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解放初期的公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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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解放初期的公安工作

李士英　凌云

　　1948年9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使这座古城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济南是解放战争时期关内解放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同时，也是我们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作为城市的主人和管理者所进入的第一个大城市。我们有幸参加了济南的接管和解放初期的公安工作，至今虽然近半个世纪了，但回忆往事，仍记忆犹新，令人兴奋不已。
　　解放济南的准备工作
　　1948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占领农村和小城镇，发展到开始攻占和解放大中城市。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士英，於1948年6月，奉命组建昌潍特区保安司令部，任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两个团在昌潍地区（包括昌乐，潍县、益都、临朐、安丘、寿光等县）执行三项任务：土改；剿匪，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截断胶济路，防止济南与青岛的敌人互相支援。在此之前，华东局社会部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将山东省6000余名公安干部集中到渤海区，在惠民、阳信一带进行“三查”、“三整”，学习中央的有关政策，提高干部适应新形势的工作能力，进行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为解放和接管济南，华东局在益都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青州建设研究会，负责了解济南各方面的情况，并组织大批接管干部进行培训。社会部主要负责调查搜集济南的政治、军事、社会情况，编印了《济南概况》、《济南人物调查》、《济南特务与警察调查》等资料，还绘制了部分地图。
　　凌云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1947年冬随中央工作团来山东参加土改。土改结束后，正值潍坊市刚刚解放。1948年夏，被任命为潍坊市公安局副局长。济南战役打响后，带领公安干警在潍坊地区沿路设卡，拦截审查从济南逃往青岛的敌军散兵游勇及特务。
　　接管济南　建立公安机关
　　经过8天的激烈战斗，1948年9月24日，济南全城宣告解放。在解放济南的同时，李士英率领600余名公安干部从益都出发，冒着敌机扫射和轰炸的危险，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战火中日夜兼程，於9月23日和26日，分两路进入济南。按照华东局的指示，直奔国民党山东省会警察局，开始了紧张的接管工作。济南解放后，实行了军事管制。李士英任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特别市委社会部部长，军管结束后，任特别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10月，凌云奉命调任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也从潍坊赶到济南。
　　我们按照华东局和军管会的部署，迅速组建了人民的公安机关。很短时间内即建立了11个公安分局和71个派出所，市公安局也建立了人事科、秘书科、治安科、户籍科等职能部门。到1948年底，全市公安干警已由进城时的600余名发展到2000余名。为肃特和打击刑事犯罪，我们还专门设立一个机构——督察室，由唐劲实任主任，张洪范任副主任（凌云到职后不久，唐、张去接管徐州，凌云兼任督察室主任）。督察室下设侦察科，情报科、保卫科、预审科（为适应工作需要，1949年夏，公安局和督察室的科均改为处）等。市公安局的多数干警集中在督察室，约有几百人。
　　在发展扩大公安队伍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留用旧警人员，二是招收培训青年学生。留用改造旧警察是党中央的政策，对稳定社会治安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我们接管济南后，对城市的各种情况不熟悉，而且公安干警人员少，难以完成十分繁重的任务。旧警察对城市的治安、户籍等情况比较熟悉，并且掌握部分刑事案件的线索，正确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利於稳定社会秩序、加强治安管理。在留用改造旧警察的工作中，我们首先颁布了《关於旧警人员进行登记的布告》，对他们进行登记审查。高级人员不用，品质极坏、群众特别愤限的以及特务分子均予以清洗，警长以下人员先予留用，警长以上人员则分配一定的临时任务，使他们心理趋於稳定。一般的要经过短期的考查训练，再行分配工作。工作中各级领导骨干均以我们参加接管的同志担任、我们重视对留用旧警人员的教育和改造，经常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旧社会遗留的不良作风，建立新型的警民关系。并且注意发挥他们的业务技术专长，使其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
　　为了培训青年公安干警，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在济南举办“华东警官学校”（即原山东省警官学校第二期），李士英兼任副校长。学校进行政治、业务、军训教育，山东省公安总局和济南市公安局的有关同志前去讲授治安、交通、户口、消防管理及刑侦、敌情、保安等专业知识。学校於1949年1月5日开学，原计划学习一年，但由於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急需公安人才，这批学员於5月提前毕业，一部分学员由李士英带领，南下参加了上海市的接管。之后，在凌云任济南市公安局长期间，曾举办过济南市的公安学校。由於没有校舍，就采取原来在农村工作时的一些做法，到郊区农民群众家中借房子。该校共兴办了两期，第一期是在济南市招收的学员，第二期是到胶东招收的学员。虽然学习的时间不长，但作用还是不小的。这些学员毕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锻炼，大多成为公安系统的骨干，有些同志陆续走上了省、市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岗位。还有一些同志被派往南方，支援新解放的城市。徐州解放时，济南就派去了100多名公安干警作接管的骨干，其中唐劲实、张洪范同志分别担任了徐州市公安局局长和副局长。上海解放时，李士英率干警600余人参加了接管。李士英担任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分局长也多为济南去的干部。
　　为加强公安队伍的政治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进城不久，我们就制定了《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员警奖惩条例》等规章制度，教育广大公安干警模范执行华东军区颁发的《约法七章》和市军管会颁布的《入城守则》，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总结工作经验，交流工作信息，有利於干警学习掌握方针政策，1949年3月，我们创办了《济南公安》（月刊），后改为《公安周报》。不但组织本局干警学习，而且与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进行交流。对宣传党的政策，指导推动公安工作发挥了一定作用。
　　清除战争遗迹　整顿市容秩序
　　我们刚刚踏入济南城时，整个市区秩序混乱，一片狼藉，满目疮痍，街上到处是死尸和被炸坏的车辆物品。清理死尸，整理卫生，防止瘟疫流行，保障人民生活和身体健康，成为刻不容缓的第一位的工作。军管会和市委决定由公安局协调组织这一工作。我们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干部群众中深入宣传，广泛动员，全体出动，立即投入到掩埋尸体、平毁碉堡工事的任务中去。全市公安干警吃苦在前，勇挑重担，不怕脏不怕累，带头跳入大明湖和护城河中，打捞尸体，清理炮弹。很快将市区内5000多具尸体清理掩埋完毕，并且平掉了400多处碉堡工事。
　　解放初期，市级机关不够健全，职能分工亦不十分明确。市公安局不仅负责全市的治安、交通、消防等项工作，而且负责粪便管理等市容卫生工作。这一工作量大面广，涉及到每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千家万户。我们首先组织了全市范围内的“大清除运动周”突击活动，对市区的垃圾粪便、碎石瓦块进行了一次彻底清除。在初期的粪便管理工作中，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机构与组织，只能利用原来的方法，通过粪把头来做这项工作，其中难免发生一些问题。在一次检查工作中，发现有的粪把头消极怠工，造成粪便漫溢，影响了群众生活。我们便以公安局长的名义，召见几个粪把头，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行为，命令他们限期掏运粪便，并指出对蓄意捣乱破坏者一定依法严惩。这些人私下议论：“好家伙，共产党真了不起，局长这样的大官连咱掏大粪也管，可得小心喽!”为加强这项工作的管理，公安局先后制定颁布了《公共卫生管理规则》、《清除便所业人员守则》、《公共厕所管理办法》等。济南的市容卫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
　　当时的济南不但市容卫生杂乱，而且人员相当杂乱。大批散兵游勇、乞丐游民，夜间露宿街头，白天到处流浪，偷摸强抢，扰乱。社会治安。根据军管会的指示，我们一方面收容散兵游勇，遣送乞丐游民，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容了六七千人，大多数遣送原籍，由当地政府安置。另一方面进行了户口登记。1948年10月下旬，市公安局颁布了《户口迁移暂行规则》，并组织开展了全市性的户口登记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注意了三点：一是进行宣传教育，使群众明确户口登记的目的与作用，取得群众的支持；二是充分发挥旧警人员在户口管理中的业务特长；三是利用旧保甲人员提供人口情况，协助搞好户口登记。之后又搞了户口普查。通过户口登记与普查，基本搞清了全市各类户口的情况，并清查出国民党反动党团人员、散兵游勇、地主恶霸等6万余人。在户口登记的同时，我们对特种行业也进行了调查登记。济南市的特种行业有旅馆、刻字店、印刷所，影剧院等近千家。这些场所人员复杂，管理混乱，是反动人员和不法分子隐藏的主要地方，并经常发生刑事案件。通过对特种行业的调查登记，根据其行业特点，公安局制定了各自的管理规则，对合法经营范围和禁止事项做了详细规定。对违反法规的进行揭露批判，对违法犯罪的予以打击。群众和守法经营者都很满意，治安秩序也逐步好转。
　　肃特镇反　维护新生政权
　　济南作为山东省省会，国民党在此苦心经营多年，不但其党政军首脑机关在济南，而且网罗组织了一支十分庞大的特务组织，以中统山东室、军统山东站、国防部二厅所属绥靖区二处和绥靖总队第二三大队为主，其专门机构和外围特务机构不下几十个。济南解放时，有部分人被俘或逃跑，但多数隐藏下来，伺机破坏和捣乱。济南解放后，国民党又不断从上海、南京、青岛等地派遣特务潜入济南，联络原有人员，发展特务组织，搜集我军政情报，进行反动宣传，甚至网罗散匪和还乡团分子，组织武装匪特，妄图推翻新生的革命政权。因此，肃清潜伏和派进来的特务，是解放初期市公安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济南解放前，我们就掌握了部分特务的材料，进城后又找到一批材料，特别是在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发现了全省中统特务组织的档案及人员名单，对开展肃特工作十分有利。济南解放后，周边的各解放区纷纷派出情报、保卫人员到济南抓捕特务。其中有：冀鲁豫区、冀南区、渤海区、鲁中南区、淄博特区等，还有原市委情报部、社会部，华东局社会部、统战部及中央社会部等。他们自9月22日至10月10日期间陆续到济，人员众多，组织复杂。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坚持对济南的情报工作，每个解放区都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他们带来了材料和线索，还带来了熟悉情况的特情人员。他们的到来，无疑对我们侦破案件、肃清敌特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但是，各个组织之间没有联系，缺乏统一领导。搞不好，就会出现乱抓人、乱没收物资等混乱现象，不能正确贯彻城市接管的各项政策，对接管工作和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军管会决定对上述所有情报、保卫组织和人员实行统一领导，由济南市公安局以军管会工作队的各义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各地的负责人每天上午到市公安局开碰头会，研究当天发现和发生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由市公安局统一处理。实践证明，统一部署，统一政策，对於当时的肃特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济南解放后，军管会於10月1日发出布告，命令国民党、三青团及其特务组织即日解散，其人员到公安机关登记。市公安局也发出了布告，宣布了对以上人员的登记办法及区别对待的政策，规定凡主动登记者，予以宽大处理；劝说他人登记或检举揭发他人有功者予以奖励；有意不报，企图逃匿或隐藏文件、武器，电台等物品，进行秘密组织及图谋不轨者，一经查出即予以严惩、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先后有国民党员6000余名，三青团员4000余名，特工人员800余名，其他人员600余名，到公安机关进行了登记。我们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又突击审讯了在押的犯人，并发动群众排查摸底，大力开展侦察破案工作。1948年10月初，首先将国民党中统山东省室主任×××等重要特务逮捕，经过审讯，又掌握了全省中统特务2000余人的名单。晚上，侦察员经常带着×××等出来搜寻其他特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们就破获了30多起敌特案件，缴获了几十部电台和部分武器。11月初，我们又捕获了南京派来济南重建中统济南区室的特务分子于××等20余人及徐州联络站派来的特务分子张××等人。这一时期我们对济南的中统特务基本全部抓获，其他系统的特务组织也被摧毁。
　　在破获潜伏特务组织的同时，我们还破获了济南解放后敌人建立起来的反革命组织。1949年春，我们破获的“鲁济勘乱建国团”（鲁济暗杀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个组织以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和流氓青年为主，具有严密的组织与分工。他们多次在济南扶轮中学等处秘密集会，并派人去青岛与蒋匪特务机关联络，企图在济南市搞暗杀、放火、投毒，进行反动宣传，联络武装土匪到农村进行游击活动等。市公安局与警备司令部采取内线打入的方法，进行侦察，於4月中旬将朱洪宾等首要分子抓获，进而破获了整个组织。以后又破获了多起反革命组织。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於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1951年初，济南市委先后发出指示和通知，决定在全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4月1日，全市采取镇反统一行动，一举逮捕了潜伏的逃亡恶霸地主、伪顽杀人凶犯、城市恶霸分子等1000余人。随后，市协商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凌云代表市委将逮捕反革命分子的经过及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作了报告。4月11日，在省体育场召开了8000余人的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在各界代表一致要求下，当场处决首恶分子12名。4月12日，又处决80余名。全市人民情绪振奋，反革命分子大受震慑。
　　为搞好镇反运动，市委成立了保卫委员会。市委书记谷牧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市委副书记董琰同志及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了保卫委员会，重要问题由保卫委员会集体研究。镇反行动工作由公安局长凌云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镛负责，后勤保障、经费开支等工作由市政府秘书长戚铭负责。济南的镇反运动之所以搞得好，除了领导重视之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市委十分重视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一方面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中央文件、报纸社论等，一方面利用座谈会、报告会、举办展览等形式，广泛宣传镇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界群众纷纷检举揭发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控诉他们的罪行。第二个特点是重视民主人士的作用。镇反的具体部署和处决罪犯的名单等，由市委研究决定，但要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逐一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向市协商委员会作镇反工作报告。要经过民主人士的讨论。这一点有利於消除民主人士的疑虑，有利於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有利於更好地发动群众。第三个特点是行动迅速、态度坚决。对於暗藏的各类反革命分子，我们公安机关通过侦察，事先掌握了较为丰富的证据材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逮捕了1000余名反革命分子，以后又陆续逮捕了几批。经过人民法庭和军事法庭的审理，根据他们所犯罪行和认罪态度，分别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管制，还有数百人被遣送到农村去。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使广大人民扬眉吐气，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1951年4月初，谷牧同志亲自起草了市委镇反工作报告，分别报山东分局和党中央。4月13日，毛主席对济南市委镇反工作报告作了亲笔批示：“下面是济南市委关於镇反工作的报告，很好。请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照此办理。我希望各大中市委均有一个报告给中央。”毛主席的批示，对济南市的镇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此后，济南的镇反工作，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更加健康顺利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清除旧城市社会垃圾　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旧济南长期处於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三教九流云集，刑事犯罪严重，社会风气委靡。解放后，打击刑事犯罪，清除旧的社会垃圾，维护社会秩序，也是公安机关的重要任务。我们对几个典型案件进行的处理，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和群众的情绪。例如；我们逮捕处决了在日本人侵占济南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为非作歹的大盗“燕子李三”李圣武。李匪自幼去东北跟土匪习武，后窜至济南、徐州一带打家劫舍，为害乡邻。济南解放后，他恶习不改，又抢劫金店，并枪杀了金店经理。一时使市民、商号的恐惧心理骤然上升，社会治安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多次开会研究，派有经验的侦察员侦察李匪的行踪，最终将其捕获，并判处死刑。此案的处理.在济南震动很大，群众异口同声地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都逮不到的大土匪，被共产党逮到了，真是为济南人民除了一大害。”
　　济南解放前，社会上有一批地痞流氓、恶霸，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他们结伙成团，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恶势力，柏俊生便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柏俊生长期以来与日寇、国民党的政客、军警、特务等互相勾结，并收罗了众多的徒子徒孙。济南解放后，他不思改悔，依仗其势力，一方面采取备种方法，企图腐蚀拉拢我们的干部；一方面支持纵容其徒子徒孙继续作恶，在广大群众中激起了极大民愤。为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的生活，经市委研究决定，我们根据掌握的各种材料和证据，毅然将柏俊生依法逮捕，判处死刑，没收其家产。有力地打击了社会上的流氓势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我们还及时破获处理了多起武装抢劫案、制造假币案等，对其首恶分子判处了死刑，进行了严厉镇压，使当时比较混乱的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
　　禁娼，是清除旧社会遗留的社会垃圾、树立新风尚的重要内容。当时在济南娼妓不是很多，但对人民群众身心的危害却是不容忽视的，这是旧社会遗留的一颗毒瘤。对这一丑恶社会现象，首先明确政府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但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宜立即取缔，则采取了限制发展、逐步取消的措施。济南刚解放，市公安局便公布了“妓女禁止事项”12条，规定“不许增加人数只准逐渐减少直至彻底清除”等。一方面严格管理，一方面大力限制，使其自行转业。在很短时间内，妓院大量关闭，妓女多找到新的职业。对少数违反管理法规的严肃揭露处理，进行犯罪活动的给予有力打击。1952年1月，市政府宣布取缔妓院，先后依法逮捕、管制虐待残害妓女的老鸨和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的流氓恶霸近百名对停业后的妓女，人民政府在进行思想教育和挽救改造的同时，帮助其从良安家，解决生活问题。这一丑恶社会现象基本禁绝。
　　道会门在济南门类较多，有几十个，道众几万人，且具有较长的历史。这些道会门多是些迷信团体，利用迷信宣传，笼络部分道徒。然而，中国的道会历来都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道会组织特别重视，他们占领济南期间，派人深入进去，掌握和利用道会组织。国民党特务也有许多人隐藏於道会组织之中，进行反动宣传和反动活动。济南解放后，这些隐藏在道会门中的特务不断造谣生事，迷惑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直接威胁新生的革命政权。1949年春，南京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派李渤海、杜干臣、古瑞云等来济南策动一贯道，企图乘我大军过江之机，进行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被我公安人员一举侦破逮捕，之后，省、市政府明令取缔反动道会门。在这种形势下，他们采取日益隐蔽的方针，改换名目，以“针灸班”、“诊疗所”等伪善面目出现，进行反动活动。济南的“翠真馆”便是一贯道的化名之一。其首要分子朱经古原系日伪新民会山东总会会长，主要成员多为日伪反动组织、政府成员或军统、中统特务分子。他们在政府明令公布取消道会门活动之际，私自设坛扶乩，进行隐蔽的非法活动，散布反动谣言并且派人到北京等地进行活动。我公安人员经过周密侦察，掌握了他们的组织及活动情况，将朱经古等7人逮捕，一举破获了这一反动道会门组织。1950年4月，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标，市政府正式颁布取缔“一贯道”的命令，要求全市各机关、工厂、学校要加强其内部教育，宣传党的政策，提高认识，动员道徒到公安机关声明退道，命令还宣布了具体的宽严政策。数千名道徒自动退道，交出了家庭中的供具等迷信用品。市公安局根据市政府的命令，迅速采取行动，共逮捕首要分子10余名，查封道坛50余个，没收与查封了大批反动书籍乩训迷信供具等。通过这一斗争，彻底摧毁了济南的“一贯道”组织，清除了“一贯道”在济南20余年的罪恶，使广大群众认清了“一贯道”的反动面目及其迷信欺骗伎俩。以后，还取缔了“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反动道会门，并在中山公园举办展览，揭露反动道会门的罪恶。
　　总之，济南解放初期，市公安机关在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的预导下，为肃特、镇反、整顿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新生政权、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

　　（张凯军执笔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来源于《济南的接管与社会改造》p46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