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城县离卦道暴乱（1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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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城县离卦道暴乱

黎城考察团

1942年4月

　　山西省黎城县位于太行山中部、邯（郸）长（治）公路西段。抗日战争时期，黎城县是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当时中共北方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太行区党委等党政军首脑机关都住在黎城、涉县、武乡、左权几个相邻的县内。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黎城县是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和屏障，日寇每次扫荡总是沿邯长公路从南面进入，然后再纵横穿插。一九三九年八月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开始后，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仅剩黎城、涉县、平顺几个县全县境内没有敌人的政权。因此，一九四一年十月发生在太行山腹地的离封道暴乱事件，其影响十分重大。离卦道暴乱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侵华派遣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岗村宁次由北平飞至长治。布署对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扫荡。日军认为，在共产党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发生了群众性暴动。象征着共产党必将覆灭。日本《大阪报》和我党领导的延安《解放报》都报道了这个消息。
　　离卦道暴乱发生后，太行区党委，北方局党委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派出了黎城考察团驻在黎城调查这一事件达两个月之久，并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对参加暴乱的道徒进行了社会性调查，认真总结了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
　　（一）离卦道暴乱的经过
　　离卦道是八卦道的支流，产生于一九一九年，当时便在黎城县某些村庄流传起来，但范围不大。一九三六年。黎城县港东村的李永相因为婚姻问题。到河北省大名府南乐县其外祖父李自修（子寿）家住了八、九个月，遂由其外祖父处接受了此道。李永相返乡后，便开始传播离卦道，积极发展道徒，并在港东村设立离卦道总坛。组织道徒练气修法，以躲避瘟疫，准备在万仙阵上收了万道，统一天下。坐个土皇帝，即所谓：“万教仙徒离洞中，道门斗法比英雄，归顺一道万仙阵，一统天下过新春”。到一九四〇年，道徒发展不多。机构也不健全，只有总坛，直辖各村道徒。当时黎城县离卦道的主要负责人是李永相（小名劳儿）李永贵（小名贵锁）李永吉（小名小劳儿）李永富（小名阎女）等人。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在黎城县成立了县党部，大肆发展国民-党党员，李永吉、崔奇、赵连成、常花庭、杨书魁等人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一九四O年这些人都加入了离卦道，随之便操纵了该道的领导权。他们乘日本军队三次扫荡根据地后，群众损失惨重。情绪低落。加上当时疾病流行，人心不安，进一步传播“入道可以躲难避动，改人不烧不杀”的谎言，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该道。还利用亲戚朋友等各种关系，针对不同特点的人，进行不同方式的诱引入道。并大肆进行迷信宣传，比如，对瞎子说：“你入道后，眼就可以看见了”。对年老体弱的人说：“你入道后，就可以长寿百年，身体健壮”。对不生孩子的女人说：“入了道，老爷可保你生孩子”。对小孩和青年人则宣传：“入了道，一生可免灾祸”。对想当官的人，则宣传“入了道可以升官发财”。等等。到一九四一年八月间，黎城县的离卦道道徒便发展到三千余名，遍及当时的一、二、三、四区，一百二十多个村庄。随着道徒的不断增加，组织机构也庞大地健全起来。在总坛下面。分设了东、南、西、北四个坛。总坛内设三师一人，主师四人，铁笔四至五人，二等执令四至五人，东、西、南、北四坛内也设置主师一人。副主师一人，铁笔、通讯二至三人，平进师一人。
　　国民党分子崔奇等人操纵离卦道后，即与潞城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取得联系，不仅散布各种谣言破坏我党领导的抗日工作，攻击我党的各项政策。而且抗粮抗差，偷割电线，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离卦道的反共色彩越来越明显。
　　一九四一年春，太行根据地实行村政大选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通过选举村长，副村长建立农村基层政权村政委员会。黎城县的国民党联合了一些所谓“开明绅士”（实际上是地主）。动员了离卦道内的骨干分子，同我党通过选举争夺政权。但是，争夺的结果是他们失败了。村长、副村长大都选成共产党员，因而他们破釜沉舟准备大干一场。一九四一年的三、四月间，发现不少地方有人集会活动，而后又出现了数十人甚至七、八十或上百人的集会，公开反对村干部，对共产党造谣污蔑。根据离卦道暴乱后赵连成等人的口供称，他们原计划农历九月中旬举事，以配合日军的秋季扫荡。但因赵连成的儿于赵闷旦和崔奇的儿子农历八月初八割新一旅和县政府架设的电话线。被新一旅捕获，供出是他们的父亲指使他们干的。因此，赵连成和崔奇到港东村找常宝琦和李吉相，要求提前举事，怕被抗日县政府一网打尽，于是敌人加紧了暴乱前的准备，他们秘密地组织起一套严密的军事组织。从各村挑选出精壮忠实的道徒，组成了五个大队，每大队下设三个小队，小队下设二至三个班，每班十人左右。男的称罗汉，女的称女兵，并且组织有执法队，负督战之责，并打刀造枪，准备武器。敌人还拟定了武装暴乱的计划，准备先攻占我公安局，夺取枪支；再攻打我县政府，占领县城，组织反动政权。由常花庭任县长，崔奇任公安局长。一些道首分任各科科长。李永相任总指挥。事不成即去潞城投敌。他们派常纪虎先去游城与敌人取得了联系。回来后，离卦道各负责人先后开过两次会。一次讨论扩大人数，一次实施具体布置。决定东坛出一百二十人，西坛出八十人，南坛出一百人，北坛出二百人，共四百人，分为五路，三路合击当时驻在北社村的县政府，一路攻打一区，一路攻打二区。同时规定了各路的集合地点。时间定为农历八月二十日（公历十月十日，国民党“双十节”）。口令是上半夜“桃园”，下半夜“结义”，并决定以敬神为名集合人，每人带白面干粮三斤，身穿黑衣，腰系丈二长白腰带，以便识别。每人各执刀、枪、剑、棍武器一件。对此，他们通知道徒时只说是，带干粮为了敬神，敬神后吃下可以不生病，渡过劫年。穿黑衣是老爷的命令，白腰带带回后剪成手巾，敌人来了看不见杀不了，并欺骗说，老爷讲了此次敬神中，一定有妖魔出现捣乱，带上武器好杀妖魔。老爷有话吩咐，要吹法，经吹法后的人能避邪，刀枪不入。对一般道徒在举事的前一两天才通知。到“双十节”那天，因全县实行大戒严。他们不能集合，于是暴乱：时间又改为公历十月一十二日。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夜。离封道攻打区公所的两路及攻打县政府的一路集合时被我民兵及驻军发觉驱散，主力的一路在港东村北三皇脑下沟内集合，有三百余人，由李永相代替老爷讲话，道徒摆好供献，跪在地上不敢抬头。李永相说：“现已摆下万仙阵，我们要攻打公安局、县政府，能捆就捆，该杀就杀，谁要后退，老爷就在空中”等等。接着，常花庭说：合理负担太重，治得我们不能活，县政府不叫敬老爷，该把他们打倒等等。以后，崔奇又讲：“现在向前走是光明大道，向后退就得三魂七魄提在空中”等等。然后就叫大家把嘴张开，把符吹进去喝下。说这样就不怕了。这时，有些道徒听说要杀人，就偷跑了，只剩下二百余人。
　　在离卦道暴乱发生之前，我方就有所察觉。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县公安局就不断接到情报。说源泉、王家庄、柏官庄等村有成群结队的男女向吴家峧集结，但我们的同志因思想麻痹，对这些情报未做认真研究。到傍晚时，县公安局公安队长范云章接到吴家咬小学教员王龙章的一封信，内云：“现有从源泉，王家庄等村男女众道徒，还带有武器，都向港东集结，看来有图谋不规之状，希你们注意”。范云章同志向局长崔治民反映了这一情况，又分别向县长孙竹庭和县委副书记霍泛作了汇报。县委决定让范云章同志带一些公安队员去观察一下，将上当受骗的群众动员回去。
　　范云章同志带领六、七名公安队员来到港东离卦道总坛附近侦察，被总坛附近站岗监视的道徒发现，一些道徒便手执钢刀冲了过来，我公安队员被迫开枪，并搜查了总坛的所在地。这时，藏在三皇脑沟下的道徒，在李永相的领导下，高喊“打倒县政府，活捉范云章（公安队长）”，“打倒共产党，反对亲苏派”“打倒八路军，建立东亚新秩序”等口号，从沟下冲出来。公安队力量薄弱，一面马上回去报告，一面迅速撤到北社村边的沟岸上，李永相手执七星宝剑，带领道徒往北社村沟岸上冲，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进一步教育群众，抗日政府县长孙竹庭同志到北社村沟岸上向受蒙蔽的道徒喊话，他们不但不听，反而继续高喊：“杀”，向岸上冲。在即将冲上沟岸时，我公安队员连投几个手榴弹，李永相当场被炸死，其余道徒见神符不灵，才纷纷后退，有的趁机逃跑了，留下的退至港东村，常花庭等宣布由主师李永贵继承李永相的三师之位，把自己的房子烧了之后，就向东走。路上会合在土地垴计划打县政府的另一路约八十五人以及其它各路被驱散的道徒三百余人。向敌人的据点微子镇逃窜，沿途点了几堆草垛（大概是通知自已人的信号）。行至县城南面的土岭村时。又有一人讲：“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子，只好到微子镇，家也没有了”。这么一说，又吓跑了一些人，渡浊漳河时，有二百人左右，路上又被潞城县游击队截击了一下，抓住了常花庭等九人，逃跑到微子镇时，连同李永贵、李永福、崔奇等在内，不足一百人。
　　在这次国民党特务机关操纵的离卦道暴乱中，残无人道地杀死老百姓和我干部七人，打伤军民九人，还拉走毛驴四头，抓走老百姓二十余人（过河时都跑回来了）。
　　到了敌人据点微子镇，他们便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日本鬼子。潞城日伪县长亲自“关照”。在微子镇住了半个月又移往潞城县城住了一个礼拜，便到了长治市给日本鬼子当搬运工，做苦力，并将离卦道改为“东亚佛教会”，公开成为日军的御用工具，表面上由李永贵担任会长，李永福担任副会长，实际上仍由崔奇等人控制，继续利用办道来发展势力，为日军效力。
　　为了尽快清除离卦道暴乱余孽，肃清其反动影响，教育团结群众一道抗日，中共黎城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反动道首进行严厉打击，首先镇压了常花庭、赵连成等七名反动道首。对受蒙蔽深的骨干道徒则是集中整训，重点教育，一般道徒声明退道，则不予追究。这样。很快使全县人民群众认识了离卦道的反动的本质，绝大多数道徒纷纷觉醒退道。他们说：“要知道是当汉奸，咱死也不参加”。从而对我人民政权更加信赖，对我党的政策更加拥护。
　　对外逃在长治给日军当苦力的上当道徒，抗日政府采取派亲戚朋友劝解或捎书信的方法动员他们认清形势，返乡生产，共同抗日。在我抗日政府政策的感召下，长治的大部分道徒又重返家圆。
　　（二）黎城离卦道暴乱产生的原因
　　离卦道暴乱是国民党特务利用会门在我抗日革命根据地制造的一次反共事件，它是继“山西十二月事变”和“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个缩影。黎城离卦道暴乱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是这次暴乱产生的主要原因。一九四〇年二、三月，蒋介石指令朱怀冰、庞炳勋、张荫梧配合日伪进攻晋东南太行根据地，予头直指八路军总部，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部分。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狂，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由上升转入下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日军仅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的达一百七十四次，比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总兵力达八十三万多人，比前两年增加一倍。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投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更加猖獗起来。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调遣几十万大军包围封锁解放区；另一方面指使大批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充当伪军，与日军勾结进攻解放区。
　　由于日、伪、顽的夹攻，加上自然灾害，瘟疫流行，太行革命根据地处于极端严重的困境。日军多次对我太行革命根据地扫荡，根据地的生产遭到很大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黎城县的国民党特务，勾结潞城、长治的日军。利用封建迷信会门组织，制造了离卦道暴乱事件。
　　在离卦道暴乱发生之前。黎城县的国民党特务曾大肆造谣，进行反共、反抗日政府宣传，并进行了许多破坏活动。
　　他们造谣说：“皖南事变”，是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军纪，损害群众，所以中央军才向新四军进攻，将叶挺军长生俘，将新四军“消灭”。还到处胡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就是扰乱民众，你们看他们住在后面不打敌人”。并为汉奸汪精卫辩护说：“汪精卫不是汉奸是国民党的主要首脑，基本上还给咱们办事，你们想，哪个领导者还会当汉奸吗？这不过是欺骗日本人哩。”
　　一九四一年春，黎城县检阅民兵，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八路军又要编军队了”。“你们都要编为八路军开到辽县去”。
　　一九四一年春耕时又造谣说：“八路军和政府借扩大生产之美名，实际上是占据老百姓的土地”。又说：“今年春耕不宜过早”。妄图破坏春耕生产，挑拨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对我颁布的合理负担则造谣说：“合理负担不合理，是要少数人打老财，中央军已到平顺、黎城边境了。来了以后是公买公卖，不象他们那样抢人式的办法。合理负担不可出，谁出了中央军来了就要杀他”。
　　对我实行三三制村政选举则造谣：“政府区长以上干部是好人，就是那些村干部是坏人”。破坏黎城县的村政选举工作。
　　在这次暴乱中，受国民党特务操纵的离卦道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敌人在暴乱中不但高喊反动口号，表示他们与共产党誓不两立，并且对我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大肆搜寻杀害，在暴乱中将我北社村的公安员砍伤扔进沟里，将公安队员王虎虎的双腿砍断，把武委会的一个通讯员的脑袋砍裂扔到沟底。敌人的这些暴行使我们一些思想麻痹的同志猛醒，使他们清楚地看至国民党特务利用会门反共反人民并与日军勾结这样一个血淋淋的现实。
　　2.封建会门的活动是离卦道暴乱的社会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黎城县的封建会门组织不下四十多种，如孔子道、九官道，太佛道、离卦道、长毛道等，这些会门组织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抑。最容易被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利用和堂握。黎城县的农民封建意识很浓厚，当时全县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参加了各种封建会门组织，并且黎城人过去历来有排外保守心理。会门的传播有很大的市场。这便成为国民党特务利用。控制会门制造暴乱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3.执行政策的失误给国民党特务制造暴乱以可乘之机。中央北方局在一九四三年给太行区的除奸反特指示中曾说到：“我们的负担政策和执行土地政策中，退租、清债、借粮，会发生“左”的偏向。不但过分地打击了地主，而且相当普遍地过多打击了富农，而战争影响和工商政策又未能给富农以新方向的发展机会。其反动决心自然会日渐增强起来”。“过去除奸政策的片面性。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前后的只打击不争取。一九四〇年以后保障人权法令在执行中的只争取不打击，都帮助了国特、日特的发展，使我失掉群众的拥护和社会的同情”。
　　黎城县我党的一些干部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的偏差，成为国民党特务造谣破坏，煽动群众参加会门的根据，这也是黎城离卦道能迅速发展，并为国民党特务利用制造暴乱的原因之一。山西十二月事变以后，阎锡山破坏了山西抗日统一战线局面，掀起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袭击我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为此，我党同阎锡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国民党阎锡山制造磨擦的顽固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在反顽斗争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出现了一些杀人，捕人过多的现象。为了安定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使人民生活安定一些，发展根据地的生产。一九四〇年北方局黎城高干会议上，通过了《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以山西省第三行署名义颁布。华北《新华日报》五月十七日公布了这一条例，并于同日发表社论《论保障人权》。
　　《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公布之后，在根据地公安保卫工上又出现了右的倾向。例如，武乡县公安局跑了两个犯人，两名公安队员在追捕犯人时，犯人爬到了树上，公安队员要上树去抓，犯人说你要上来我就往下跳，摔死了你负责。两个公安队员怕违犯《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而受处罚，便守在树下不敢抓逃犯。天黑之后。逃犯趁两个公安队员不备便下树逃走了。黎城县公安局预审科长有一次夜间审犯人，犯人趁预审科长不备将灰盆里的木炭灰扬了他一脸，冲出门外逃跑，守在门外的战士拉动枪栓将子弹顶上膛就要射击。预审科长一面揉眼一面高喊，“不要开枪”，怕违犯《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犯人则乘着夜幕逃走了。公安局在《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公布以后，白天不敢用绳子捆人。捕人。放走了一些国民党特务、汉好。当时我们的一些同志还不懂的。对那些真正的国民党特务的打击制裁。恰恰是对根据地人民生活、生产、政治权利的有力保护。
　　黎城县离卦道暴乱之前，县公安局就接到许多情报和报告。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就发现不少地方有小股的人集会活动。而后又出现了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集会。公开反对村干部。对共产党造谣污蔑，这些情况。区村干部常有报告。但我们的同志由于对《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的错误理解，麻痹大意，没有派人进行侦察、调查。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在离卦道暴乱的那一天傍晚，接到吴家峧小学教员关于离卦道徒集结，并带有武器的报告信后，仍没有引起注意。当公安队长范云章汇报了这一情况后，县委一些领导仍认为是会道门讲迷信，聚众敬神。只是让范云章带几个公安队员去看一下。如果是搞迷信活动，给讲一讲都叫回去，不要耽误农活，影响秋收，并再三嘱咐范云章同志，老范你可千万不要把人捆回来啊!不要捉人啊！我们的麻痹大意和放纵，成为国民党特务能够组织利用会门制造暴乱的间接原因。
　　4.由于日军对我太行革命根据地多次残酷的扫荡，瘟疫流行，致使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便于利用农民小生产者的幻想心理和追求安居乐业的愿望，迅速地发展会道门组织，成为其暴乱的力量。
　　（三）离卦道暴乱的影响及其教训
　　离卦道暴乱之后，日军在敌占区大肆宣传说。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发生了群众暴乱，根据地即将覆灭，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肆造摇、污蔑，妄图使日军占领区的人民不再对抗日根据地泡有希望。更好地实施其殖民统治，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在根据地方面，离卦道暴乱的发生，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改变了一些干部对会门认识的旧观念，使干部认识到会门不仅是迷信封建的旧东西，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它已成为国民党特务和汉奸利用的工具，它也为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同志们敲响了警钟，麻痹大意和姑息敌人必将要付出血的代价。今后公安工作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强对各种会道门的侦察研究，防患于未然。根据地的群众通过这一事件的发生也清楚地认识到会门的反动性，认识到会门是日军的汉奸组织。自此以后，太行革命根据地的群众锄奸运动与清理会门问题结合起来了。
　　离卦道暴乱的事实，教育了根据地的广大干部，使大家认识到中央关于调查工作决定的重要性。由于在离卦道暴乱前没有深入的调查工作，不了解具体情况，对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落后群众的情况没有了解，在暴乱发生时手足无措，不知该怎样对付，甚至惊慌失措，以感情来代替政策。甚至提出“让离卦道来自首”来代替捕人的幼稚办法。同时，我们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左”倾和右倾，都会给敌人造成向我们进攻的机会。
　　离卦道暴乱事件的发生，再次证明了国民党在我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是特务政策，是与日军勾结的反共政策，在日军残酷地对革命根据地扫荡的情况下，也正是国民党特务、汉奸配合日军频繁活动的时期，在反扫荡和战时锄奸工作中要更加密切注意这一问题。

　　（来源于《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九——公安保卫工作》p10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