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惕非局长在扩大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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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惕非局长在扩大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

　　主席、各位代表既各位来宾：
　　我们的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扩大会议，今天隆重的开幕了，首先敬祝大会的胜利成功，并祝各位身体健康。
　　现在我代表人民政府，将镇压反革命工作，向各位作一简单的报告。从去年十一月以来，在各位代表及广大人民的督促协助下，我们纠正了过去“宽大无边”的偏向，按照群众要求，和我们直接掌握的材料，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捕了一批反革命主要分子，计有以李万里为首的匪“华东游击纵队”案，以王阴华为首的匪“豫西游击纵队”案，以张文远为首的匪“郑洛区游击支队”案，以耿长修为首的匪“华中剿匪独立支队”案，以冯国通为首的匪“国防部二厅郑州调统组”案，“郑州爆破组”案，“郑州特派组”案，反动一贯道河南省总坛案，以及由台湾、香港派来的匪特案等重大案件多起。这些案犯多系历史上就罪恶累累，大陆解放后，仍继续破坏活动的分子。如李万里曾任匪三十九师参谋长，其任职期间，烧杀奸劫无所不为，淮海战役被俘掳后教育释放，一九四九年六月反潜来我市，以锡江营造厂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台匪李振清指示下，联络匪伪官兵、地主恶霸20余人，组成匪豫东游击纵队司令部，企图待机暴动，捣乱我抗美援朝，策应美帝侵朝战争，及蒋匪登陆之幻想。又如冯国通原系匪保安旅一总队长，从事反革命活动达十余年，曾于一九四五年，在鲁山二郎庙，以共产党嫌疑活埋农民4名，一九四六年五月，在郾陵县以共产党探子之罪名，活埋群众刘四等2名，强奸妇女十余名，其他抢劫敲诈不胜枚举。冯匪混入我市后，不但未坦白登记，立功自赎，反而与在香港之匪特张敬忠取得联系，发展特务工作人员十四名之多，组成了郑州调统组，到处刺探我之军、政、经、建情报，送给香港匪特，使之针对我之情况，决定破坏对策。又如牛润泽，系邯郸系河南省一贯道总点传师，又系伪国防二厅的主要特务分子，于一九四九年五月潜入我市，到处建立反动掩护机关，反复召开反动道徒训练班、灌输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的反革命思想，多方刺探我军事情报，报告匪方特务机关，并曾组织武装计划暴乱，企图袭击我区公所，抢劫银行贸易部门，又如惯匪、恶霸耿长修，系中牟人，仅就其个人供述，在当伪保甲长时，勒索群众粮食2200斤，法币400万元，强奸民女近二十名，又系一著名匪手作案不计其数。一九四九年畏罪潜隐我市，但仍不断回到中牟一带抢劫六次之多，1950年接受了匪国防部特派员张保庸的任务。任匪地下军独立支队长，到处联络人枪，图谋暴乱。
　　这些人大部已先后由检察署提起公诉，法院正式宣判，给了他们以应得的惩罚，群众鼓掌称快，然而反革命分子残余势力，并未因此而停止作恶，相反的以各种更隐蔽的方式，变本加厉，到处放火（于去年12月12日，在效区郑洼村，曾烧毁我价值40万元之橡胶，同日在车站烧毁我三万万元之棉花，4月15日烧毁太康商场房货约值2亿元之巨，“五一”大游行日，又发现匪特分子暗运汽
　　油，计划烧我民房），暗害（4月4日于小市场口曾打伤我公安大队高指导员并劫去卜克枪一支——已找回，三月十四日在小赵寨斧劈搬运工人屈银贵，三月十一日在南关外刀砍客商郭琴月与木匠王狗娃），破坏机器（1950年12月14日、19两日晚，及五一年元月四、五两日，连续破坏新毅纱厂钢丝车四部，九月八日晚，破坏信和纱厂钢丝车两部），造谣惑众，进行反动宣传，破坏我抗美援朝，说“中朝人民部队挡不住美国的睡觉炮”，“蒋介石必胜”，“现在是三期末劫要刮黑风红雨”，五一大游行时，混入我群众队伍，喊“蒋介石万岁”“坚决反革命”，“抗朝援美”等反动口号，制造恐怖（深夜向我岗哨派出所及居民院内投石头；4月20日深夜拔门闯入我市妇联会），乃至策动匪徒、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为了彻底打垮反革命残余势力，消灭此辈反革命分子，进一步的巩固我市革命秩
　　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与国家建设的安全，公安局根据长期的侦察，与群众检举复查属实的材料，又于三月九日，四月四日，各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一批是杀劫奸淫罪大恶极的分子如周铭山，曾任蒋匪特务将及二十年，历任匪豫站行动组长，曾于一九四一年在太康县，以“八路嫌疑”罪名，一次杀死无辜群众十五人，一九四七年在天津暗杀我爱国青年二人，在太康、郑县等地区，强奸妇女百余名，其灭绝人性的无耻行为，竞发展到和他的女儿长期通奸。解放后，毫无悔过立功之意，对政府是红皮黑心，假报情况，欺骗政府，暗地和老军统分子张家宝（女，已处决）狼狈为奸，图暗害我公安局杜科长。又如曾任匪便衣队长之欧学义，1940年曾杀死陈留王庄村王洪林母子三人，1942年杀死谭寨田老云全家五口，又杀该村李才全家四口，1947年于劫路时，打死过往商人，强奸妇女数十人，解放后又勾结土匪多人，进行抢劫，又如林作祯，历任蒋匪军旅长、师长，曾于鲁中一带捕杀我共产党员60余人，在抗战期间，经常侵拢烧杀我抗战根据地，奸淫我根据地妇女，并抓我农民七百余人，强补匪兵。如匪林县大队副王兆贤，曾在该县狼里村，活埋群众二十余人，奸淫劫掳，罄竹难书，内有一牛天昌，其妻被王匪霸占后，全家离散。
　　从去年十一月份以来，破获的案件中之一部——仅按四十七个犯人的罪行（地主恶霸分子未计在内），统计杀死我革命干部1956名、农民93名，城市市民9名，革命军人262名，共520名，烧毁民房10003三间，敲诈民财大车101辆，牲口223头，布120匹，面40、600余斤，小麦574、150斤，黄金20两，现洋8850元，伪币二亿二千一百二元，人民币662万元，抓青年壮丁3400名，强奸妇女290余人，组织反革命地下武装10起，欺骗群众2100名，组织反动道门，制造谣言一百余种。
　　还有一批是潜伏在我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部门的反革命内奸分子，例如董干军是个十余年的军统特务组长，于1941年曾在尉氏县以共产党嫌疑为名，杀死我无辜群众90余人，并勒索死者家属银洋6000余元，又于1942年，在潘家店湖河口一带，勒索商船银洋5000余元。1944年值其任匪别动军五纵队组长时，曾在镇平以通八路嫌疑为藉口，杀害群众十人，并敲诈群众伪法币30000余元，1948年在荥阳一带亦曾有疯狂的抢劫与奸杀罪行。解放后，改头换面，混入我盐业公司，但毫无侮过之意，仍计划与反革命头子武装荣泰、陈仙州等进行联系，多方物色匪伪人员，企图发展组织，并经常制造谣言，惑乱人心，挑拨我公司内部团结，制造纠纷，以破坏工作。又如李裕民系匪国防部一特务组长，在匪国防部二厅三十一组组长李裕宽的指示下，于解放后混入我市银行，阴谋纷取我金融机密，李雕并无耻的派其姐李雪珍，打入我本市中南车区被服厂当收发，窃取我生产数字，藉以了解军事情况，以姿色和肉体拉拢我之负责干部，以达到其反革命目的。这两个特务，迄今尚存有手枪两支，电刀一把，文件一部，未行交出。
　　再如张庆普，系匪军统系统派任开封伪具政府的“申报秘书（特务工作）”，在开封第一次临解放时以快速阴险的手段杀死了我即将营救出来的六个干部，开封二次解放前，他在开封领导着许多特务组织，统治压榨群众，及破坏我地下革命工作，开封解放后张匪逃至南京后又辗转混入我市升达中学企图长期潜伏待机而动。
　　又如：李耀庵系一匪军少校军需主任，匪“新社会革命党”郑、汴两市筹备委员，郑州解放后，为了隐蔽其反动面目，把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电影机一部“献交”政府，窃取了我郑州电影院经理职务，嗣后即以公开职务作掩护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曾与其同党主委杜瑞周（已捕）等集会多次研究秘密发展组织，与如何摧毁共产党及人民政府之行动计划。并在影院内经常用卑劣的手段，拉拢落后
　　干部，打击共产党员刘振武同志，企图把刘挤出去以便于其反革命活动。
　　另外一批是外来的及本市的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分子。如河北省武安县王锦章，曾在其原籍杀死农民50余人，烧毁民房300多间。又如荥阳县地主恶霸分子张彦卿曾在其原县以八路嫌疑的罪名活埋农民20多名，强奸妇女40多名，又如郑喜成是汤阴具一恶霸地主，曾杀其本县农民50余名。又如献学义现改名走汉卿，郑县人，解放前系日伪荣亚部队副团长，蒋匪军营长，及反动头子冯小定（伪郑县参谋长）的帮凶，该犯于1944年在郭小寨十余村敲诈群众牛、马、猪、麦、布匹不计其数，同年于密具牙岗村活埋贩牛客二人并尽劫其牛群，又在郭小店四寨壕内活埋两人，东头井旁活埋一人，土地庙前活埋一人，1945年在麦垛秸将李满常爷孙三人全部活埋，奸淫恶蹟更是难数，在密县坡岗曾逼一新婚之妇女和他首先过夜，在荥阳上垛村一带，曾奸淫过少女寡妇等二十余人，受害地区群众纷纷来函控诉，要求将其万刀处死。又如本市恶霸地主李福海，解放前曾当过日本汉好奸，帮助日本鬼子杀害污辱我同胞姐妹，在蒋匪统治期间更属无恶不作，抓壮丁、好淫妇女、出卖他人土地、他人几女，使群众流离失所。贫病死亡，在其当粥厂厂长时，无限度的克扣粥粮自肥，使吃粥穷人饿死其多，解放后审百般欺骗政府，用十几个假名字隐瞒自己的土地财产，在控诉会中，甚至他的外甥马国华等，亦忿忿控诉他说：“你卖了我老婆还扣了我卖壮丁的钱，饿死了我年老的母亲”。
　　自去年十三月以来，逮捕了地主恶霸分子106名。综合统计其罪行，共杀害我农民及干部602名，强奸妇女236名，抓丁捕匪430名，霸占民地650亩，勒索群众银洋15767元，粮食33万余斤，烧民房606间。
　　另外一批是屡教不改的反动分子，如王鸿钧是个十余年的老牌军统骨干特务，解放后被我捕押教育三个月释放，但随即又参加了蒋匪警政特务组织，在郑、汴、洛一带秘密联络伪警政人员，图谋伺机暴乱，策应蒋匪反攻大陆。又如史明忠系匪十五军军需，淮海战役被我俘掳，经长期教育释放后，潜来我市随即与匪特分子高天罡（已枪决）勾成一气到处联络蒋匪官兵，组织匪地下军豫北游击司令部任副司令，阴谋暴乱破坏我人民政府及国家建设。又如鲁明奎系一将近二十年的老特工。过去罪恶累累，解放后公安局教育他四个月之久，释放后仍大量制造谣言，惑乱人心，梦想国民党重来后作威作福。又如特务分子宁国栋，虽经我多方教育，而毫无悔改之意，竟于1949年又加放入伪国防部二厅郑州潜伏组任组长，多方搜集我军政情报申告台匪，并计划刺杀我政府首长，朝缸战争爆发后，大肆制造谣言扰乱治安。
　　这些落网的反革命分子中，还有一批是关于反动党团特务的着恶分子。关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的登记，虽经政府三令五申号召登记，立功赎罪，然而他们总是坚持着反动立场，抗拒登记，企图待机而动，如汤致中系杞县、民权等地之匪联防旅挺进支队长，曾残杀我区干部及当地群众30名，奸淫刘楼村刘道之妻等十余人，其他抢粮，烧房、抓丁、制造我解放区假粮票等罪行更不计其数，又如
　　崔立功，磁县人，系匪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杀害过我村干部三名，现潜居我市任明德旅社经理，始终隐瞒历史、恶绩不报。
　　还有一些罪恶滔天的封建把头分子，如肥田业工会主任毛兴文，蒋匪统治时期，任南关之联保长，伪群众工会会长，又系本市反革命头子崔子扬之凶恶爪牙，该犯解放前经常酷打推煤土工人、小贩，曾逼死了工人王大汉，而工人王运章因贫苦无钱，一时交不上会费，毛兴文即将他逐出郑市，随即又利用保长权力，抓其修水库，并责令监工管制，在工作时间不准王喝水，其他摊派勒索，更为繁多，解放后又利用栽藏手段，陷害工会委员吴凤同志。
　　这些人人所切齿痛恨，一贯骑在人民头上，吃人肉喝人血，罪行重大，解放后继续作恶，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毒蛇豺狼，虽是一批批的落网了，但尚未落网继续作反革命活动者，仍大有人在，这是什么缘故呢？其原因由于我市是过去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军长期盘踞的城市，是反革命分子的巢穴，是美蒋匪特的大本营，反革命有其较强基础，当我兵布中原之际，匪方看到大势已去，特务首脑机关，迅速布置了“应变”、“潜伏”计划，除了面目明显无法隐匿者外，大部能潜伏的分子，都纷纷化形，有计划的潜伏了一批，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我市解放后，又后南京，上海、台湾、香港不断的一批批的渗入，加上全省实行土改，农村的匪霸地主无处立足，也踏入城市。因此我市凑成反革命聚集的巢穴。今天的城市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反革命时刻都在阴谋破坏我们的国家建设。国此，我们的城市又成为反革命分子阴谋破坏的主要目标。我们如对这些特点认识不足，极易麻痹受害。
　　但是否干过伪事的都予以捕押杀掉呢？绝不是的。我们所要镇压的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而不是一般的做过伪事的人员，即或过去有反革命罪行，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凡能自动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立功赎罪者，被反革命分子压迫欺骗确非自愿者，解放后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断绝关系者等，以上情况均可以从轻成减免处分，因此这个疑虑是不必要的；对反革命首要分子当否施以仁政宽容呢？有的人认为：年青的反革命不杀，年壮的反革命不宜杀，年老的反革命不必杀，教育改造便可天下太平，这种想法恰恰会给反革命分子钻空子，还会重复过去“宽大无边”的覆辙。因为政府自解放后到半年前的二年多中就是这样想、这样作的，然而得到结果是：王鸿钧、鲁明奎、郑子经、许真等，视政府宽大可欺，释放后并不是悔过自新，却是继续疯狂活动，阴谋破坏，决心与人民为敌；又如我们近来，第三次号召反动党团特务人员悔过登记，但有不少分子逃避与破坏登记，有的避重就轻，隐瞒政府，甚至藉登记之名，行反动之实，事实证明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施以仁政就是纵容他去残害千千万万的人民，对反革命分子的仁慈，就是对广大群众的残忍；因此对于坚决反革命的首恶分子决不能姑息，如血债累累，群众痛恨，罪行昭彰的反革命分子，则必须坚决镇压，至于对于那些可杀、也可以不杀的反革命分子，也一个不杀，该关者就关，该管者交群众管制。对于那些诚心悔过的分子，仍予以自新之路，给以立功赎罪的机会，贯澈镇压与宽大相结的政策。但只有坚决镇压，宽大才有效，必须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处反革命分子以应得之罪，才能保护人民利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这次大会即将讨论如何开展严厉镇压反革命的问题，提出以上情况与意见作为大家讨论的参考。
　　潜伏在我市的反革命分子，虽然遭受到人民的连续打击，但蒋匪反动残余势力，是决不会甘心失败的。必将结合着美帝侵略朝鲜，以及侵略全世界人民的反动措施，更疯狂冒险的作垂死的挣扎，通过这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仅要使全市人民认清已落网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并使之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要进一步了解反革命分子对于国家人民的危害，他们时时在千方百计策谋着破坏活动，同时应认识到镇压反革命保护我们伟大祖国的事业，是每一个人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必须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大张旗鼓广泛的开展宣传工作，要深入的把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提高警惕，反对麻痹，严密防范一切可能发生的反革命分子的报复破坏活动，同时要开展伟大的群众性镇压反革命运动。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要在抗美援朝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大力开展群众性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把镇压反革命变成群众性的运动，以达到澈底肃清反革命残余的目的。
　　反革命分子是最卑劣无耻的，他们当群众掀起肃清反革命运动的时候，必然要趁机捣乱，甚至会用“粉装捉贼”的手法，陷害好人，轻移目标，造成混乱，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肃、认真负责的处理问题，不能潦草处事，充分发动与组织群众，加强保卫工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诉苦检举、控告。协助政府侦察，供给政府材料，政府必须根据材料认真实查。应逮捕的分子，除现行犯外一律由公安、司法、检察机关统一执行；非现行犯有逃跑之虑者，可一面监视，一面报告以上机关处理。由于反革命分子过去长期的残害人民、群众隐恨在心，敢怒而
　　不敢言。解放后，由于我们宽大无边的偏向，致使二年多来，尚有不少群众含冤未白，今后当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控诉时，对反革命分子可能发生激于义愤的报复行为，人民政府对广大群众的此种革命义愤表示无限的同情，珍爱群众的爱国热情，并为之坚决撑腰。但对检举、逮捕了的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处理，防止混乱，以使有秩序地进行这一群众性的革命行动。
　　最后让我们高呼：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无情地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检举一切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澈底摧毁其残余组织，消灭不肯悔过的反革命主要分子，为保卫我人民民主胜利而奋斗到底!

　　（来源于《历史的涛声——郑州市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p342-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