批俘虏，滞留市区，景响治安秩序甚大。为此，军管一开始即调了两个解放团专门进行俘虏的集训与遣散工作，以后更以市政府民政局为核心组织了遣俘委员会，统一调度交通工具进行遣俘，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三个月来共遣送了俘虏官兵一万九千余名，使秩序治安未发生大问题。其次是解放后群众中普遍所产生不遵守秩序行动，如不听从警察指挥，以为解放了，可以不要警察了，每个人要想怎么样就怎样，可以不受任何人的干预，而留用的警察当时也不能积极负起应有责任。在新解放的情况下，要留用的警察能马上负起维持秩序的责任也是有困难的，所以在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下成立一强有力纠警总队负责维持市内秩序是完全必要的。经验证明：武汉市内秩序能较好较快恢复是依靠纠察队能坚决执行军管会的一切法令命令和规定。再就是：我们进城部队与机关工作人员如何使之不违反纪律。这次武汉接管工作人员组织不够好，加以大批部队过境。曾出现个别人员违反纪律的事情，但部队一般始终纪律表现良好，由于军管会一进城即注意加强对机关部队的城市纪律教育，并严令警备政治部和纠察队进行严格检查。一发现问题即严加纠正。不如此，要把城市秩序维持好是更为困难的，因为如果我们自已首先搞乱了，则一般社会秩序就不容易维持好。
　　（二）接管和恢复生产工作
　　军管会的接管工作，现已完成，共接管大小单位五百六十多个（其中公营工厂仅有大小二十六个），公教人员及职工约四万二千人（三千余公费生与六千流亡学生在外）。在接管物资中，切实做到了原封不动，点滴归公的原则。各被接管机关和企业，在解放前后大部皆已作好清册，准备移交，因此根据这正些清册来进行清点接管当然比较容易和简单，伯也容易不确实。经验证明，应当是先把情况弄清楚，多做些群众工作，依靠群众配合来行接管。凡是这样做的，不仅搞清了物资的实际数量，而且发扬了群众民主，提高了职工的主人翁观念。如武汉电信局接管中依靠职工，先由职工的酝酿讨论，选出代表与接管人员共同组成清点委员会进行清点，结果在职工的揭发下清查出与清册数目不符的材料三七九种，家具八五二件。在各被接管之企业和各机关中的旧职员我们是采取极宽大的方针，各企业技术部门的员工几乎是百分之百留用，仅极少数个别的被撤消了工作；至政府公安系统这次被留用的亦有百分之六十八，遣散回家为百分之三十二，在留用的人员中并有高级职员。当时如果多加教育改造还可以少遣散些回家，因为人民政府应当给任何愿意和能够为革命工作的人以生活出路。这次遣散回家的绝大多数表示满意，因为政府都给发了证明书与遣散费。
　　这次接管工作是与恢复生产结合着的，在恢复生产上，不论公私，能复工的就尽量复工，能复工一部的就复工一部，机厂均遭破坏而不能复工的，则集中其职工进行训练，准备转业。现已复工的公营工厂有申力、钢铁、煤矿、水泥、机械等重工业及织布、面粉等轻工业十四个单位，产量也日渐提高。如华新水泥公司从五月份产一百公吨增至六月份产一千五百公吨。对私营工业的扶助，主要是贷款和订货两种方式。据武汉市国营银行的统计，三个月来先后有重点的给私营企业贷款共达五千余亿元。许多有利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如面粉、纺织、碾米、肥皂等，在人民政府贷款与收购定货方式的扶植下逐步发展。至目前已有二三〇家开工，共有职工一万六千人。其中面粉业解放后十六家开工，现增至四十二家，产量提高了四倍多。碾米业由解放前的二十家增至现在的一六八家。纺织业中第一纱厂、申新、裕华、震寰等四家，原有十四万五千绽子，现已有十一万绽开动。其中第一纱厂在军管会的各种帮助下，解决了许多问题，工人情绪提高，浪费减少，在其能开动的十四万五千绽子中现已开动八万五千绽子，过去每天只出六七十台纱，现已增至日产纱一百三十台。由于这些事实的影响，许多资本家开始认识了政府帮助民营工业的方针，敢于投资扩大生产，这对恢复与发展华中经济是有极大意义的。
　　（三）禁用银元和稳定物价
　　我军进入武汉后的当时，面临着三个严重的困难问题：一个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币值狂跌，武汉已成银元市场，银元在人民中存在着盲目的信用基础，这就成为解放后平稳物价稳定人民币有力的劲敌。一个是由于交通被严重破坏，我们进到武汉后物资不能及时运到，两手空空；加之乡村没有工作，整个武汉三镇完全陷于孤立状态，得不到外面的支援，所需有的粮食、棉花进不来，致使当时食粮与原料发生极大恐慌。一个是百万大军驻扎武汉周围，需要使用大量的人民币，而当时都挤到武汉市内，不能下乡，不能过夜，（商人卖货收入的人民币，当天即设法买成银元）形成局部一时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状态，物价暴涨，人民币狂跌，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想稳定物价与币值确实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据贸易机关的统计：五月二十五日到七月初，武汉物价曾经两次陡涨。第一次是在五月二十五日银行牌价变动后，以银元带头，各种物价扶摇直上，至六月十七日为最高峰。如以人民币与银元六百比一的比值来计算当时货物的实际物价，再以五月二十三日物价指数为一百，则六月十七日的总物价指数当为四八四，九九五，即物价上涨了近四倍，银元上涨则近五倍。第二次回涨，由于上海物价上涨影响和本市发放工资，但为时不久即又回跌，而回涨的程度仍较六月十七日为低，根据七月九日的总物价回涨到比六月十七日还少一倍，银元的回涨亦复如此。
　　从以上情形看，银元的上涨，较物价的上涨为烈。从这个事实说明那一时期的物价上涨主要是银元黑市从中捣鬼。我们根据群众要求，动员了几千名职工、店员、学生展开了群众性的拒用银元运动，给银元贩子以政治上的打击；加之治安机关、银行和各群众团体的配合组织了金融纠查队，自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八日先后逮捕了一批银元贩子，没收了一部银元贩子的银元和黄金，处分了老凤祥等两家较大的银元投机商；并配合了整理税收，抛出了六百余万斤的粮食及其他物资，使大批的人民币得以回笼。同时各公营企业和税收一律只收人民币，各工厂企业举办消费合作社，配给职工以日用必需品，办理折实储蓄，紧缩开支等办法，给银元投机倒把的奸商以严重打击，使物价逐步下跌，人民币的信用随之日以提高，近日来银元黑市稳定在一千八、九百元到二千元左右，最近银行举办金银折实储蓄，市民折蓄黄金银元十分涌跃，十三天内已收到黄金六千余两，银元五十一万余元，物价到今天为止，较五月二十三日的实际指数约上涨了一倍，而若以银元的实际购买大米来说是还下跌了一些的。此种情况会继续稳定下去，因我大军在湘鄂赣三省胜利影响，两广也指日可下，地域扩大了，部队散开了，新粮上市了，交通也，逐步顺利了，物资也较畅通了，全国胜利，银元将要变成无用之物，这些条件对于今后稳定物价和币值都是很大有利条件；当然，这个斗争是较长期的，今后还要继续贯彻对银元的斗争。
　　（四）沟通城乡关系
　　所谓城乡关系，实际上是城乡物资交流问题。武汉不比沈阳、平、津等地。那里乡下是老解放区，一经解放即有广大农村来支持；而当时的武汉是孤立的，目我们没有及时派大批干部下乡，广大农村政权没得到改造，还在封建势力把持之下。一百二十万人口的武汉，得不到农村粮食与原料的源源供应。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现在总算初步解决了问题，也就是说票子可以下乡，粮食与各种农产品已逐渐增加向武汉运来了。同时武汉物资与外地物资交流也日有进展。如进出口在五月份几乎是没有，六月份则到二十八亿元，七月份则上升到八十七亿元，即为六月份的三倍，而八月份则增加到二百二十亿元，即为七月份近三倍，为六月份八倍。而八月份进出口从七月份进口中京沪占百分之九十变而为百分之八十强，内河和长沙则由百分之十弱，增加到百分之十九强；出口也一样，七月份运往京沪的占百分之九十强，运内河长沙仅占百分之十弱，现在运至京沪的则只占百分之五十八，而运至内河长沙的则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
　　这次把武汉完全停顿的城乡关系沟通起来，主要依靠以下几个措施：一是迅速恢复了中断与破坏了的交通，除线路与长江航运外便是公路与内河的航运，这又要很好的组织商车、商轮出动（包括木船），惟由于刚解放时各地有土匪，与军运急须征用船只，致商人们不敢大胆地贩运货物，在我们专门派出部队保护了交通与统一地征用军用船只，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商运后，才使交通运输恢复常态，而城乡物资也就逐渐交流起来。二是由于部分干部还采用过去对敌占城市封锁的看法，对于过去设卡与限制进出口等，尚未及时改变，如刚到武汉时湖北省委省府未进城，致无法与外县政权沟通，曾经发生到处收税与扣留物资进出口的事件，致影响商人裹足不前，后经湖北省委省府的纠正及贸易公司带头组织商人下乡，情况才逐渐改变起来。其三是贸易公司以大力来组织与领导城乡物资交流，其工作主要是掌握物资不使农民吃亏，并给以出售东西的便利。如最近米价下跌，商人故意压价，政府即提价收买，使农民与粮商不致因压价而不再运进粮来，最近粮食与其他农产品进市日见增多与此也有关系。为给予农民便利，在贸易公司所属信托公司下并设立一农村服务部，很受农民欢迎，粮食一到即买下来，且只取千分之五的手续费。而血一般商行则常常故意压价敲竹杠。且行佣要收二成，此外还有什么栈租、捐税等的额外剥削。故农村服务部的成立逐渐可以做到使农民不受或少受行商的剥削。如农村服务部成立后仅只一个星期即购得食粮一百多万斤还有其他不少农产品，足见农民对农村服务部的信赖。最后主要的是使人民币下乡，派遣大批干部与贸易公司带大批物资分头下乡，组织贸易分公司与商店合作社来支持人民币在乡下的行使，同时乡村也展开拒用银元的宣传与依靠行政取缔银元黑市，现各地物价亦日见平稳下跌，城乡物资交流关系也逐渐好转起来了。
　　（五）发动组织工人与致力于劳资团结
　　自军管会宣布开始工作，即首先和工人见面，教育与提高工人的主人翁感觉，一面强调生产，防止左的倾向，同时由市委和总工会分派大批干部到工人中进行工作，并迅速成立了市总工会筹备会，两个多月来已有四百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到四十七个企业单位，在近八万的职工中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现在已有三十多个公私营工厂成立了职工代表会或职工会筹备会。
　　在两个多月来，工人觉悟是一天比一天高，而工人中存在相当无的情绪也，一天一天被克服。解放后武汉工人主人翁的感觉是很快建立起来了的。在这工作做好后，对工人左的情绪批评就好进行，这次我们对武汉工人一发现其左的现象就能克服下去，并不引起反感即由于此。
　　职工工作中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恢复与组织生产，好使大家有工做，正饭吃。工会工作一开始就配合行政集中力量搞复工就业，号召工人们迅速行动。工人对此是拥护的，并纷纷进行修复工厂，装置机器，搜集散存的机器零件和原料，使工人得以很快的复工；不能全部复工的工人也设法利用现有的条件，进行部分复工。比如：海军工厂由于厂址未修复，大部机器不能开动，就小规模的代商人修补船只。华新水泥公司在“迅速复工”的号召下，员工们非常兴奋，窑房工人立即在窑门口写了“马上复工”四个大字，全体员工即赶忙制订计划，修理机器，调动运输工具，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停工的工厂也冒烟了。
　　在工厂复工后，进一步的工作即是如何提高与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以便增加生产。现这一工作正在开始，还待继续深入发动，但已见成效。有的单位发动了工人，制订了新的劳动纪律；有的单位发动了工人进行生产竞赛。工人表现也很积极，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如武汉火柴厂职工自己订的纪律，要遵守规定的工作与休息时间，不得迟到早退或无故旷工；工作时间，不得嘻笑打骂，打磕睡或做私事；大家要注意团结，互相合作；要爱护机器、工具及其他公物；要节省原料；要接受工厂负责人、领班在工作方面上的支配与调动等项。该厂过去每天九小时的工作，平均生产火柴四千八百大包左右，自七月十六日订出劳动纪律后，只有十天时间，平均每日产量即增加到七千五百六十大包，提高了三分之一强，而最高产量意达到七千八百大包。其他如华中钢铁公司，湖北机械厂及私营第一纱厂、震寰实纱厂，在实行了加强劳动纪律、生产竞赛及奖工等制度后，也提高了产量。特别是第一纱厂，以前工人情绪最坏，生产量也最低，现在已有很大的改变，已由每日产纱六七十台，增至一百三十台。增加达一倍，并且纠正了部分工人存在的“我们解放了，自由了，谁也管不了!”的左的情绪。
　　围绕着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工作，必须给职工生产以实际的保障。而武汉初期又面临着物价波动，货币贬值的实际困难，所以举办职工合作社把工人福利事业办起来也成为工会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内容。有的单位注意这个问题早，有的单位就迟了些。私营第一纱厂职工合作社成立后，第一天即从贸易公司批购大批的油盐，开市发售，平均每人购油二斤，食盐二斤，刚好正是发放工资的时候，工人要购物，个个称便。七月初旬武汉职工供销合作总社已经成立，现加入该社的就有电信局、邮政局、第一纱厂等十四个合作分社，社员连同家属共有五万多人，股金为七千多万元，尚有十九个单位正在筹备组织中。
　　合作社的建立，不但避免了商人的中间剥削，保障了职工生活，且提高了人民币的信用。职工们因领得了人民币可以购得足量的实际物资，就再不去作争购银元买卖了，且纷纷拿着人民币到银行去作折实储蓄，银行中的折实储蓄中的三百三十九个存户，就有以个人工薪存入的公营企业的职工一百六十七户；江汉工程局职工在发放薪资后就集体参加储蓄，电工器材厂职工在七月五日下午一个钟点，就有四十多人存入了一千多个单位。
　　在对伪工会斗争中，由于我们采取了明确的谨慎的步骤、这就是。坚决消灭伪工会，但不依靠行政力量和并不需要出布告；而靠对工人的教育和很好在群众面前揭露伪工会的反动本质，说明它的罪行，指出它的小恩小惠只是便于压迫与剥削工人的勾当，以此来启发工人的觉悟对伪工会有了认识，然后由群众自动提出取消伪工会。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和步骤因而争取了群众。对消灭伪工会就得到了顺利的进行，许多群众向我们提供材料，并迅速脱离了反动领导分子的影响。平汉、粤汉路各单位的工人。都纷纷控诉伪工会负责人贪污会费，假公济私，任用私人，录剥削工人血汗，剥夺工人自由等等罪行，并一致要求清算伪工会的账目，把他们剥削工人的血汗全部算出来，作为工人福利基金，同时又要他们把过去所作的坏事向工人坦白悔过。早在六月中旬，私营申新纱厂的工人就要求解散并接收伪工会，成立，代表工人和益的真正，工人自己的工会，工人代表在会议上质问伪工会负责人说：“你们经常骂我们工人，张口是“猪”，闭口是“狗”!请问到底谁是狗？你们除了这些，还替工人做过些什么事？”所以在今天说来，伪工会一般的可以说是打垮了，坏分子在公营企业中也隐藏起来，仅有一些个别分子在秘密活动，现在已不复为伪工会的问题，而成为工人中反特斗争的问题。
　　武汉私营企业在经济上占的比重很大，能否正确解决劳资纠纷，便成为能否实现劳资两利发挥私人资本积极性的试金石。进入武汉后有专门机关正确掌握这个政策，即成立了劳动局的组织，经过处理了二十二件大的劳资争议（厂内劳资协议解决者不算在内），一般的收到了好的效果。在处理劳资争议案件中主要为：解雇、工资与劳动纪律三大问题，其次为工时问题。对这问题的处理，根据武汉的经验，必须照顾两种情况，好好进行分析，这两种情况是：有些资方虽已知道劳资两利政策，但只看到自己多赚钱借口向工人进攻也是有的；而有一部分工人对我们劳资关系所应采取的态度认识也不够正确，加以特务和坏分子的利用左的口号来挑拨，往往提出过高的要求，与发生不遵守厂规的行动。劳动局应当站在政府立场很好的向劳资双方进行解释劝导，用说服的办法改正工人一些左的东西，这样劳动局在工人中才能建立起威信，才能很好处理劳资关系，不然工人不信任，光靠行政力量是不行的。现在武汉劳动局在工人中已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威信，还须继续提高，这对于今后保证工人阶级利益，配合工会工作，提高工人觉悟，积极生产，团结工人拥护人民政府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而对资本家合法利益则加以保护使之敢于放手做生意，使我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能充分具体表现出来。对发展私人生产将起极大的作用。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武汉工人，不论在支前和巩固后方革命秩序与对伪工会的斗争，都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对生产的态度更加积极，从他们洋溢着主人翁的感觉和组织情况看来，可以说，职工觉悟已有了初步的启发；当然，今天还谈不上高度的政治觉悟，因为它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
　　此外在工运中还存在着如下的几个问题：
　　甲、组织有些混乱，领导还不够统一，工厂的行政工作与工会工作还不能相互配合的很好。
　　乙、工作组人多，但经验缺乏，所以作用不够大，须适当调整与加强教育才成。经验证明，脱离生产的干部，人员太多无事做，反而会使工人不满而妨碍工作。
　　丙、部分职员依然存在着轻视体力劳动，轻视群众的偏见，造成职工间的某些隔阂；而工人对于职员，一方面没有分清职员中的极少数个别的坏分子应与一般职员的区别，致有一律仇视之感，另一方面又有害怕职员的现象。而我们自己还不善于运用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达到职工内部团结，还没有把罪大恶极为大多数工人所痛恨的坏分子加以撤换，所以还不能很好处理职工间的团结问题。
　　丁、在公营企业中，因国民党的腐败经营，确实存在着官僚化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方法等不合理的现象，如何改造实行民主管理，使之真正变为人民的企业，在这一方面我们不缺乏经验。
　　戍、工资问题最近我们颁布了调整草案，虽大体上已解决了问题，但还须很好的在工人中进行教育，许多更具体的特别是工人福利问题尚须很好的予以解决。
　　（六）反特与巩固治安
　　自大革命失败以后，武汉即长期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共堡垒，其特务组织是有基础的，而且今后也定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作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中心地之一。武汉敌人主动撤退，很早已把潜在地下的特务工作作了布置。当武汉物价波动时，敌人乘我大军在武汉停下来的时机叫嚣其局部反攻，武汉国民党特务亦就活动开来，自然在全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特务们的活动根本是鸡蛋碰石头的蠢事，但在其长期潜伏的方针下有机会就进行破坏，特别是对人民国家财产的破坏，使我们城市革命秩序不能很好的建立，增加我们建设工作上的困难，则是我们需要加倍警惕的。由于开始一个多月的期间各部门忙于接管工作，加之各机关学校和企业部门群众尚未发动起来，要制止特务的活动是困难的。自七月中旬提出巩固治安及肃特工作，并于七月十二号颁发限期（一个月）国特登记的布告后，已登记好几百人，惟由于对这一工作抓的不紧，和只有宽大没有进行必要的镇压，据各方材料证实尚有一部分死心塌地特务分子仍在暗地活动，因此近几日公安局实行逮捕了一批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我们仍愿再给没有登记的特务分子补行登记的机会，因为今天特务分子是毫无出路的，人民政府应当力求采取宽大政策解决问题，以保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但对于怙恶不悛以为宽大为可欺仍死心做特务的反革命分子，则必须采取镇压措施。这必须要全武汉革命人民积极援助政府宣传宽大政策，与发动群众对特务分子的检举才能更好解决问题。
　　（七）整顿组织教育干部进一步发动群众恢复生产
　　在我们过去几个月的工作中表现了不少缺点：一是准备工作作的不够，工作上有些凌乱，个别单位竟有两三个单位争着接收；而部分干部本身质量也差，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缺乏对接收部门的业务知识，以致有些工作作的不够好。一是由于对干部教育不够。三个月来也发现个别于部和部队违犯城市纪律，诸如：衣帽不整，游逛大街，进出电影院与戏园，个别人竟在民众乐园打人，布告上宣布不许住民房，而个别单位派人到处乱找房子，先给人家戴一顶敌伪财产的大帽子就住起来。甚至有个别干部忘掉无产阶级本色，到城市以后有脱化的享乐腐化思想和骄傲自大盛气凌人以及习染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关于这一些我们已正在着手整顿组织与加强对干部的教育以求在今后工作中克服和彻底改正。当军管会初进入武汉进行接管工作，不论在组织上在干部配备上都以适应接管工作为主，今天要进一步把武汉这个城市管理好，必须根据城市工作的特点，重新调整各种组织，严格制度，提高工作效率。而对干部的教育，则主要在提高政策思想砥砺工作作风与更好学习管理城市与经济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更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把生产恢复更快推向前进。我们是产党人，不怕任何敌人与困难而只怕自已的缺点与弱点不能发现与克服。今天我们工作中是有缺点的，应当虚心检查予以改正，今天我们对管理城市与经济工作是还不很熟练的，应当向各方面学习，鉴于我们初到武汉困难很多许多人担心我们搞不好，我们老老实实抱学习态度终把问题解决了。今后一切困难，我们当仍本着这种态度来进行工作，我想是可以把工作搞好的。军管会在进到武汉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即提出整理组织从新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并展开对不正确的思想与坏作风斗争，即是为着贯彻这一认识。这次对汽车修理厂军事代表的批评就是这一措施的具体表现。我们准备以大力贯彻下去，因为许多城市经验证明，进到城市一个时期后必须要有一个整顿组织，整顿思想作风的学习运动。
　　二、武汉今天所处的情况与存在的问题
　　经过上述工作，武汉最困难的月日（六月到七月初一个多月）是渡过来了，现武汉的接管工作大体算是完成，武汉的各种恢复工作（如铁路、公路、航运、市政、城乡关系、金融物价、各公私企业等）亦算有了初步规模。主要的经验是：由于执行了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规定团结全体人民，以恢复发展生产为中心，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不可否认的，这次军管会接管武汉所遇至的困难是严重的，而自已进城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管理城市也缺乏经验，其所以能获得向上面报告的成就，除了靠上述的政策指导正确为我们解决了问题外，便是由于武汉全体革命人民特别是武汉的工人阶级革命学生与进步的工商业家和民主人士的努力协助所致。如果没有武汉的工人与革命学生（当然是在我党地下组织领导下进行的）用各种各样的力法，如：公开示威反对、武装制止、金钱收买、与隐瞒欺骗敌人等英勇机巧的行动，以阻碍与减轻白匪的破坏，那我们接管工作就不会那样顺利，就不能想象到自来水、电灯、公共汽车、电话、电报等的被保存下来一直未停过，而轮渡破坏亦不十分厉害而很快即做到初步恢复，特别是我们进城后各种企业工厂的恢复，线路的修通，航行复航的迅速以及工人学生成千百的在街上宣传拒用银元，和工商界的热烈缴纳税收，没有武汉各革命阶层的自觉起来是不可能的。武汉最艰难的月日虽然过去了，但作为武汉组织担负起支援大规模战争，和建设华中的首府的责任还正在开始；这个责任是重大的，但作为武汉人民来说负起这个责任则是很光荣的。今天武汉已先获得解放并日益成为巩固的后方交通的枢纽，作为在华中今天所处的地位来讲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必须把工作搞好，发挥武汉在支援战争的应有的力量。因武汉为巨大的商业城市，工业亦有相当基础，它是能够发挥其保证战争的需要供给的巨大作用的。今天武汉工商业恢复虽大多数超过了白匪逃走前的水准，但与战前比较则不到百分之三十，就是这样它已解决了供应战争需要的大部分，而在这基础上，所缴纳的税收亦成为华中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果把武汉的工商业更进一步恢复与发展起来，那将发挥其更大的力量是用不着丝毫的怀疑的。我们更必须沟通城乡与内外的物资交流，因武汉向为九省通衢巨大的商业城市，它如不能把农民的农产品弄出去，抑工业品与农民的必需品大量供给农村，则武汉便失掉其应有的作用。而它本身也就无法繁荣。武汉一向进出口作
　　为全国五大商埠之一，仅次于上海，而今后武汉将更居于有利地位，但它必须为内地农村服务才能实现这种有利地位。武汉已为人民的城市，这首先要求能解决工人失业问题。今天武汉失业问题也还是严重的，如何解决只有依靠生产，使武汉工商业恢复与发展，才是最基本的办法。如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店员等，今天所以失业特别多的原故就是由于武汉市面萧条；武汉市面繁荣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当然就多了。现在当然可以使一些人到乡下去，政府应好好来组织这一工作。至于一些供少数人腐化生活的消费商业和职业者亦须改业改行，有劳动力的进工厂或下乡才是出路，今后在武汉要想不劳而获做寄生虫那一定会没有出路的。现在武汉有一批过去靠喝人血为生的人不满意解放后我们的措施，取缔了他们的流氓敲诈行为，那是没有办法的，一是政府必须维持城市的生产秩序，二是任何人必须以劳动力养活自己，政府才有义务帮助他解决生活的困难。
　　今天要进一步恢复与发展生产把武汉的工商业繁荣起来，必须公家与私人资本通力合作。但武汉私人工商业占很大比重，公家的力量有限得很，而且在短时期内也很难增加多少力量，应尽量发动私人资本来搞，公家力量可能时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当采大力扶助的方针，如对第一纱厂那样。现在私人资本怕与公家竞争是不对的，今天政府是提倡私人资本的竞争的，林司令员讲过有些事情公家办不好就应交私人来办，如果公家占着茅厕不拉屎那是错误，我们一贯是反对这种作法的，这样是会妨碍武汉工商业进一步恢复发展的。又如税收，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我们一定可以改善，特别是外县某些地方设卡抽税当马上令其撤消；其次是码头许多陋规近于敲诈一定撤销，码头上一些恶棍残酷的剥削码头工人，政府当支持工人来反对这些恶棍，减少对码头工人的剥削来使他们改善码头运输以利生产的发展。第三是劳资问题，政府当秉一贯调解的方针，保证工人的必需生活水准，反对对资方的过高要求今天的工资政策在公私方面都应当照顾才能发展生产。工人生活应从生产搞好中逐步来提高，并依靠办福利事业来解决一些问题。第四、交通运输今天因敌人把交通工具大量地破坏了，一时修复不起来，新建非一朝一夕之事，且目前要供应大量的军运，故私人的运输是较难满足，基本解决问题在武汉应动员公私船厂多造船，临时办法可以更合理来组织车运，调开一部运输力量出来供私人之用。最后是武汉工商业界需要更好组织起来，武汉市原有之工业协会与商会，现已不够健全，难以来推动武汉工商业恢复与发展的各项工作，同应当学上海的榜样，组织武汉工商总会。武汉市人民政府是代表各革命阶层利益的，今后应当多帮助工商总会，使工商总会真正能代表全武汉工商家的利益并成为武汉人民民主专政组成部分之一。这样我想武汉的恢复与建设的速度是会更加快的。最后祝大会的胜利!
　　（陶铸系武汉市军管会副主任）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

　　（来源于《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湖北卷）》p159-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