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码头改革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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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码头改革的前前后后

莫元钦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北连汉水，南接洞庭，历史上早就成为邻近各省区的米、棉、茶和竹木等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明、清以来，三镇市场基本形成。随着对外通商口岸的开辟，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这一“九省通衢”各种华洋杂货，进进出出，流量激增。因而在解放前，武汉除本身商业繁荣外，实际是一个以转口为特色的城市。
　　在武汉市的沿江沿河，码头设施一个接着一个，整个市区几乎处于码头包围之中。码头上人声鼎沸，装卸搬运川流不息，给初来武汉的客商送上一幅繁忙的图景。数以万计的码头工人，成为这个城市不可须臾分离的劳动大军。压在码头工人头上的两座大山由于封建势力的长期统治，码头的地盘和组织，为封建把头所操纵。他们使用各种名义对工人进行剥削，无论哪个码头的头佬都把码头作为自己的领地。军阀、官僚、特务也把手插进码头，与封建头佬狼狈为奸，形成-一股封建与官僚相结合的势力，成立所谓码头管理所，组织黄色工会，进一步巧立名目，耍弄花招，虚设福利、救济等机构，浮报开支，以及假造名册、冒领工资等等手段，对工人加倍进行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掠夺和剥削，坐地分肥。他们着实成了压在码头工人头上的封建、官僚两座大山。
　　建立新的领导机构
　　1949年5月底，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以方坤为首的工作组，接管了旧码头管理所，成立了码头工作组党支部，方坤任书记。武汉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派出以苏星为首的工作组，接管了旧码头业职业工会，成立了工会工作组党支部，苏星任书记。他们从调查入手，对各码头的情况进行了摸底和初步的业务整理，了解到旧码头工会汉口有13个分会，武昌和汉阳有4个分会，共有611组，码头职业工人33392人。此外，还有散筹工人8000人和码头附属业工人3693人，合计45085人，分布在大大小小464个水陆码头。为了尽快将他们组织起来，同年7月成立了码头工会筹委会，苏星任主任。接着在汉口、武昌、汉阳成立15个分筹委会。筹委会为更好地开展职工工作，按15个分筹分派出工作队员深入基层，广泛地与码头工厂人交朋友，做码头改革的发动工作。1950年元月，码头工会成立，广大工人踊跃参加工会，在工会的教育帮助下，会员们积极投身码头民主改革运动。
　　1949年9月5日，武汉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召开，吴德峰市长致开幕词，周季方副市长作了码头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解放后，码头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操纵把持着码头，残酷地压榨工人群众，码头工人工作艰苦，生活极其困难，而霸占着各个码头的反动头佬，为了巩固各自封建统治，暗中挑起工人斗殴打架，造成码头与码头之间、码头工人与其他苦力工人之间争斗。尤其是他们对商旅垄断运货，强索力资。这实质上是封建势力同工人、同民族工商业者、同新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周副市长的报告，一致认为，封建势力统治着武汉码头，造成封建壁垒，阻碍交通，影响城乡工商业发展，应迅速改变这种局面。会议决定成立码头研究委员会，并在第一次研究会上确定了成立武汉市码头管理处，直属市人民政府领导。9月22日，武汉市码头管理处正式成立，方坤为处长，姜萍为副处长。下设4个职能科室，主管秘书、评议、人事、财务等工作。为了加强对全市码头管理，按片设4个管理所，汉口江汉路以下为一所，江汉路以上为二所，武昌为三所，汉阳为四所。市人民政府对码头管理处工作作了明确规定：一是保障工人正当权益；二是清除对码头工人的封建剥削与对商旅的敲诈勒索行为，建立正当运输制度，便利商旅运输；三是建立革命秩序，整顿纪律，巩固社会治安；四是协同人民法院与公安局，对反动分子和恶霸实行镇压；五是协同工会对工人进行教育，特别是政府法律法令的教育。新的机构建立起来，从此开始了新的码头管理工作，拉开了码头改革的序幕。
　　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码头工人开展码头改革之日，是码头封建头佬深感末日来临之时，他们有时暗中造谣破坏，有时公开跳出来反对改革，码头出现改革与反对改革的尖锐复杂斗争。
　　长期盘踞在码头上鱼肉工人的600多个头佬和恶霸，拒不执行党和人民政府分颁发的有关接管码头和改谐码头的各项方针政策。他们欺骗工人说：“码头改革是穷码头共富码头的产”。同时恫吓工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眼光要放远一些，不然国民党打回来就挨砍头。”有的人公开反对码头改革。如三北码头头佬秘密开会，订立“绝对保守内部一切秘密”的攻守同盟。说什么要“坚持老规矩、老习惯”，“替工应该给老板付钱”。循礼门码头头佬居然公开阻挠工人积极分子去华中工人学校学习，召集工人开会扬言：“任何人不准接近工作队的干部，不然要防备脑袋落地。”不少头佬仍发散筹，请替工，拿干股，继续剥削压迫工人。
　　针对码头恶霸头佬反对改革的破坏活动，码头管理处派出一批干部，奔赴各个码头管理所，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接管方针政策。他们在群众中扎根串连，开展谈心活动，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讨论“谁养活谁”的问题，从而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码头管理处还协同市人民法院于1949年8月31日在口区凌云电影院（今军需电影院）召开揭发控诉恶霸头佬尹四保的群众大会。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了尹四保极刑。通过这场反霸斗争，码头工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深切地体会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
　　在斗争尹四保之后，码头管理处于1949年10月13日又发动工人揭发控诉恶霸刘汉民的罪行。这个刘汉民抗战前当法国巡捕，残害武汉市民。武汉沦陷后他又给日军当汉奸，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日本投降后，他混入武汉码头，继续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与国民党军警勾结，压榨工人群众。市人民法院依法惩处了这个汉奸恶霸。
　　1950年4月初，武汉市码头工作委员会成立，继续领导码头工人开展反霸斗争。首先召开码头改革干部大会，总结交流前一段管理处领导民主改革运动的斗争经验。会后，紧接着在武汉三镇掀起了反霸斗争的新高潮。循礼门联运码头工人斗争恶霸范国庆；民生路二码头工人斗争恶霸周行玉等人；六渡桥和土地码头工人斗争恶霸段详敏、彭汉卿等人；青岛路码头工人斗争恶霸黄海棠等人；五福路站码头工人斗争恶霸熊正文等人。自6月至9月，直接参加斗争恶霸大会的码头工人1万余人，共斗争恶霸头佬20多名。
　　1951年4月4日，武汉市人民法院在民众乐园中南京剧院，召集全市码头工人代表3000余人控诉码头大恶霸杨青山、张玉山、胡青山、彭春生、喻子国、范庆国、王玉安、傅占奎、李奇文、游海卿、项敦山等11名罪犯罪行大会，判处死刑。
　　码头反霸斗争自1949年8月至1951年12月的这两年多中，在水、陆码头先后召开大小型反封建把持斗争会200多次，参加斗争大会的工人达两万余人次，市法院判处恶霸头佬212名，处以极刑的24人，被清除的头佬、狗腿及不劳而获者200多人，彻底地摧毁了码头封建把持制度。码头工人从此砸碎了百年来沉重的封建枷锁，成为码头的新主人。
　　以法令支持改革
　　为了更好地支持码头管理处顺利地开展工作，武汉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11月15日颁发第一号布告，特作规定：其一，不许坐地分肥。码头工人的工作权，以本人从事码头劳动为必要的条件，凡本人不是劳动者而坐地分干股，不劳而获，剥削工人，侵害工人利益，一律严格取缔，并予以严厉惩处。其二，不许敲诈勒索。如有额外需索，藉端敲诈，破坏工人信誉，妨害商旅运输行为的人，准由受损失人报告公安机关或码头管理处依法惩治。其三，不许打架行凶。少数坏分子在码头工人中挑拨离间，煽动纠纷，结帮行凶，造成斗殴事件，破坏工人团结和公共秩序，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坚决予以严惩。对于肇事的祸首以及教唆煽动的主谋分子，查明扣押严惩；对于致人以死命者，应偿命；对于盲从附和参加打架行凶的分子，一律查究，区别情节的轻重，轻者予以短期停止码头工作权的处分，重者取消码头工作权。这三条规定，整饬了武汉码头秩序，清除了过去遗留下来坐地分肥、敲诈客商、打架斗殴等封建陋习。12月15日，市人民政府又颁发第二号布告，公布《武汉市码头管理处暂行办法》。这个《暂行办法》，是针对武汉码头封建势力与官僚结合长期奴役工人的特点制定的。第一条首先宣布“废除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工人之陋习”，并在第三条中提出“整理码头的基本原则，是依靠码头工人的团结和自觉，废除封建特权及对工人剥削压迫之陋习，镇压违法破坏分子，保护工人正当权益”。其次，指出由码头封建势力与官僚结合的反动统治，使工人阶级内部形成许多隔膜及地域的隔阂，这是反动统治者分化工人团结以便进行奴役工人的阴谋。暂行办法实施后，对发展武汉码头运输事业，繁荣武汉经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底，武汉市陆地运输公司筹备处成立，将77个陆地码头合并为16个运输站。1950年元月15日，武汉市陆地运输公司正式成立，下设8个管理委员会，统一调配劳力，统一了合理的搬运力资标准，保证了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工人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加速了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的步伐。4月5日，中央人民
　　政府公布了《各地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封建把持制度》的决定，同时公布了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为武汉码头改革，彻底摧毁封建把持制度，建立码头国营企业公司创造了条件，指明了方向。4月6日，武汉市码头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赵克飞、市总工会主席赵敏、市公安局副局长侯政、市航政局局长雷敏之、市工商局副局长文祥、市码头管理处处长方坤和评议科科长谢继恩、市陆地运输公司经理鲍振世、市搬运工会主席苏星等9人组成委员会，赵克飞任主任，贾安澜任工作委员会党总支书记。
　　码头工作委员会从工作需要出发，下设组织、宣教、行政管理、业务4个委员会，一个失业救济处，并将汉口原有13个分会改为7个市区工作委员会，武昌、汉阳两个管理处改为两个市区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辖区码头改革工作。为了充实码头改革的力量，从市人民政府、行政学校、市青委、市总工会等单位抽调211名同志到码头工委工作。
　　1950年8月20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废除码头封建制度建立搬运公司的决定》，从此，实现了统一使用码头，打碎了码头封建割据的局面。
　　改革后的组织建设与丰硕成果
　　经过严峻的反霸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改革结束时，从工人中提拔优秀分子当干部的有141人，工会基层委员342人，发展工会会员16239人，吸收党员25人。到1952年公开建党，发展党员555人，码头搬运事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1951年3月28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武汉市搬运公司，任命鲍振世为经理。搬运公司建立了32个搬运站，3个板车运输站，4个直属大队，共计工人27784人；41个基层工会，927个会员小组。搬运公司成立后，统一承揽业务，统一调配劳力。
　　在码头改革中，武汉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正确地处理了剩余劳力问题，改变了人多事少的现象。当时应转业的工人有2391人，市政府拨给他们57万余斤救济粮；参加以工代赈的有400余人；回乡生产的有2000余人，共减少剩余劳力4700余人。
　　1952年年底，武汉码头改革胜利结束，实现了改封建把持的所有制为新民主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转变，解放了生产力，使码头搬运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建设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作者单位：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来源于《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湖北卷）》p284-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