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公安局关于三个月来反盗匪工作的报告摘录（1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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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关于三个月来反盗匪工作的报告摘录

1949年9月

　　一、盗匪活动概况
　　三个月来，从摧毁敌人的警察机构，建立人民政权，确立革命秩序后，反盗匪工作也随之逐步开展：计6月份盗案发生152件，破案60件；7月份112件，破案91件：8月份109件，破案122件。足见案件逐月下降，破案逐月增多。若以6月份破获60件为基数，则7月份已上升百分之二百强，8月份几乎上升百分之三百。
　　二、盗匪案减少，破案增多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我党政军民机构的建立，工作开始纳入正轨，政府以保障社会治安为首要任务；广大市民也亲身体验了人民政府的治安政策、有话敢讲、有事敢报。在缉盗、清理散兵游勇、肃特工作中，起了很大协助作用。群众觉悟的提高，给留用的伪警局旧人员中少数不法分子以很大警戒，使其不敢公然包庇坏人。凡此，都缩小了盗匪活动的空隙。
　　其次，我公安人员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已逐渐了解上海情况及盗匪活动方式与规律；工作中随时进行检讨，不断反对自满麻痹、享乐腐化等倾向，业务上掌握党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联系实际，研究分析盗匪问题之历史、现状与将来趋向。因之、工作未陷于盲目和被动。
　　第三，留用员警经过政治教育和干部带头英勇破案等模范作用的感召后，逐渐领会人民政府的一切人员均应对人民负责，转变了初解放时的消极怠工、对我怀疑及怕得罪坏人等不正确态度。
　　三、目前盗匪动态
　　（一）“由内向外”。三个月来由于公安人员的努力和市民的协助，市内盗匪凶焰大减。但最近郊区龙华、北新泾、江湾、闸北、浦东一带却案件增多。抢劫方式不仅劫屋，且劫路、劫车，甚至劫船。
　　（二）特务与匪徒相结合。最近不断发现与破获特务分子结合流氓、土匪的政治匪特案件。如沈其昌为军统大特务，王八妹为特务海盗兼土匪，均在外地组织武装，在市内建立情报眼线，以远道奔袭方式到市内抢劫（如沈其昌以松江、嘉善为根据地与出发点奔盗市区，王八妹由海上奔盗浦东和江湾等处）；参加分子均极复杂。这类政治匪特案共破获24件。
　　（三）钻入民主党派如民盟、民革作掩护，伪造证章，冒充解放军或政府公务人员，甚至冒充公安人员以检查户口为名进行抢劫，有14个分局已连续发觉破获。
　　（四）倒流现象日增。由于我军清剿及不断解放沿海岛屿，匪特立足隐蔽日益困难，不少又重回上海。最近调查此种倒流现象日有增加。同时，消费场所日趋没落，而冬令将届，生活条件日高，失业人数相对增加，也使上海本身存在盗匪增多的因系。
　　以上种种，都是值得多方特别警惕的。
　　四、经验教训
　　（一）正确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是反盗匪斗争获得成绩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怙恶不悛的要不放松；对已有线索的盗匪，采取敌动我动，给予严重打击；对漏网逃逸的严缉归案，并号召投案宽大处理；对在押盗犯则分别对象，进行教育，号召立功赎罪。因为过去执行了这种政策，才迭有在逃匪犯自动投案，在押案犯坦白出同案和同帮，甚至检举他帮盗匪等事情；但进行时必须注意分别对象，防止惯匪狡猾投机甚至利用我名义招摇撞骗。对一般已坦白悔过及立功犯人，则应迅予处理与适当鼓励，以推动其他及早坦白。
　　（二）防止自满麻痹，提高警惕。接管至今，已破获盗案273件，抢夺和窃盗2437件，缴获武器300余支及赃物无算，在奠定上海治安工作上，确有成绩；但与三个月破获273件与发生373件相比，则只占百分之七十三点二，有些干部和员警中已经滋长的自满情绪，是亟须克服纠正的。特别最近在距龙华、七宝派出所四五百米远之米店被抢达三小时之久，以后连续又抢两次，应引起严重警惕。同时，几个分局已发现旧员警与盗匪有往来，应加强审查内部人员。
　　（三）应加强社会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主动掌握盗匪动态，有效的及时的予盗匪以打击。过去我适当运用线索，以盗匪反盗匪，对某一具体案件深人调查，主动破案、严重打击猖獗盗匪的经验是值得发扬的。
　　（四）教育改造旧员警，使成为反盗匪斗争力量之一。三个月来留用刑警一般表现积极，并能民主讨论侦缉方法，深入研究业务。他们熟悉上海社会情况，具有一定反盗匪斗争经验；唯“应付公事”与“混世思想”严重。除确有政治问题者外，一般均应加紧教育和改造，有成绩者予以适当奖励，防止自满；对其缺点予以适当批评，以提高政治觉悟。
　　（五）公安局与警备部队、青委、工委的密切联系，在过去反盗匪反特工作中亦起了很大作用；但有的分局还未主动与部队、群众团体配合，应予纠正。
　　五、抢夺与窃盗案问题
　　抢夺案件的一般形式，是以强夺弱而后逃逸（如男抢女，大人抢小孩，二人合抢一人等），对此等案件有很大可能将犯人逮捕（三月来破获均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比破获盗案容易得多。
　　窃案每月平均1500余件，破获在百分之四十五点三，对市民损失不小，如决心使之减少，几个月即可将所谓惯贼捉完。但目前既无预定机关教育改造，法院又无力收容（上海仅职业性小偷约计不下5000余人）；只能消极的捉到教育释放，对所谓惯贼或案情重大者送法院法办。
　　对于专门教育机关在今后是必须设法解决的。

　　（来源于《上海解放》p462-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