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警察运动 配合南京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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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警察运动　配合南京解放

南京市公安局史志组

　　一、首都警察厅是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为了发动内战，保障其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的安全，竭力扩编“首都”的军警宪特机构，加强法西斯统治。他们派国民党军委会二厅中将韩文焕，三十一军中将副军长、国民党中执委委员黄珍吾，充任内政部直辖的首都警察厅的正、副厅长，韩、黄二人还从重庆带来了310名亲信骨干。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十弟兄之一，兼蒋介石的特别警卫组组长），还陆续派军统少将组长等骨干分子200多名进首都警察厅，掌握许多重要职位。改组后的首都警察厅，内设五室（办公室、外事警察、人事、会计、统计）、五处（特警、督察、刑警、行政警察、总务），还有直辖保安警察总队、特别警备大队、刑事警察队、驻卫警察总队、消防总队、警察学校等。厅下设东区、南区、西区、北区、中区、下关、水上、东郊、南郊、西郊、北郊、浦口和汤山13个警察局。84个警察派驻所。在员警方面，除留用少数汪伪警察外，又从黔、鲁、豫、赣、苏、皖、平、津等省市招考中学生，经中央警官学校或首都警察学校训练后委任为警员，分派各所统管户口调查、巡逻守望、临时检查、非常警备、交通管理等任务，实行全国仅有的“警员制”。全厅共有官佐员警9798人。
　　在各区中，东区是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西据市中心，东扼中山门、太平门、光华门，出城与中山陵区紧连，向东延伸至汤山“中央训练团”及兵营，控制京杭国道（即今宁杭公路），在各级警察机构中密派了一批军统特务作为骨干。北区为外交使馆和官僚公寓，派驻有大量的保安警察和外事警察。中区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这是金融的中心。南区所辖中华路、三山街、夫子庙一带商业区。人口稠密，警所较多。西区毗邻辽阔的西郊，紧沿长江、内河，多系城市贫民、小商小贩和菜农。下关、浦口及长江两岸，为津浦、京沪铁路起点站，车站、码头密集，是水陆交通命脉，居民多系铁路、轮船、电厂等产业工人和船民、苦力，警力布置甚多，统治较严。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由于我军强有力的反击，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连遭惨败，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出现了严重危机。于是国民党变本加厉地强化特务统治，警察厅在派驻所实行“警察勤务区”，每区设警察一人，并将若干勤务区合成一个“联勤区”。同时，“加强警备力量，培养警察耳目”，在全市普遍组训了民众自卫队、防护团和义务警察队，厅、局长兼任团、队长，推行“联保联坐法”，加强社会面的控制，以发现和监视“异党”、“共嫌”活动，迫害进步人士，破坏革命运动。警厅除设机要室、督察处、外事警察室、刑警队党政组、社团组专司特务情报工作以外，还在各级警察机构内部秘密建立“调查组”（后改为情报组）、“情报搜集所”、“防奸保密小组”。在单位内部和公共场所设置秘密坐探及耳目，搜集各种情报，整理进步员工黑名单，密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政部、首都卫戍司令部、党政军联络秘书处等反动首脑机关。
　　二、采取多种办法，开辟警运工作
　　南京党组织对旧警察机构开展工作，是从1946年夏天开始的。我新四军淮北办事处敌工部的“反攻同盟会”会员王荫民同志（安徽凤阳县人），趁首都警察学校在蚌埠招生时投考来宁。他与市委工委的党员纪浩接触过程中，经纪浩教育培养，由陈慎言同志批准，于1947年3月入党。后来市委将王荫民的关系转给负责搞警察工作的马文林同志，从此党组织就能够了解首都警察学校内部的情况。马文林根据当时国民党搜刮民脂民膏，大打内战，苛捐杂税很多，物价一日三涨。劳动人民和公教人员生活日趋恶化等情况，便叫王荫民在警察学校内“通过经济斗争，扩大政治影响，争取进步群众，在斗争中谨慎建党，发展组织。”王利用学警因生活津贴费太少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抓住所在中队队长庾传新用学警津贴费去做投机生意的把柄，发动全队学警起来找庾算账，逼迫校长将庾调走。这次斗争取得胜利后，其他中队的学警也纷纷起来与克扣生活费的中队长进行说理斗争，迫使那些一贯骑在学警头上作威作福的“上司”的行为有所收敛。
　　1947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在1946年底召开伪国民大会抛出伪宪法之后，又在1947年2月底强迫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撤退，并向延安发动进攻。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政府法西斯面目，使它在政治上彻底孤立，经济更加陷入危机，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深刻不满。广大群众日益把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在我党的身上，并程度不同地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中指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独裁、内战和掠夺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罢工、罢课、民变运动不断发生，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将日益向前发展。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中也指示：“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
　　南京的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这些重要指示，因势利导，发动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发动了“五·二〇”运动，得到上海、杭州、苏州、北平、天津等十几个大城市学生的声援，展开了联合行动，在全国造成巨大的声势，形成了反蒋的第二条战线，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为了配合学运、工运的斗争，搜集敌人镇压革命运动的情报，控制地方武装实力，市委决定抽调专门力量，深入开展警察工作。当时我党对首都警察厅的政治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巡官以上的警官多系军委会、内政部、中央警官学校派来的骨干，但在大多数的员警中，除留用的汪伪警察外，其基层队伍，一部分是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中央警官学校初级干部训练班受训一年结业的警员。他们为警校招生简章上写的“为抗日培养人才、毕业后以初级警官任用”所诱惑，可是，抗战胜利后，离乡背井来到南京，穿的是粗呢警士服，戴乌龟壳（（指白钢盔）、站大岗，他们深感受骗。在我党发动学运、工运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他们于1947年5月举行过罢岗和游行、示威，争得“委任警员”的空衔，但并非都是死心塌地“效忠”国民党的。另一部分是从首都警察学校分来的学警，他们多系国民党发动内战后，由于百业凋敞而失学失业的中学生，因走投无路，没有办法才当警察。这些人薪饷微薄，家庭负担又重，寅吃卯粮，感到前途渺茫；其中有些思想活跃的，目睹国民党卖国独裁、贪污腐败等种种丑恶现象，加之受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影响，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日益不满，渴望早日摆脱困境，这部分人是我党争取的主要对象。因此，市委决定，从工委系统抽调过去在上海搞过警察工作的马文林同志专门从事警运工作，并陆续抽调地下党员金广臣、王继贵、郝佩臣、汤待英、刘庆生、金同福等同志协助开展工作。
　　1947年夏，首都警察学校第二期学警即将毕业时，马文林要王荫民利用安徽籍同乡同学的关系，组织了“皖警联谊会”，以便在这些学警分配工作后进一步进行联络活动。为了争取合法地位，聘请了警校教育组长傅维新（安徽人）任该会理事长，王荫民被选为常务理事兼联络组长，并安插了积极分子、安徽籍学警李玉美、易潜（这两人后来均被发展入党）为该会骨干，初步在警校建立了一个团结进步群众进行斗争的核心。
　　当时蒋管区物资缺乏，物价暴涨，国民党政府实行食品配给制度。每月发给配购券，分红、绿两种，“红票”比“绿票”增配公价的米、面、布等日用品，油、盐、糖配量也多一倍。1947年秋，首都警察学校第二期学警毕业，分配前有三个月实习期，校方宣布在实习期只能领用“绿票”，实习期满才换发“红票”。可是，在实习期满后又食言，不发“红票”，学警多有怨言。地下党员王荫民等即以“皖警联谊会”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发动几百名学警到警校集会请愿，进行抗议，掀起了争“红票”的斗争。警校负责人耍尽推诿、哄骗的手段均无济于事，后来被迫与学警代表一起到内政部谈判，内政部次长胡次威只得答应补发。在争“红票”的斗争中，培养锻炼了一批积极分子，后来王荫民将其中的孙洙（当时名叫朱树勋）发展入党。
　　1947年11月初，上海民盟中央将学运中暴露的骨干杨辉同志介绍来南京，市委将他交给马文林同志领导，同年12月，杨经马文林介绍入党。杨在西郊警察局新河口派驻所当警员的同乡王松的家落脚，争取联络在敌控制较为薄弱的西郊警察局工作的同乡同学。经过三个多月教育、启发，王松于1948年2月被发展入党。杨辉又通过王松在警员中积极串连和物色建党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在实际工作中考核，到1948年10月，经组织批准，在西郊、南郊、下关等警察局、所，先后发展了邬家福、赵圣范、冯福成等人人党。之后又由邬家福介绍了宋锡光、赵光明等人，赵圣范介绍了赵仿吾、周群中、李炎钧等人，李炎均又介绍冯英等20多人参加了党，从而开辟了新的阵地，为后来进一步联络下关、水上警察机构中的进步力量和开展各项斗争打下了基础。
　　三、建立警察运动委员会
　　1948年9月21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为了执行党的总任务，认真做到在充分准备、抓紧时机、跳跃发展的方针下，加强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争取群众的优势，建立战略堡垒，深入敌人心脏，来有效地发动第二战线作战和加强支援解放战争”。市委认为，对国民党警察中的多数下层人员可以做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他们起义，以便在解放军解放南京时起里应外合的作用；在敌人弃城逃跑之际，可以组织他们维持社会秩序，这是一支可资利用的重要力量，两年来，我们虽然在警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形成一些秘密据点，但力量尚弱，远远不能控制全局，因此，市委作出了进一步加强警察工作的决定，于1948年10月成立了中共南京市委警察运动委员会（简称“警运会”），在市委副书记刘峰和市委委员兼工委书记陈慎言的先后领导下，由陈良、马文林两同志分任正、副书记。为了充实骨干，聚积力量，加强领导，市委先后从工委系统抽调黄河、丁熊同志，从店员系统抽调邓德明、陈铮、周静芳（女）、胡化楠等同志，从军运系统抽调李昭定、陈志宣、谢锦生、翁士毅，以及由李联系的安庆市安徽大学地下党员刘玉浦、朱蒋生、季道元（女）、尤继安等同志；1949年2月以后，又从徐州军运系统调来徐南、王励明、苏新同志，从南京学运系统调来曹汶、焦维和同志，分赴各区，与埋伏在警察机构内部的同志秘密联系，并肩战斗，以加速开展警察工作。
　　警运会成立以后，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继续为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而斗争”，“坚决地向着（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党政军机关特别是前方和后方的部队，特工系统等扩大我们的力量”的指示和市委的部署。一方面，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巩固工作，普遍进行了时事、政策、政治、思想教育，秘密工作技术，斗争策略和气节教育，以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另一方面，在警察机构的基层继续发展党员，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其中、上层人物中积极进行分化、争取和策反工作。1948年10月，南京市委公务员系统的党员刘胜鉴同志通过友人左健东认识了原任内政部警察总署专员的张澍作为工作关系。通过在工作中考察，刘认为张澍原与我党有过关系，后来虽在国民党政界任职多年，但是几经起落，与蒋党貌合神离，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影响下有重新革命的可能，而且张认识警察界不少头面人物，可通过他做上层的策反工作。于是刘胜鉴要张写了自传，经组织审查，发展张澍入党，并将张澍的关系交陈良同志直接领导。张在入党后，先后发展了内政部警察总署编审兼外事教官袁友秋、人事室科员周忠珩、内政部人口局科员庞凌魁等入党，而后由他们陆续分头发展了中央警官学校助教陈勃、首都警察厅督察处服务员李鼎成、水上警察局刑事课长林大宗、北区警察局实习巡官兰荣衡和阴阳营派驻所所长李虎俊、北郊警察局八卦洲所巡官萧绍基以及当时被遣散的原山东省历城县警察局局长李继增入党。此外，还将原在北平市警察局任巡官来南京后赋闲的赵守荣作为工作关系。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我党在敌警中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开展，到南京解放前夕，警运会系统共有地下党员124人。其中属于组织上指派和从工委、学委、店员和军运系统抽调来的党员骨干25人，属于内政部警察总署、人口局和警官学校等部门的8人，属于首都警察厅的91人。在首都警察厅的地下党员分布情况是：东区9人，西区8人，南区3人，北区2人，中区7人，下关6人，东郊2人，西郊29人，南郊5人，北郊2人，水上15人，厅本部3人。另外，警运会掌握的工作关系共有95人，分布厅本部、浦口警察局及各区。
　　四、开展情报、策反等工作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胜利进军，敌人进行垂死挣扎，搜集和研究敌人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的任务就更加紧迫。警运会要求每个党员迅速查报所在单位的员警.特别是巡官以上人员的来历、身份、个性、思想动向和社会关系，分出左、中、右政治倾向；同时摸清警察机构内的枪支弹药和档案资料等情况，以及各区警察局管辖范围内的驻军番号、江防部署、要塞设施，地方武装，反动党、团、特务、会道门、青洪帮和地痞流氓头子、还乡团分子以及属地方武装性质的民众自卫队、防护团和义务警察队等情况，整理材料，向组织报告，以便市委掌握全面情况，部署工作。
　　警运会的地下党员在复杂的环境中，采取多种方式，搜集了一些重要情报。东区警察局的地下党员陈润田同志提供了军统局在警察厅内部部署的绝密情报，其中有东区、东郊、汤山三个警察局属蒋介石侍从室特别警卫组控制的重点；东区警察局的两任局长陈善周、江理章都是军统特别警卫组的少将副组长；太平桥、太平门、中山门、中山陵和汤山等警察所多系特别警卫组派出的特务，许多便衣特务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袁友秋同志据根党组织的指示，利用其伪职身份，收集到南区、北区警察局和首都警察学校职员的政治情况，国民党军队的考资《江防图》，中央通讯社汇编送给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看的《参料》和国民党军队调防部署、戒严口令等，提供组织上参考。
　　此外，中共中央社会部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派遣葛亦远同志打入军统局，抗战胜利后埋伏于内政部警察总署，长期隐蔽，单线领导，搜集情报。我华中行政办事处公安处也于1946年底派顾良琛同志来南京，利用其在首都警察厅当机要秘书主任的舅父刘启迪的关系，多方搜集情报。1948年市委学委组织的纪念“五四”晚会、“五·二○”周年纪念会前，顾从国民党青年部获悉敌人预先布置特务、“职业学生”准备进行破坏的情报后，均报告了组织。顾还先后发展督察处服务员杨振声、刑警队邱富民和北区警察局朱养和为工作关系。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的境地，便将大部分官僚机构陆续迁往广州、台湾等地。蒋介石的军政要员纷纷南逃，一般公教人员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南京市场萧条，人民生活艰难，社会秩序非常混乱。1949年2月初，市委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和陈慎言、陈良、马文林在陈良家里秘密开会，分析了敌情，根据南京解放前夕敌人可能出现顽抗死守、撤退逃跑、投诚起义三种情况，具体研究对策。着重部署将警察中可以利用的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在必要而又可能的情况下，争取一部分警察起义，夺取武器。武装工人、学生，以便在我军兵临城下时，实行里应外合，武装保护机关、工厂、企业、粮仓和重要桥梁、交通设施等，防止敌人破坏。在指导思想上，要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做好作战的准备。在组织指挥上，采取分区负责、独立作战的方式，机智灵活地进行战斗。为此，市委随即从南京被服厂抽调一部分党员骨干，分别到东区、南区、西区、北区和下关等区，加强三轮车工人系统的工作，准备在作战时，与我党领导的武装警察配合行动，必要时再调动小教系统的力量参战。
　　市委会议之后，马文林即召集黄河、杨辉开会，分析敌情，研究工作。估计解放军一旦扫清长江北岸敌军，将会包抄芜湖、句容等地，进而解放南京。这时，敌人可能扼守中华门、光华门和中山门，加强江防，进行顽抗，使紧邻长江的下关、三汉河、上新河一带处于前沿阵地。当出现这种局势，来不及向上级汇报时，授权黄河代表警运会宣布成立“水陆联合指挥部”。由黄河具体负责下关地区、长江南岸，控制水上警察局所有巡艇，组织民船，保护火车轮渡栈桥、码头，并配合下关发电厂工人护厂。杨辉负责西郊地区的三汉河、上新河、大胜关、水西门一带，保护中央广播电台、自来水厂、有恒面粉厂和水西门外大桥的安全。由黄河统一指挥，水陆协同作战，相互策应。
　　与此同时，陈良在玄武湖樱洲召集邓德明、袁友秋、庞凌魁、周忠珩、林大宗等开会，布置城区迎接解放的行动计划，要求在警察中加紧策反、联络工作，利用原有的系统，上令下行，为我所用。并特别交待袁友秋、庞凌魁在警察中、上层人物中加速进行统战工作，抓紧与工作关系周春萱联系，争取周在解放时率部起义，控制市中心，维护城区社会治安，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群众财产的损失。
　　1948年秋，南京市委传达了上海局的指示信：“要求即刻着手注意通过现有社会关系，利用自己的业务关系，联络社会各角落里不满现状的同情分子，敌人内部的反对派，甚至投机分子，只要肯支援解放军，想立功赎罪的各种分子，都要看成为策反线索的对象”。警运会根据这一指示，1949年2月派党员张澍、袁友秋、庞凌魁着手对东区警察局警官进行策反工作。袁、庞利用过去与东区警察局副局长周春萱在中央警官学校同学，而庞与周又是干亲家的关系。对周进行策反。早在淮海战役激烈进行的时候，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危，他们就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和前途问题。有一次，周对袁、庞说：“国民党败局已定，要想法找路子。”并哀叹地说：“我身为警察局长，一般人都说是特务，即使遇有进步人士，亦怕与我谈，内心颇为苦闷。”随后，袁友秋根据组织上的授意，找周谈话，告知已“有了关系线索”。周当时惊喜交集地说：“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国民党有时放出特务。诡称中共，诱骗进步青年上钩，加以残害，谨防中计。”不几天，袁又告诉周：“路线准确”，并约周去庞家吃饭。周按时赴约，当他与张澍见面后，谈了四个多小时，“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对他进行了革命政策和形势教育。周主动谈了他的身世以及他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经过和活动情况。经张等向组织汇报，决定对周抓紧教育，要他真心向我，立功自赎。后来周又写了自传，提供了国民党军统机构、特务分子名单，以及东区特种户口名册，准备迫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黑名单”。从此周就成为工作关系，准备在适当时候“亮相”起义，周还把庞凌魁同志的妻子陈悦兰安排在东区警察局当雇员，藉以传递情报，及时联络。
　　与此同时，张澍还对首都警察学校教官冯子厚进行了策反工作。张也是利用冯与他是警官学校同学的关系，经常相聚，议论时局，通过言谈考察，认为冯谈的国民党政治腐败，共产党富有朝气等言论，确是出自内心认识，便把冯作为工作关系，要他搜集情报。在解放时，冯带领了200多学员参加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
　　五、与敌特破坏作斗争
　　正当警运会为迎接解放而紧张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的时候，敌特的魔爪伸进来了。在东区警察局太平桥派驻所工作的党员孙洙因思想麻痹，未经认真考查，竞将私交较好的同所警员张明伦作为发展对象。他在对张进行教育谈话的过程中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张认为这是报功领赏的机会，就向派驻所长报告。1949年3月1日，警察厅刑警队经过两次秘密布置，带张明伦前往密约地点，将地下党组织派去对张进行考察的丁熊同志捕去，孙洙在派驻所也同时被捕。敌特在孙的住处搜出笔记本，上面记有孙的同学王荫民的通讯地址，因此又将王荫民逮捕，均被关押在首都警察厅看守所。王被刑讯后矢口否认，敌人只好于七天后将王取保释放。周春萱和地下党员先后向党组织报告，党组织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切断各方面与被捕同志的联系，并通知所有党员提高警惕。后警察厅将丁、孙解往首都卫戍司令部羊皮巷看守所，敌人对丁施行老虎凳等毒刑，丁坚贞不屈；孙虽一度动摇，经丁教育后，也坚决翻供，敌人无法定案。工、孙在4月23日夜出狱，张明伦在解放后被我处决。
　　孙洙等被捕后不久，在水上警察局太阳宫派驻所工作的地下党员冯英在秘密抄录该所人员和装备时，被警察所长发现，以“共党嫌疑”拘留所内，并上报水上警察局刑事课。当时课长就是地下党员林大宗，林及时向党组织汇报。组织上指示林压住不让上解，令该派驻所所长把“嫌疑”搞清后再说，来一个“缓兵之计”。以后又使冯英同志伺机逃出虎口，安全转移到湖南家乡；同时，组织上将冯的联系人李炎钧也撤退到句容县隐蔽。
　　六、保护城市，迎接解放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公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彻底暴露了他们求和的骗局。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从西起九江市的湖口，东到江阴要塞的千里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国民党政府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的江防工事，顿时土崩瓦解。4月21日起，全城喜闻江北隆隆炮声，入夜火光映红了大江。
　　为了制止敌人的破坏，保护国家物资、档案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迎接我军顺利接管南京，市委早在4月中旬秘密部署警运会“抓紧周密地控制敌警武装，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4月18日，陈良、马文林分别向各区党的负责人传达上海局和市委的指示精神，布置迅速做好解放南京的准备工作，并秘密印发了《入城指示》，要求三天内把各项具体工作分工落实到人，待机行动。4月21日，陈良又在庞凌魁家召集各区主要骨干开紧急会议，要求密切注意敌人动态，做好应付各种事变的准备工作，各区迅速传达到每个同志。
　　东区警察局副局长周春萱在4月22日夜获悉敌人撤退消息后，曾两次派人向我党地下员传递情报。当敌人开始溃逃时，周挺身而出，公开表态留城维持治安。在他控制影响下有600多名员警留局待命。这时，陈良决定打起“南京地下工作团”的旗帜，由地下党员张澍、庞凌魁出面负责，领导周春萱维持地方秩序。他们在各主要干道路口派出员警执勤，指挥交通。地下党员陈润田、刘圯等还组织人员保护二郎庙粮食仓库和碑亭巷食品库。打人首都警察厅工作的顾良琛同志，利用工作关系袁弢（交际课长）、杨振声组织“员警复职会”，动员200多名员警出来工作，控制了部分人枪，保护了档案和财产。埋伏在警察厅通讯部门的地下党员高启发及其联系的工作关系沙金华等，保护了全厅的电话总机、无线电台和通讯警鸽，保证了通讯联络畅通。
　　4月23日凌晨，国民党的溃军、宪兵和部分警察仓惶溜出中山门，沿京杭国道逃跑。这时敌军的一个工兵营长带领爆炸小组在破坏了下关火车站一部分设施之后，紧接着就去爆炸老江口火车轮渡栈桥。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将会阻碍我军大部队迅速渡江，且使南北铁路运输中断，严重影响大量军需民用物资的运输。手无寸铁的栈桥工人虽然竭力阻止，但终究抵挡不住全副武装的敌军，正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站在老江口水上警察局岗楼上守望的中共地下党员潘逸舟，一面喊话制止敌军暴行；一面用机枪扫射示警。这时，地下党支部委员林大宗闻警即率领党员和工作关系谭志广、郑维武、陈古哲、胡力甫等人迅速奔向栈桥援助。敌军爆炸小组见势不妙，遂狼狈逃窜。轮渡栈桥终于保存下来了，林大宗立即派两名武装警察配合工人日夜守护栈桥，保证大江南北铁路运输畅通，为迎接解放大军渡江作出了贡献。
　　从1949年3月起，国民党政府就宣布“封江”，对过往船只严格控制。江北“三浦战斗” 打响后，国民党江防部队严禁南岸行船，大小船只全被赶到内河停靠。水上警察局的八艘巡艇也被迫全部撤到护城河内“隐蔽”起来。
　　4月23日，在下关地区的警运会系统的地下党员，由黄河同志组织，打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水上挺进队”的旗号，指定林大宗为队长，下设治安巡逻、港口保护和巡艇三个分队、分头执行任务。
　　23日夜间，在解放军三十五军一○三师、一○四师派侦察员渡江到下关后，下关电厂、轮渡所工人开出“京电号”、“凌平号”小火轮迎接解放军渡江。24日拂晓，由刘超、甘绪生同志驾驶的水上警察局第二号巡艇，也从老江口乘风破浪向江北急驰，跟在它后面的另外七艘巡艇也拖着民船，前往浦口迎接解放军渡江。船队到达北岸，解放军三十五军政治部袁副主任热情接待了刘超等同志，并大加慰勉。接着二号巡艇和船队满载着解放军某部返航，当他们跨上长江南岸时，伫立在中山码头迎接解放军的工人群众一片欢腾。
　　经过水上警察局地下党负责同志与三十五军参谋协力组织，24日上午七时许，林大宗、郑维武、谭志广等分乘八艘巡艇第二批驶往浦口。紧接着由徐万里、孙歧凤、田守信和段建禄等又组织沿江一带的民船小划子，上江、下江、内河的木帆船，以及民生轮船公司、福记轮船公司、招商局和铁路轮渡管理所等单位的大小轮船，先后加入了接运解放军过江的行列。
　　千帆竞发，蔚为壮观，尽管空中有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但也无法阻挡我解放大军飞越天堑。从4月24日凌晨到中午，经过往返不停的载运，胜利完成了攻克三浦的三十五军先头部队渡江解放南京的光荣任务，三十五军先头部队于24日凌晨把胜利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门楼，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由于敌机狂轰滥炸，4月24日中午，四号码头及停泊在三号码头的“中山号”货轮中弹着火，船上装有大批粮食、布匹和橡胶制品，火势凶猛。黄河、林大宗立即命令任居义等同志驾驶消防艇迅速赶往出事水域救火。接着，下关发电厂附近也遭敌机轰炸起火，情况十分紧迫。刚进城的解放军指战员立即投入救火。任居义、谭志广等同志迅速将消防艇开到电厂附近岸边登陆灭火。随后由地下党员田农控制下的首都警察厅消防总队的消防车也赶到现场。下关警察局地下党员冯福成带领该局员警和群众参加救火，军民同心合力，终于扑灭了大火，保证了全市的正常供电。
　　座落在西郊江东门附近的敌中央广播电台，是当时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电台之一，是敌人进行破坏的重要目标。当敌军逃跑后，西郊地区的情势仍十分险恶，当地皇木厂的地主武装和上新河军统特务张梦秋组织的特务武装四出活动。西郊地下党负责人杨辉果断地派了党员谢家声、玉德钰同志身带短枪，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郊挺进队”的袖章，抢先武装进驻了广播电台，组织留守职工坚持工作。4月24日午夜，将该台完整地移交给解放军三十五军某部驻守，及时地向全世界播出了“南京解放了”的喜讯。
　　七、成立警察总队、维护社会秩序
　　我大军渡江之后，大部队继续向东南进军追歼逃敌。这时敌机不断空袭，国民党武装特务指示轰炸目标，伺机纵火焚烧机关，盗窃使领馆财产，地痞、流氓乘火打劫，反动分子造谣惑众。为了尽快地安定人心，震慑暗藏的敌人，建立革命秩序，统一领导全市的社会治安工作，市委于4月24日决定临时成立“南京市人民警察总队”（简称“警总”）。
　　当天下午，市委委员陈慎言和警运会正副书记陈良、马文林在党公巷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河、杨辉、李昭定、邓德明、丁熊、曹汶、张澍、庞凌魁、袁友秋、林大宗、周忠珩等党员骨干20余人，并邀请了党的工作关系周春萱参加了会议。陈良在会上宣布了“警总”机构和人选；总队长周春萱、副总队长张澍、主任秘书周忠珩（秘书组成员有刘玉浦、尤继安、曹汶、陈志宣、谢锦生、胡化楠、马佩珩、王冠三、杨秀岩等）、业务组长李鼎成、总务组长李宗烈。东区队长庞凌魁、南区队长袁友秋、西区队长赵守荣、北区队长兰荣衡、中区队长张可和、东郊区队长邓亦文、南郊区队长李继曾、西郊区队长杨辉、北郊区队长萧绍基、下关区队长黄河、水上区队长林大宗。区队下面按所设分队，配备分队长一人。会上宣布了全体干警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自觉遵守组织纪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维护好社会秩序，迎接解放军进行军管接收。
　　警运会各区的党组织、党员和工作关系，怀着胜利的喜悦，不顾当时粮饷、经费短缺，自觉地克服因难，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斗争，积极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
　　水上区队的孙歧凤、徐万里、田守信、吴延泰等同志分别到水上管区的上江、内江、内河、三汉河等地维护水上治安。他们还重点加强对中山码头、江边仓库、民生公司、招商局、美军顾问团码头和海军码头等地保护工作。
　　下关区由王松同志领导党员冯福成、张梅魁、滕建喜和数十名员警，组织了巡逻队，配合工人纠察队，保护下关发电厂。
　　西郊地下党员杨辉和焦维和将中共地下组织策动留下来的140多名员警组织起来，针对西郊沿江水陆要冲、情况复杂的特点，采取全面控制、确保重点的方法，指派专门员警，加强对中央广播电台、自来水厂、有恒面粉厂、上新河合作金库和水西门大桥的武装保护。同时由所在警察所的地下党员负责，组织员警和居民积极分子。维护地方治安。西郊队还配合解放军收缴了皇木厂地主武装和上新河特务武装的枪支100余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2门。
　　南郊地下党员宋锡光、赵仿吾、詹洪霖控制留下来的70多名员警和工作关系鲁汝川、吴仁侠、唐跃中、陈啸天等，发动工人武装保护集合村粮食仓库、中华门外大桥，并配合工委保卫六○兵工厂等重要厂库。北郊的地下党员王励明、萧绍基、曹湘等组织员警进行武装巡逻，维护社会秩序。
　　城内中区的邓德明、张可和、李志超等同志，组织了警察巡逻队。西区的陈登堂、刘建业，南区的袁友秋、易潜、刘毅、程元祥、谢俊成等同志，也积极组织群众维护当地治安。
　　4月27日，“警总”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到会的除上次与会成员外，还有吴象、陈润田、杨聿镛、刘圯、李继曾、李鼎成、王励明、徐南等30余人。会上汇报了各区情况，总结了工作经验。陈良、马文林同志作了报告，他们谈到，在迎接南京解放的过程中，“警总”共组织店员、职工1000多人，陆续收编归顺的警察3000多人。在市委直接领导下，在人民群众和各方面进步力量的配合下，全体党员团结广大员警，不顾个人安危，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从而迅速控制了治安局势。从4月25日起，全市商店照常营业，交通干线岗哨恢复了指挥管理。此外，广大员警还警戒、保护了中央合作金库，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电信局，六〇兵工厂，下关发电厂，自来水厂，面粉厂，明故宫飞机场，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大学和重要物资仓库、桥梁、码头等重要单位；协同接管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市党部、三青团总部、国防部、陆军总部、励志社和警宪特务机构的房产、物资；及时平息了地痞流氓、帮会头子的哄抢风，破获了苏联大使馆和比利时大使馆被盗案，防范了敌特的破坏活动，清查处理了一批冒充接收的坏分子。同时，还协助解放军追歼溃逃敌军，解除特务武装，共收缴炮73门、炮弹1875枚、枪1185支、子弹几十万发，对维护社会治安，初步建立革命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

　　原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于1949年5月2日写给华东局、中央的报告中说：“……维持治安我地下党早有准备，22日即出动保留下来的警察实力2000余人，郊区与城区按地区组织党的系统，受警委领导。……立即站岗、放哨、巡逻，保护机关、仓库、公用事业等……数天后秩序即告稳定。”
　　市公安局在1949年7月25日给市委的工作总结报告中也说：“警运会在南京解放之初做了许多工作，在维持治安上起了相当作用，在军管会公安部正式组成之后，警运会党员及少数干部和公安部的同志及各工作小组一起进行工作。”
　　1949年5月16日，以刘伯承同志为首的市委派常委、社会部部长、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周兴同志，在考试院召开了军管会公安部暨工作组、“警总”干部会议，代表市委、市军管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他指出；警运会在配合大军解放南京，维护城市治安，协同进行接管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自即日起，“警总”的工作全部移交给市公安局所属各分局接管。至此，警运会的全部党员和进步群众，愉快地转入到人民公安机关的各个工作岗位。

　　选自《南京党史资料》第22辑
　　（来源于《南京解放》P59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