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昌：贵州巡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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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昌

    江西萍乡人，留学日本学习警政。回国后任京师巡警厅外城右分厅知事。后任知府。光绪三十二年参与贵州警察学堂的筹办，光绪三十四年（1909）贵州巡抚庞鸿书奏裁贵西道，设巡警、劝业两道。次年七月，贺国昌任贵州巡警道。宣统二年3月在任。（《东方杂志》7年4期，第132－133页，转引黄晋祥、邹丽霞《晚清的警政》67，群言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宣统元年五月《政治官报》，转引王家俭《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07）

清官贺国昌的传奇人生
       贺国昌（1856---1919）字相吉，号奉生，江西萍乡人，清朝末年出生于我市青山镇葡萄村的一个贺姓人家，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国难与社会动乱最剧烈的年代。他是历经清朝和民国的要员。
一
      1856年也即咸丰六年，四月初五未时，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中午过后，随着婴儿的啼哭，一阵清脆的鞭炮声打破了这个小山村的宁静。接生婆刘婶面带喜色地告诉婴儿的母亲：“是个男孩。”清朝诰命奉政大夫贺培桢喜得长子，的确为这个小山村增添了几分喜气。但此时已为人父的贺培桢却远在千里之外的直隶清远县同知任上。贺母想起丈夫给孩子取的名字---国昌，说是为了在孩子身上看到国家昌盛的希望。
      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国昌年已届二十，长成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正当贺家兴旺昌盛之时，不料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首先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未娶进门便因病而亡，接着他的父亲贺培桢正值中年便因病死于任上。贺国昌妻丧父亡，祖父白发人送黑发人，全家陷入悲痛之中。面对肝肠寸断的母亲和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国光、国章。国昌年纪轻轻便不得不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
      公元1893年（光绪十九年），国昌已年满三十六岁。在这三十多年中，他耳闻目睹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令他一生难忘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又遭遇父母和自己的妻子及祖父的先后永诀。他立志要像祖父和父亲一样为国为民做出一番事业。他一面发愤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一面用自己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培养新人。光绪七年县试邑侯俞致中将他取为长案第一名科式，学问洪钧将他取入县学第一名岁试，学院龙湛霖则将他取为超等第一名补禀。光绪十九年癸已恩科中式第六举人。亲友邻里都来庆贺他高中，他婉言谢绝了亲朋好友的贺礼。
      贺家祖先东晋贺循官至太子大傅、中书令，虽位高权重而不谋私利，居陋室而忧天下，生活俭朴，晋元帝为之感动，赐以六尺牙床簏、席等，并钱三十万，循公辞而不受，帝感其忠赐“冰清玉洁”匾。贺氏十六世祖知章公，官至唐朝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尚书令、光禄大夫，八十高龄后才告老还乡，为官清正，盖棺论定，唐玄宗亲笔书：“冰清玉润篇”以扬其德。他回家时还写下了千古名诗《离家隅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此后，为官清正成为贺氏家族做官之祖训。贺国昌出生于一个书香、官宦世家，却并没有因此而大富大贵，在官场腐败之风盛行的清庭，“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是什么稀奇事。然而，贺家却没有什么万贯家财。祖父贺树恩是清咸丰时翰林庶吉士，曾任太原曲沃知县和永甯、浑源、朔州等知州和知府，所任之处，口碑甚佳。父亲贺培桢贡生直隶顺天府永清县知县，二叔贺培芬贡生，历任陕西定远、敖屋等县知县，后以成绩保升知府。虽然是官宦之家，贺国昌的家境却很清贫。父亲死在任上时，离领饷还有几天，无资运棺回乡，只好瞒着外人，等发饷后才报丧运棺返乡。
      公元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在仕途上初出茅庐的贺国昌仅带随从二人，徒步来到源江。上任后，他改变摆官威架势，不打灯笼，不鸣锣开道，不打肃静回避牌子，不搞前迎后拥扰民害众的形式；不把私人亲属安排在身边；不准衙役狐假虎威恐吓百姓、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来衙门告状的百姓有无状纸都要受理，使没有文化又请不起师爷的穷人有冤能伸。国昌所到之处，建书院，办学堂，清公产，倡节约，减苛捐杂税，整治贪官污吏，及时依照清律处理重案要案积案，创建育婴会、慈善堂，修桥铺路，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他常常扮成算命、看相的先生或民间艺人微服私访，了解百姓疾苦及乡土民情风俗等，帮助百姓解决困难，昭雪冤案。
二
      贺国昌在湘三任知县政绩优异，名声远扬，公元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他奉命赴东洋留学，就读于日本警官学校。留日期间，贺国昌与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及其同盟会交往密切，接受了孙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1905年，贺国昌回国后先后被委任为湖南警官学堂监督抚署方案、湖南全省矿务局总提调等职。由于政绩卓著，有人拟写了一副嵌字联祝贺皇帝寿辰，同时赞扬了另一名叫祝书元的官员和贺国昌的政绩，并刊登在皇家报上，对联是这样写的：“祝书元乾坤百世，贺国昌天子万年”。湘抚庞洪书将国昌保升为直隶知州，并上谕光绪帝传旨给予嘉奖---戴花翎（乌纱帽上插金花）。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即公元1907年3月，贺国昌被委署卫生处佥事，不久补为首都外城右所知事。在这里西太后、皇帝经常摆驾往返，官员们都要跪道迎送。国昌眼睛近视，戴着眼镜，第一次跪迎道旁稍出了一点线，被一个人称小安子的太监踢了一脚，还骂他：“瞎了眼！想谋驾造反吗？”贺国昌知道小安子就是在太后身边狐假虎威的安德海，有生以来受到这么大的侮辱，他深感伴君如伴虎的危机。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了官，连家里的鸡犬都跟着享福。这句话道出了封建社会官场盛行的腐败之风。自古以来，贪官污吏都是利用职权安排重用自己的亲友，有的仗势欺人敲诈勒索吸取民脂民膏，有的明里暗里犯事作案，为避免这样的事发生，贺国昌不肯利用职权为自己的亲人安排工作。
      一日，贺国昌的堂侄贺扬武自袁州中学毕业，不想再吃苦升学，跑到贵州找他想办法安排个美差。贺国昌首先试探了这位堂侄的学识才能，据此教育堂侄再去深造。贺国昌对堂侄说：“我在湖南做知县时，有一个十六岁的后生考上一个秀才就不想上进了，跑到我任所来找事干，我对他说‘想早些摆脱困难，自食其力好是好，就是可惜没有成才便半途而废，古往今来依赖亲友，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没有一个真正有出息的。我自己也是苦学才考上的。路要自己走出来才是正道。’这个后生听了我的话，回家勤学苦读两年，果然十八岁时也中了举人。清溪翰林喻兆藩见他才学高就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他。”
      堂侄受了教育和激励，回家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后来考上了北京中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当上了法官，后来还当了四川高等法院院长。贺扬武常对人讲自己是受了贺国昌大伯的教育激励才发奋用功取得成功的。
三
      发生于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的成功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大胜利，标志着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武昌起义前，作为同盟会会员的贺国昌曾前往湖北，以会同科友人祝书元二品法政史为名，了解革命组织情况，得知革命党人注重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势力。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而贵州巡抚沈瑜庆忠君思想仍很严重，害怕革命成功对自己不利，仍抱住清庭这个政治僵尸不放，不仅不响应革命，反而加强防范，并亲自巡查岗哨，防止兵变。
      贺国昌得知这一情况毅然脱下官服换上中山装，带领学府同僚，冒着生命危险夜见巡抚。沈瑜庆正在惊慌之际，忽见学台等人都脱了清朝官服换上了新式的中山装来见他，心里已有几分明白，他明知故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国昌冷静地说：“中丞大人，现在是兵临城下，形势所迫，我们周边各省都已独立，且数万新兵已包围了贵阳城，如果攻破城池，难免生灵涂炭，财产受损，你我及下属家小的性命亦难保全，还是顺应天意民心为上。我已换衣解印，自愿代兄台之劳，快把钥匙给我，开城降迎，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其他人也盯着他齐声说：“快，打开城门迎接革命军！”沈瑜庆见大势已去，众怒难犯，只得将钥匙交给国昌。国昌即率下属打开城门迎接革命军入城。就这样，贵阳城头降下了满清的龙旗，插上了革命党的旗帜。
      国昌在贵州积极为新生政权的诞生工作，被各界代表一致推选为国大代表，参加了国大制订各项政策的讨论。国昌在会上带着萍乡口音发言，提出治国十项建议。国昌发言时，孙中山先生静静地听着，不时点头表示赞同。国昌发完言后，孙中山先生脸上露出非常满意的神色，会后还在办公室里亲自接见了他，表扬他在反清斗争中的表现，并提笔写下“发言可镌”几个大字，赠与国昌。
      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1911年秋冬贺国昌回萍乡被推为保安会长、袁州府事。民国元年（即1912年）正月，国昌调任江西省政事部长，并兼任同盟会江西支部长，同年9月国昌充任内务司长。第二年6月，国昌经民国政府提名并经江西省议会选举任命为江西省省长（当时称民政长），署理一省政务。袁世凯看到江西省都督李烈钧和民政长贺国昌处处和自己作对，便下令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并以大洋1万元偿银向全国通缉贺国昌。国昌在家乡少避后即逃往湖南衡山避难，后又逃亡日本。袁世凯死后，贺国昌回北京担任参议员，其时，北洋军政府拟任命他担任福建省省长，他以年老体弱难以胜任为由加以拒绝。1919年3月贺国昌病逝于北京医院，按照他的遗愿其灵柩被护送回乡。萍乡镇守使亲率县署官到火车站迎接他的灵柩。湖南浏阳县亦派官员前来为他送葬。送葬队伍达1万余人。人们还将贺国昌所葬之福田山岭称为国公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