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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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郑州市公安局党史编写组

　　郑州市位居战略要地，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宪警、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十分猖獗。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以后，暗藏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继续与人民为敌，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中共郑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了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对社会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理，反革命暴乱事件时有发生，社会秩序长期不能稳定，群众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民主改革和其它各项工作的开展。
　　郑州解放前，这个只有2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军统豫站”、“中统郑州调查室”、“国防部二厅三中队”、“绥靖公署二处”等15个国民党特务机构；有“陆军郑州指挥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郑州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七团”等41个敌军事机构；还有“国民党郑州市党部”、“郑县县党部”、“陇海、平汉铁路特别党部”以及伪专员公署等反动政权机构18处；另外，还有青红帮等20余种反动会道门，反动道首就有200多人；再加上地头蛇“四龙”、“十恶”、“三十六友”，以及地痞、流氓等。总的有5个方面，共有反革命分子2411人。其中土匪、特务、恶霸占百分之七十五。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特点主要有：（1）发展特务组织，搜集这军政情报。解放前夕，国民党有计划地安排其亲信爪牙长期潜伏，伺机活动，解放后又多次派遣特务潜入郑州。如原军统豫站站长杨蔚，匪陆军总部少将李瑞甫、蒋经国的嫡系袁国正、匪首王三祝的部下王春秋、台湾驻港特务分子张敬忠、李振清等，都先后派其亲信来郑，联络旧部，发展组织，搜集情报。郑州有名的地头蛇、特务分子陈耀龙，解放前，历任伪自卫队长、便衣队长，侦缉队长、稽查队长等职、横行霸道，欺压群众。解放郑州时，他接受了匪陆军总部少将李瑞甫的潜伏任务，以“珍珠泉浴池”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准备长期潜伏，伺机而动。原匪保安旅纵队长冯国通，曾以共产党嫌疑罪名，活埋过6名无辜群众，强奸妇女，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解放后与香港特务分子张敬忠，互相勾结，受命成立“郑州调统组”发展特务分子14名，搜集我军事政治情报，密报香港特务机关。（2）组织反革命地下武装，妄图进行暴乱，颠覆我人民政权。当时，郑州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妄图伺机进行暴动的就有以王荫华为首的“豫西游击总队”；以李万里为首的“华东游击总队”；以张文远为首的“郑洛区游击支队”；以耿长修为首的“华中剿匪独立支队”等20余股。匪首李应福联络伪匪人员，纠合组成“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阴谋杀害郑州市市长宋致和。惯匪周子德、徐文德、赵连城等10余匪徒在塔湾菜园多次秘密集会，成立“地下破坏队”，阴谋炸毁人民广场，烧毁北柴货市，制造反革命恐怖。郊区惠济桥乡富农赵××赵××，网罗一些地痞流氓，预谋在1952年阴历8月15日，杀害乡干部后进行暴动。
　　解放初期，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小市场公开行凶杀人，砸伤公安大队指导员高××，劫去驳壳枪一支。几个大的企业单位，连续多次遭到纵火。在南关物资交流大会上，他们企图纵火破坏，同时张贴许多反动标语，诬蔑革命领袖，破坏抗美援朝。1950年3月，特务分平在当时郑州唯一的一台发电机旁地下理设黄色炸药一罐，幸被我及时发现，予以排除。1950年反革命分子曹万清，煽动架子车工人闹事，抢砸了搬运公司，等等。
　　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发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同年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0月10日，党中央又发出了“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遵照上述中央指示，由市委书记赵武成、副书记宋致和（市长）、李文甫、宣传部部长张敬增、市公安局局长葛惕非以及副检察长兰得修等同志负责领导镇反运动。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组成镇反学习委员会，指导全市学习，发动积极参加镇反运动。政法机关负责落实镇反各项措施。
　　市委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根据郑州的具体情况，认真全面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镇反的方针、政策，及时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具体作法是：
　　一、行政镇反
　　行政镇反，就是人民政府直接运用专政机关的力量打击敌人。为此，首先决定把镇反运动与当时的民主改革、抗美援朝并列为三大中心任务党内党外召开会议，充分作好思想发动工作。150年7月下旬，市委召开了全市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由市委常委、公安局长葛惕非传达了中央镇反指示和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8月3日，市政府又召开全市2000余名干部大会，宋致和市长作了“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加强经济保卫工作，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动员和号召全体党员干部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政法机关检查了前段对反革命分于打击不力的偏向，遵照市委指示，抓紧开展了对敌情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提出了集中搜捕名单。报请市委领导审查批准，并作出了相应的行动计划：第一批，确定逮捕反革命分子229名，并决定1950年11月29日集中破捕。11月29日将几个主要罪犯先行逮捕起来，然后将任务分配到所辖分局、派出所，由葛惕非局长在各分局局长、派出所和参加此项工作的党委干部会议上进行动员并对有关事项作了具体安排。11月29日晚，执行任务的干警分别集中到各分局，编定破捕小组，明确任务，当晚10时全市统一行动，同时出击。是日夜，全市共抓获各种反革命分子342人。11月30日和12月1日，继续组织搜捕。这三天共抓获各种反革命分子417人。其中有特务分子46人；有地下反革命武装的反革命分子68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
　　这些被捕的罪犯，都是解放前为非作歹，罪恶累累，解放后又不思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如郑州有名的地头蛇、特务头子尚滋干，解放前历任伪便衣队长、侦缉队长、侦控队长、稽香队长、军统局少校情报联络员等职，从事特务活动二十余年，1948年6月郑州解放前夕，该犯伙同特务分子王殿臣乘飞机到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请求受命潜伏郑州；7月，军统豫站站长杨蔚来郑面受机宜，指使尚滋干“在郑州失守后，想法控制住工商界”；尚还与特务分子宋际春等组成“郑州联络站”，宋任站长，李伯玉负责通讯联络，尚滋干负责收集我军正情报。郑州解放后，尚滋干果然窃取了市商会主任委员之职，收集情报，向杨蔚的“使者”杨少桥汇报；并且伙同宋际春、赵明德、王殿臣等纠集伪顽人员，组成“地下游击纵队”，尚自任纵队司今。妄图分兵到中牟，密县等地打游击，与我顽抗到底。又如匪首王振海，解放前历任伪关郑县，禹具自卫队长，烧杀抢劫，无恶不作。解放后，该匪首纠集匪徒，接受匪“豫东青年纵队”队长贺卫亚的指使，组织地下反革命武装，潜入判郑州黄河铁路大桥附近，持枪拦路抢劫，扰乱社会治安。对于罪大恶极的79名反革命分子，遵照“首恶必办”的政策，进行坚决镇压。政法机关对抓获的反革命分子，抓紧审理结案。及时依法判处。从而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故人的威风。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拍手叫好。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镇压反革命的浓厚气氛。
　　事实表明，运动开始时，先以行政镇压的手段，对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捕一批、杀一批、关一批，是完全必要的。同时，用实际行动，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人民政府有信心有决心把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到底。这就为下一步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群众镇反
　　经过第一阶段的行政镇反，群众政治觉悟普遍提高了，积极拥护镇反，但还有少数人存在糊涂认识。一些工商业者少言寡语，有惧怕心理。国民党的军政官吏更是坐卧不安。残余的反革命分子除少数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外，有的准备逃跑，有极少数企图畏罪自杀。还有极个别的反革命分子顽固抵抗，制造谣言。如说：“朝鲜战争失败了，到处抓人”。“宽大政策是骗人的，凡是在册者难逃”。市委及时总结和研究了上述思想状况，决定自上而下地把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政策，向广大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1950年12月10日到13日，召开全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以“动员全市人民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而斗争”作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进行充分的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后，选择了四个典型案例，组织了两次公审大会，邀请各界代表参加陪审，用铁一般的事实，教育了群众。特务分子欧学义，1940年到1942年，先后在太康县的陈留、王庄、谭寨、以私通八路之名杀害王洪林一家母子三人，田志云家5人，李才一家4人。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联络匪伪人员组织地下反革命武装，企图暴乱。将他们这些罪行用布告的形式公布于众，还通过报纸、广播，黑板报等宣传工具，广泛宣传，扩大声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使镇反运动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1951年4月25日，市委召开会议，研究了我市的镇反形势。认为我市的镇反运动，群众发动的还不够充分，应学习京、津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中心工作，以打击处理为动力，采用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会议修订了“镇压反革命工作计划”。4月30日，市委办公会议研究处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时决定：要分别组织大会、发动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控诉和斗争，同时广泛印发小册子，列罪犯名单，公布罪状，组织干部、工人、街道群众进行讨论。同时把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实物以及图片等进行巡回展览，大造镇压反革命的舆论，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根据市委公审罪犯的指示精神，市人民银行召开了500余人的大会，控诉特务分子李裕民；被服厂召开700余人的大会，控诉特务分子李雪珍；法院召开7000人的大会，公审特务头子赵明德；郊区召开万人大会控诉斗争地霸分子李福海。
　　根据运动发展情况，市委认为应进一步发动群众。市委于5月19日召开了有5000人参加的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组织会外6万市民收听广播。会议的内容是“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旋鼓地镇压反革命”。葛惕非在会上作了“半年镇反工作总结报告”。会议中把罪大恶极的张国仁、赵学义、乔振亚等14名反革命罪犯押入会场进行批斗，会场一片沸腾，当即有385人报名要求声讨，48人在大会上进行了面对面的控诉斗争。各界代表也相继发言，表示决支持政府镇压反革命。市委副书记李文甫在大会上号召说：“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坚决镇压反革命”。会场内控诉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后，各区、各乡、企业单位、居民组广泛召开讨论会，控拆会，把群众性的镇反运动推向了高潮。全市共收到有43758人签名的拥护镇反的信件4679件，收到群众检举、控诉反革命分子信件1万8干余件。其中有不少子女检举父亲、妻子检举夫，冗弟检举哥哥、亲友揭发亲支，大义灭亲的动人事迹。在开展镇反的一年中，全市群众直接抓获扭送的反革命分子就有43人。
　　三、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进行登记
　　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在镇反前后，多次进行过登记工作。1948年11月20日，郑州刚解放不久，中共郑州市委便决定对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其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中的主要分子，有重点地进行清理。1949年6月，决定对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分队长以上，以及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普遍讲行登记。6月17日，全市分设7个登记处，开始登记。但是由于郑州解放时间不长，蒋介石还盘踞在大陆，多数敌伪人员还存在着幻想，处在犹豫徘徊、等待观望之中。
　　市委把这次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的登记工作，作为镇反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骤。1951年元月，行政镇反出现高潮，市委研究了敌情变化，认为：经过第一阶段的镇压，敌人内部发生了动摇分化和瓦解，应该因势利导，抓紧机会，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普遍地进行登记。元月25日，召开了“郑州市二届五次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公安局“关于继续清理登记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工作几项意见”，成立了“登记委员会”。发布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办法”，阐明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一些敌伪人员进行了登记。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党的政策仍有怀疑，更有少数顽固分子捏造谣言，破坏登记工作。针对这种情况，登记委员会于1951年3月1日再次公布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办法。”对原来的登记办法，进行了充实和修改，同时印发了大量的宣传提纲。以公安分局、派出所为主，组织街道群众进行讨论，广泛宣讲党的政策，开展控诉、检举、揭发，敦促反革命分子坦白登记。自3月1日开始至5月18日到政府登记的敌伪人员就有454名。有的还缴出了枪支弹药、派遣令、委任状等反动证件、证据。
　　对于已经登记过的敌伪人员和反革命分子，按照党的政策，区别对待。除对少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必要的处理之外，其他多数人，只要他们规规矩矩，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政府一律本着“坦白从宽”的精神，教育、改造、挽救他们，给予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对不思悔改、抗拒登记，以“抗拒从严”的政策从严处理。如：匪十五军军需史××，淮海战役中被我俘虏，经过长期教育，宽大释放，但他不思侮改，又与匪特高天罢暗中联系，联络旧部，组成地下反革命武装“豫北游击司令部”，自任副司令，阴谋武装暴动。特务分子丁国栋，经我多方教育，毫无悔改之意，竟然在郑州解放后的1949年，组成匪“国防部二厅郑州潜伏组”自任组长，搜集我军政情报，密报台湾国民党，并企图刺杀我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对于这些死硬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他们应得的下场。鉴于上述情况，继1951年4月4日逮捕了一批有现行活动而又抗拒登记的反革命分子之后；又于5月中旬，逮捕了一批在登记中欺骗政府、避重就轻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这样做体现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打击了首恶，争取了多数。
　　四、镇反收缩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敌伪人员担心害怕，坐卧不安；反革命分子自杀的、逃跑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一些粗糙、草率、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正在这个时候，中央及时提出了镇反收缩的方针和加强控制捕人、杀人的措施。这是非常正确的，完全适合郑州市的实际情况。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河南省委于1951年5月6日发出通知，明文规定“严格控制捕杀。”5月8日，中央又提出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同月，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明确地提出了执行收缩方针的几项具体规定。市委及时、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根据中央、省委“6至9月份，除现行反革命外，基本上不捕人”的精神。市委结合当时郑州市的实际情况认真地进井行了分析研究，作出具体部署。决定在此期间，要抓住三件事把工作做好。
　　第一件事是组织力量，抓紧清理积案。截止1951年5月15日共积压各种案犯403名，要求于9月底清理完毕，按照党的政策，分别作出处理。为此，市委于1951年6月下旬组成了以宋致和副书记为主任委员的6人审查委员会。7月8日，市政府召开了市政府委员、协商委员联席会议，宋致和市长作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报告”，并成立了反革命案件清理委员会，宋致和市长为主任委员，李文甫副书记为副主任委员，成员包括九名民主人士共21人。在大批处理反革命罪犯前夕，于1951年7月19日召开了三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宋致和市长作了“关于处理反革命罪犯的报告”，会上一致表示拥护和积极支持。
　　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后，政法部门抓紧进行审理，及时报请核准。从1951年6月到9月的中旬，先后数次分批大张旗鼓地镇压处理了反革命分子。1951年7月24日，经公安机关预审，人民法院审理量刑，市委审委会研究，反革命案件清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呈请省人民政府核准，处理了一批反革命罪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13名，判处死缓的6名，判处徒刑的53名。对一些态度较好，有立功表现或者罪行轻微的反革命分子，本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市政府于8月20日发出布告，从宽处理，释放回家，交给群众管制。这样经过审理一批，处理一批，至9月中包共计处理了各种反革命罪犯301名，占积案总数的87%。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杀掉之外，对干可杀可不杀的33名反革命罪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其他多数罪犯；依其罪恶大小，表现好坏，根据党的政策，分别判处徒刑或群众管制。
　　第二件事是清理中内层，纯洁组织。市委在抓紧社会镇反的同时，对内部开展镇反作了安排，要求通过学习，提高觉悟，揭露问题，达到纯洁组织之目的。
　　内部镇反分三步：
　　第一步，是从1951年6月开始确定在市公安局、干校、贸易公司、石油公司4个单位进行镇反学习试点，并取得经验。
　　第二步，9月12日，市委制定镇反学习计划，由市委宣传部、组织部负责在57个单位开展镇反学习。市成立了“镇反学习总会”，下设一个办公室，4个分会，42个支会。宋致和市长在镇反学习动员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并传达了中南局邓子恢同志的讲话。在报告中就关于镇反的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阐述。要求大家本着“团结、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积极参加学习。在学习文件，提高觉悟的基础上，采取个人交待于小组帮助相结台；公开坦白与个别交待相结合；典型示范与亮明“宽严”政策相结合的方法。经过两个半月学习，暴露出特务分子×××名，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和三青团分队长以上人员××名。对罪行严重态度不老实的逮捕15人。基本上澄清了广大干部的政治面貌。
　　与此同时，在全市机关、企业、工厂、学校等基层单位，结合民主改革，劳保登记，全面开展学习。本着“团结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严格掌握“三宽”、“三严”政策，除逮捕了负有血债的四名反革命分子外，对其他多数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作了从宽处理，达到了清理思想，提高觉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目的。
　　第二步，重点审查，打击处理。经过全面镇反学习，暴露出一大批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为了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我们干1951年12月份，先后分两批集中了128人，进行审查和学习。对个别隐瞒严重罪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重点审查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如盐业公司董于军，曾任伪别动军第五纵队的特务组长，1941年、1942年先后在河南省尉氏县小潘店湖河口，以共产党嫌疑罪名，杀害群众100余人，抢劫群众银币1100百余元，伪法币3万余元。解放后隐匿罪恶，混入盐业公司，与反革命分子陈仙丹、王荣太相互勾结，发展反革命组织，阴谋策应国民党反攻大陆；又如圣达中学的张庆普，是军统特务骨干，开封第一次解放时，杀害我即将被营救出来的6名革命干部，开封第二次解放前夕，他又破坏我地下组织。对于这些混入革命队伍，双手沾满鲜血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镇压。在第一批集中学习的96人中，逮捕了26人，交群众管制16人。
　　第三件事，继续大张旗鼓地镇压革命。在镇反收缩的时候，市委因势利导，根据当时群众性的镇反斗争已经形成高潮的情况，以清理积案，打击处理为动力，继续把镇压反革命进行下法。在这期间，市人民法院，连续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公判处理。各区召开大小会议，提审罪犯，进行了面对面的控诉斗争。为了扩大影响，市人民法院，选择了20起案例，印成小册子，分发到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组织群众进行计论。并将已经审理完毕的130起案件，提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和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作，达到两个目的：
　　其一，发挥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翁的责任感，体现了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其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保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五、部署第三期镇反与取缔反动会道门
　　第三期镇反的重点工作是结合逮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取缔反动会道门，严历打击有现行活动的反动道首。对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党的政策是“打击少数，争取多数；打击首恶，争取一般”。为了开展第三期镇反，作好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市委根据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精神，于1952年12月11日召开党、政、军、民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同时，市委召集各区党、政、军民公安干警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结合郑州实际情况，进行了思想发动。12月19日，市委决定成立以王言副市长为首的“取缔反动会道门委员会”，由公安局副局长王微负责，抽调干部，组成第二期镇反力公室。主要采取：（1）调查摸底，准备材料，集中搜捕。（2）号召反动道首坦白登记，反动道徒声明退道。（3）大讲反动会道门的反动性、危害性，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性批判斗争。
　　经调查摸底，搞清了郑州市有18种反动会道门，反动道首共有200多人。这些反动会道门在反动道首操纵下，长期地向道徒和广大群众灌输反动的、封建迷信思想，麻醉人民，煽动道徒反对入民政府。其中有的反动道首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恶霸、军政官吏，他们长期控制和利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
　　解放初期，虽先后逮捕了反动道首167人。但是，由于当时少数群众封建迷信思想严重，一些反动道首仍有市场，暗中活动。如：反动道首芦万顺自称“皇帝”，封王点将，封点传师为大臣，坛主当县长，道徒当保长，并且造谣说什么：“现在是三期末劫，必有大灾大难，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原子弹要世上的人都死光，在道者有福份，不在道者在劫难逃”。以此欺骗群众，发展组织，并预谋组织“四路皇军”，扬言“要攻打北京城，8月15登基坐金殿”。反动一贯道“忠柜”点传师郝东阁，于1952年11月赴安阳，发展点传师七名。根据侦察所获材料，有八起反动会道门案件，要在第三期镇反中破案。应取缔的反动会道门有一贯道、同善社、道徳学社、三门道等，应打击的反动道首××名。
　　1953年2月1日，集中逮捕反动道首×××名。同时对反动道首进行登记，计登记点传师以上××名，坛主××名，其他道师、师尊，社长等×××名；经宣传教育，道徒声明退道者有××××人。与此同时，对中小道首进行了集训，发动他们揭发捡举，悔过自新。通过清理和镇压，终于彻底摧毁了反动会道门在关州的基础在摧毁反动会道门组织的过程中，大力开展了广泛地管传教育工作，使群众真正认识反动会道门的反动性和危害性。1953年3月23日，市政府召开有各界人民参加的公审反动会道门道首大会，公布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反动道首的罪状。几个觉悟了的反动道首，在会上现身说法，揭露反动会道门对群众的危害。这次公审大会判处死刑的×人，判处徒刑的×人，对其他3人虽有罪恶，但态度较好的，作了宽大处理，当场释放。同时，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宣传部又召开了党的报告员大会，检察署召开通讯员大会，各区召开干誉大会。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党政机关组成宣传大军，分赴全市各区、街、单位，进行广泛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共召集干群大会98次。受教育者4596人；召开群众大会3633次，受教育群众达307084人次。组织群众看电影《一贯害人道》20万人次。
　　根据群众揭发，组织侦查，截至1953年6月，第三期镇反中共捕获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人。两年多来，协助外地追捕潜逃到本市的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人。至此，郑州的残余反革命势力，已经基本肃清，镇反任务胜利完成。
　　郑州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历经两年8个月的工作，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共逮捕处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1907人。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640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33人；判处徒刑的576人；交群众管制的658人。缴获地下电台36部，发报机三部，长短枪506只，炮弹600余发，各种子弹25055发，以及其他罪证一千余件。大规模镇反运动结束前，又以两个月的时间，对全市各个街道进行镇反判定，复查镇反任务是否彻底完成。于是，又发现和捕回漏网残敌××名，对××名外逃的进行了追捕。
　　这次镇反运动，可以说是继解放战争之后的第二战役。对于这场艰巨、复杂而伟大的斗争，是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政机关充分地发挥了专政的职能，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严格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掌握了“猛、狠、稳”的原则。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各项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执笔：李文平

　　（来源于《历史的涛声---郑州市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p416-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