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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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

向济萍

　　（一）
　　襄樊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在历中上不仅是沟通南北的交通要冲，也是兵家必争之地。1948年6月，为扩展中原战局，开辟汉水两岸地区，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中原军区决定发动“襄樊战役”。7月2日，我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桐柏军区部队及陕南第十二旅打响了“襄樊战役”。9日解放樊城，16日攻克襄阳。
　　早在发起襄樊战役之前，为贯彻党的城市政策，桐柏区党委从政策、组织领导等方面作了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在政策方面，行署和军区司令部拟定了联合布告。主要内容有：（1）保护工商；不准侵犯、破坏利不准以任何借口没收工商业。部队入城后，要求所有商店应照常开门营业，所有工厂作坊应照常开工，所有学校应照常上课；（2）保护城市公共建筑与公共机关，所有物资由城市管理委
　　员会统一处理；（3）宽大对待旧职人员。除其团长、国民党书记长外，一律不准逮捕，所有旧政权机关照常办公，做好移交手续的准备；（4）严格部队纪律，做到秋毫无犯。
　　在组织上，成立襄阳、樊城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城防司令部。新成立的城市管理委员会，立即开展工作。在街头巷尾张贴布告，宣布解散特务机关、废除法西斯的五家连坐法。打开城门，任城乡人民自由出入，自由贸易。两次召集粮食行业会议，动员粮商出售粮食和下乡购粮，使粮行恢复营业，粮价逐日下跌。进入樊城时麦面每斤14万元（蒋币），第三天跌到8万元，第四天跌到4万元。其他菜、油等生活日用品的市价也都随之下跌。
　　城市管理委员会还动员了旧保甲人员参与日常工作，维护城市秩序，救济市民，发放救济粮30余万斤，食盐3万斤，万余人得到救济。保护了宗教、慈善机关，恢复了文化教育，对一般的中上层知名人士登门拜访。
　　根据当时形势，此次我军占领襄樊的时间很短（襄阳只占了三天），但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城市工商业等方面的政策，使人民群众加深了对我党我军的认识。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桐柏军区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抓住战机，打击襄樊守敌。12月20日，人民解放军向樊城守敌发起进攻。1949年1月10日，孤守在襄樊城内的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残部被迫弃城南逃。襄樊再次回到人民手中。
　　1948年11月，根据中共相柏区委指示，设置襄樊市，成立襄樊市委。1949年1月襄樊解放后，成立了襄樊市爱国民主政府、襄樊市警备司令部、公安局、工商局。同年5月1日，为加强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奉江汉行署指令，襄樊市与襄阳县合并为襄阳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恢复襄樊市建制。
　　国民党统治时，襄樊的旧政权和公共机构几乎全部掌握在特务手中，随着王凌云部南逃，旧政权机构多数作了鸟兽之散，公共机构基本瘫痪。因此，襄樊在城市接管中对旧机构实行了彻底摒弃的政策，摧毁旧日政权，由人民的政权机构取而代之。但对旧职人员却采取了基本“包下来”的政策，除罪大恶极或有劣迹人员，多数加以改造安排工作。1950年5月后，襄樊各政权机构相继成立。6月，召开了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开始实施对城市的全面管理权。
　　（二）
　　襄樊解放后，市委把解决城市严重的社会问题放在工作的首位。经过清理国民党残留人员、剿匪肃特、整理户籍、清除旧社会污泥浊水等工作，安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清理国民党残留人员。襄樊是敌十三绥靖区专署所在地，敌特组织复杂，机构庞大。王凌云部溃逃后，大部分敌党政警特人员却留了下来，潜伏在城内。他们或蠢蠢欲动或窥测方向、以待时机，形成一种政治上极不稳定的势力。为瓦解清理这股势力，襄樊市委首先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利用街头、会议、娱乐场所、传单等各种形式宣传我党对待敌党、政、警、特的政策和我军胜利进军，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瓦解敌人。在1个月内，计有军统、中统、国防部、敌地方党政人员61人向我政府投降，悔过自新，请求宽大处理。其次，对敌特人员及组织进行登记。从1949年2月初开始至22日止，共登记敌特人员1655人，占市内敌特人员的60%，1951年1月，襄樊市人民政府遵照上级指示发出通告，再次对敌党团特人员进行登记，从而掌握了襄樊城内绝大多数敌党团特人员的情况，对侦破敌特暴乱，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根据慎重处理、区别对待政策，对反动组织首要分子集中训练。经过为期40天的集训，47名首要分子，除罪大恶极的扣押外，一般予以遣散，回原籍生产。还有一些表现较好的，被派往敌方，立功赎罪。这样就消除了群敌聚集的隐患。
　　2.清剿散匪，肃清敌特。解放初期，襄樊守敌虽被打垮逃走，但地方上的散匪野心不死，企图死灰复燃。他们潜伏在四乡及襄樊城内，勾结特务、地主、恶霸、坏人及会道门，抓住群众春荒困难、支前任务繁重，煽动群众抢仓库、抢公营商店，袭击我地方政府，策动我地方武装叛变；在城市中则到处造谣、破坏、暴动，造成城内物价暴涨，人心浮动。为彻底清剿散匪.自1949年8月起，襄樊干部除少数留机关办公外，大部分下乡参加清匪工作。共活捉土匪90名，促其投降悔过111名。在农村清匪同时，襄樊市公安局在市内加紧了锄奸肃特工作，破获了一批国民党特务机关安排的潜伏特务。1950年10月后，按中央指示，襄樊开展了有步骤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了大捕和清理积案，共扣押了反革命分子102人，杀了59人，管制655人，给了反革命分子以沉重打击。
　　经过清理国民党残留人员、清匪肃特、镇压反革命，襄樊社会秩序迅速稳定，民心安定，物价下跌，城市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3.整理户籍、改造游民、清除旧社会的残留污浊。在襄樊的国民党武装溃败之后，大批的敌政府人员失业，加上当时临近的武汉、沙市、宜昌仍在国民党掌握之中，襄樊居民人心不定，市内人口流动频繁，为土匪、特务提供了潜伏的环境。襄樊市人民正政权建立之初，就深刻地认识到固定城市户口，整理城市户籍，是确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的基础，也是城市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8月，与襄樊市合并后的襄阳县爱国民主政府，责令公安局办理户口登记事官，颁布了《户口登记暂行办法》，对城市人口划区、分保进行登记，颁发居民证。通过登记，在5万多人口的城区内，捕获土匪44人、特务6人、恶霸83人，抑制了特务、坏人、土匪以及小偷的活动，维护了社会治安。
　　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襄樊解放后，残留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大批人员失业，乞丐、小偷、娼妓、吸毒等现象仍然存在。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清除污浊现象，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襄樊市人民政府倾注了大量精力，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解放之初即明令禁止贩毒吸毒、禁止卖淫嫖娼。当时襄樊市有妓女77人，经过教育，有18人结了婚，大多数妓女从良，有了社会职业。对乞丐、游民，通过成立生产教养院，组织劳动生产予以改造。为解决失业问题，一方面对旧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就业，三年来，先后就业达2190人。
　　襄樊城市不大，但贩毒吸毒现象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吸食鸦片的达400余人。为彻底肃清烟毒，1949年初，襄樊市人民政府开展了对烟民的登记工作。一年登记150余人，缴获大烟土194两，老海15两，没收及罚款6097460元（旧币）。1950年3月，开始对烟民实施有计划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共改造烟民121人。1952年8月，襄樊市委发布《禁烟禁毒布告》，成立襄樊禁烟禁毒委员会，再次开展大规模的禁烟禁毒群众运动。前后共破获有组织的运毒制毒集团11起，剿灭了毒品流行的黑市场，大毒品犯受到了法律制裁。至此，在襄樊基本肃清了烟毒。
　　4，市郊上地改革。1952年8月，襄樊市开展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市郊土改运动。经过三个月反霸斗争，划阶级、没收、征收等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政治上，消灭了封建势力，打倒了地主阶级，建立了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发展了农协会员2131人，树立了农民群众的政治优势；在经济上，广大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农民获得十地23911亩，粮食119556斤，农具391件，耕牛41头，房屋54间，基本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
　　（三）
　　襄樊市是一座以民族资本为主的纯商业城，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工商业基础十分薄弱。国民党统治时期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解放初，襄樊市百业凋零，工厂倒闭，商店歇业，市面萧条。因此，刚获解放的襄樊市人民急迫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工商业。
　　1.恢复与发展工商业
　　襄樊市解放后，市委即把保护发展工商业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来抓。进城后即发出布告；禁止乱打乱杀，保护工商。同时制定一系列保护工商方针，如：大力宣传党的保护工商政策，解除商人顾虑，取消禁令，活跃市场，加强市场管理，办理工商登记，进行商标注册。1950年6月9日，襄樊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发展扶持工商业的措施，主要有：发放工商贷款，采购定购产品，委托私营加工，建立代销关系等。由于人民政府一系列有效措施，襄樊的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从1949年6月起。工商开业户深渐增加，半年中，开业达419户，工业户约增加30%，商业户约增加33%。大部分失业工人得到就业，各种物资成交量大幅度上升。
　　在恢复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国营经济也在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1949年，成立了国营的花纱布公司、粮食公司，把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掌握在政府手中。1950年，各专业如食盐、运输、土产等都建立起了国营公司。到1951年，国营经济已占私营经济的1/2。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为解放初政府稳定物价，引导和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6月，襄樊市登记的失业工人有1212人，此外还有许多没有工作的贫民，失业现象十分严重。针对这种状况，襄樊市委于1950年8月成立劳动局、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1952年10月成立“劳动就业委员会”，统筹处理失业人员问题，介绍就业达876人。另一方面拓开各项就业门路，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兴修公路、堤防、码头，吸收工人和贫苦群众就业。开展劳资调解，工人自动酌情减少工资，避免资方停产，以减少失业。其次，通过动员回乡生产，消化部分城市失业人员。1951年仅动员码头工人回乡生产的就有151人。通过这些措施，襄樊市失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解决。
　　2.打击投机、稳定物价
　　为保护人民利益，恢复与发展工商业，襄樊市委通过一系列行政和经济手段，持续不断地打击投机、平稳物价。1950年1月25日，襄阳行政公署发出《为限期禁止中州农民银行钞票流通并积极进行收兑工作》的指示，在前一阶段禁止金银流通，排除蒋钞、开辟中钞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货币统一为人民币，实行现金管理，统一收支。仅1950年7、8、9三个月就回笼货币40亿元（旧币）。此外，积极推销公债，努力完成税收。成立国营公司，充分发挥国营经济的吞吐调剂作用，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粮、盐、纱布的价格，强化市场管理，对主要物资棉花实行联营，将56家棉花行编为10个组，成立了棉花交易所，制止了过去超级超价竞购现象。运用行政手段紧缩开支，励行节约，对不法行、店的投机行为，轻者晓之以理，重者严厉打击。由于这一切持续而有效的措施，襄樊物价虽时有波动，但都未形成大的涨价风。较为平稳的物价，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3.开展“五反”，调整工商业
　　1952年2月，襄樊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资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通过“五反”，打击了违法行为，在国营企业内部建立了工人监督的民主管理制度。“五反”运动后，工商界出现资金短缺，商品滞销，税收畸轻畸重，公私不够协调等问题。襄樊市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活跃市场的六项措施的要求，开展了调整，商业的工作，重点调整了税收、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在调整税收上，为达到税负公平合理，组织了大批干部进行税负检查，对较重的户予以退税。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调整了公私商的经营范围，公营以批发为主，缩减与合并国营、合作社的零售机构，花纱布公司、茶叶公司、油脂公司、医药公司等甚至停止零售，把零售市场让给私方，扩大批零差价，价差最低的在10%，最高达到18%。给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组织工业品下乡，采购土产品进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在调整劳资关系方面，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出发，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各业都成立了工会组织，入会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3以上，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量。各行业或企业普遍设立了劳资协商会，调解劳资争议，增强了劳资团结。在调整产销关系方面，帮助私营企业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实行市场预测，按市场需求生产，力求产销平衡，减少积压，提高资金周转率。工商业的进一步调整，使市场扩大，百货、匹头、杂货、粮行、医药等11个重点行业的营业额直线上升。1952年12月同10月比较，百货业上升82%，匹头业上升58.65%，杂货业上升68.5%，其他行业的上升率都保持在10%以上。营业额的增加带来利润扩大，因此普遍提高了工商者的经营信心，大大推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四）
　　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封建势力不仅长期统治农村，而且也充斥城市行业与街道的各个角落里。解放以后，城市中的一些恶霸、封建把头虽然受到惩力，但多数改头换面。互相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的更窃取了新的合法地位，采取新的形式，继续为非作歹。因此，进行一段有系统的全面的政治改革——民主改革运动，是将旧城市改变为人民的新城市的不可跳越的历史阶段。
　　襄樊的民主改革运动是由普遍宣传到重点实施，由点到面，由行业到街道，分期分批有计划地开展的。行业的民主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从1951年6月中旬开始，在干部和工人中广泛传达省委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的精神，组织干部访苦串联扎根，动员、发动群众，在各行业中开展初步的反封建斗争，并通过选举产生了民主改革委员会。（2）10月3日，确定以樊城码头为改革重点，经过深入发动和有重点的斗争后，11月25日组织人民法庭，公审了l4名封建反动分子，处决了两名恶霸，打击了封建把头的势力，振奋了各界人民精神。在此基础上各行业先后展开了深入的反封建的民主改革运动。（3）12月中旬后，通过“三查”，加强干群团结，从思想上组织上解除各种帮派，将工人团结在工会周围，从行业中清除了封建势力。
　　10月4日，街道的民主建政拉开了帏幕。通过民主建政运动，斗争了44个封建分子，打垮了街道封建残存势力。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有组织有领导有觉悟的革命队伍，已发动起来的群众共有275O4人，占市区人口总数的56%，组织起来的有12634人，占人口总数的30%，涌现积极分子350人，培养出街政委员以上干部1050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政权——街政委员会。各街的街政委员会，不但拥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和劳动人民，同时也包括了其他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真正体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襄樊通过民主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残余势力，使工人群众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发动组织了广大工人群众，加强了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民主改革的胜利使襄樊得以用新的面貌，迎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
　　（五）
　　襄樊市在短短三年时间里，由于襄樊市委正确执行党的各项城市政策，紧密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清理国民党残留人员，肃清匪特，消除旧社会污浊，开展城郊土改，安定秩序，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实施民主改革运动，消灭城市封建残余，把一个凄凉污浊的旧城市改造成了社会主义新城市。襄樊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的胜利实践，为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经验。
　　一、结合实际，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保证。襄樊在国民党五战区长官部占据时即满布特务，康泽在这里就任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后，特务更是多如牛毛，无论政权机构、公共机关，还是工商、学校，无不受特务控制。所以，在城市接管中，襄樊市委依据党的接管政策，根据襄樊具体情况，着力肃清匪特，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抓紧培养干部，建立全新的城市管理机构。在改造中，认真执行党的保护、发展工商的政策措施，并按照中央指示，根据不同阶段、不同情况加以调整，使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二、城市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工人阶级。解放初期，襄樊有工人7600多人，虽然仅占城市人口的1/6，但却是发展经济、建设城市的生力军。襄樊市委紧密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各项工作，在经过思想发动、组织建设、民主改革运动后，工人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他们充分发挥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进技术，增加产量，各行各业生产率大为提高，不断掀起生产高潮。
　　三、政权的巩固需要强大的物资基础，经济的发展有赖国家掌握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解放初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扭转经济混乱的状态，襄樊市委一面发展国营经济，运用强大的物资力量控制市场，涨吐跌吞，一面统一财经，运用货币政策、税收政策扶持引导经济向有利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因此，很快遏制了通货膨胀，发展了经济，稳定了人心，改善了人民生活，从而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

　　（作者单位：中共襄樊市委党史办公室）
　　（来源于《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湖北卷）》p8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