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淮中案件的经过——给区党委的报告（194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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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淮中案件的经过——给区党委的报告

1944年6月11日

梁国斌

　　子恢同志转区党委诸同志：
　　我将此次审查淮中第二批“进步青年建国团”特务案的经过情形，略述如下：
　　淮中第二次反特斗争会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四日开始，会上检举出“进步青年建国团”，并揭发出教员中与反动团体有关之胡锡山、张绍云，女教员陈秉惠及学生中之胡坚、刘斌，陈絮寻、靳如茂、赵治国等，并联系检举出地方上“进步青年建国团”许乃春、谢步元等，共计淮中员生被牵涉的四十四名，地方被涉及的四十八名，总计九十二名，以后除胡锡山、张绍云、陈秉惠、刘斌、胡坚、陈絮寻、许乃春、谢步元等十六人前后送公安局外，其余当时都恢复自由了。
　　公安局主办本案的同志，在审讯中采取了逼供信的方式，因此除胡锡山、张绍云先后承认外，其余未得出新的材料及反招材料，区党委则从另一方面得到靳的材料，由彭师长亲自下手，从犯人供词中甄别真伪，怀疑陈秉惠有被冤枉的极大可能，提出整个第二批淮中案件须进一步慎重研究。此时我由淮南刚来，区党委给我任务，帮助审查泗阳案件，并同时帮助审查淮中案件。
　　对全案审查的经过分述如下：
　　一、了解此案破获的经过
　　首先由劲实同志谈全案的经过情形，他也不很清楚，只根据张副校长在乱朱庄谈的及十二月四日淮中总支委会上宇瑞同志的报告记录，叙述如下：
　　（一）淮中第二批特务案所以很快揭发，其原因：第一，这学期开学至今，就谣言不断，偷钱、偷书本、偷包袱、开会发展人调查我党的秘密，甚至要偷枪暗杀教员等活动。第二因偷枪的秘密已暴露，使我内线孙敏无法再掩护下去，这时整个组织名称已知是“进步青年建国团”并知其日常活动，但不知其整个系统与整个阴谋。根据以上两点，就确定以群众检举斗争会的方式，进行破案。
　　（二）会议的经过：
　　第一天，十一月四日布置了“内线”孙敏首先在大会上坦白，承认自己被胡坚强迫偷钱、偷书包、偷包状及企图偷枪暗杀，并提出刘斌、徐坚、陈絮寻、靳如茂等组织名单，接着其他同学检举可疑同学的可疑活动，当天即将被检举出来的份子每人派有二个军事小组的同志监视看守，分头分别谈话，当夜，胡坚承认她自己曾指使孙敏的活动。第二天上午，刘斌开始认供，这天会上，由胡坚、刘斌坦白，并说出很多特务份子。当天下午，陈絮寻在大会上叫“不要上级逍遥法外”！夜间，被检举出的份子，大部在个别谈话时承认了。刘斌供出上级是胡锡山、张绍云，与胡坚供的胡锡山是一致的。就在这天晚上九时许，钱效杰报告在南头篮球场上胡锡山企图逃跑，他把胡抓回来了（已知胡可疑而派人监视）。第三天，下午大会上，陈寿凯说：上级是胡锡山，当天夜里，正当总支开会时，陈秉惠来我（宇瑞）住的院子里侦察两次，偷听秘密。当天晚上靳如茂的母亲来，检查出毒药瓶，当夜靳如茂供出全部组织放毒阴谋，供出陈秉惠是负责人，到供出地方反动组织许乃春、赵国华、谢步远等时，与赵治国供的巧合起来了。第四天，先分头进行谈话，并在校长房内与胡锡山、张绍云对供。当天大会上，就斗争胡锡山、张绍云，这天还未把陈秉惠提出来，陈便要请假去师政治部，不愿参加会议，并曾与张允中争执了一次。第五天斗争陈秉惠，第六天答辩，第七天总结。全校学生二百二十名，党员一百一十名，共检举出而承认的四十二名，有嫌疑材料而未认供的五名，洗刷的党员七名。这次学校的几天大会上，除了首要的胡锡山、张绍云、陈秉惠三个顽强不供外，其他都在会上很清楚的将活动组织讲了，详细还可参考大会记录。
　　（三）这次破案的根据：
　　①此案破获主要靠口供，但其一致并未经过串供，所说时间地点相同，以致破获许乃春，供词也是一致的。
　　②陈絮寻与陈秉惠接上关系是事实，胡锡山经过杨英杰等关系去肖铜，将特务接上头，也是事实。
　　③给“一〇二”、“九一八”的报告是在斗争会前二、三个星期发现的。陈秉惠的密信，也是那时接到的。
　　④最可靠的是有内线，预先打进他们内线，得出已经活动的材料和事实。
　　二、我们对此案发生怀疑的起因
　　（一）与胡坚谈话有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月十日左右，曾与胡坚先后谈了两次话（一次劲实同志也在），当时她的态度很悲愤，甚至痛哭，似有无限的内心话无从申诉，因此在谈话中，除讲了她的经过情形外，并提出几个反面材料，希望对事实重新调查，来证明她这次是否被冤：
　　第一，讲指使孙敏偷钱的情节。胡坚说：孙敏偷钱事情，当时女生班都知道了，大家对她鄙视，我对她很愤恨，后来把钱查出来了，孙敏还没有提到我半个字，这次突然在斗争会上，竟诬蔑说是我指使她偷的，这事可到女生班再细细的调查，就知究竟与我有无关系，“因为孙敏说是在偷钱之后才参加我的特务组织的”。
　　第二，讲的是“一〇二”、“九一八”的报告，孙敏在大会上说：“九一八”是我的代号，“一〇二”是张觉非的代号，当时我还不在意，随便就承认了，哪知道一到公安局来，果真就有一封给“九一八”、“一〇二”的信，使我无法解答，只好扯是沈寿凯给我的特务报告，那个“佻”字是沈寿凯的代号，并且为了这封信，我便在宗科长面前扯了“八一三”是陈絮寻，“一二九”是刘斌等等，现在我想这里一定有问趣，不然不会有这信，现在能把这代号的信查明白，就可把真正特务查出来。
　　第三，讲的是指使王同偷包袱事情。胡坚说：王同在会议上说我指使他偷张克英的包袱，我当时也承认了，我还把包袱藏到大错子家，结果大家要我去拿包袱，拿时被大错子家里连爷带娘的一顿骂，回来我没有办法，只得又乱扯，说是交给陈絮寻和胡锡山了，这些都是瞎话。因此请政府严查这个问题，因为包袱不是可藏在口袋里的小东西，是容易查得明白的，我相信政府去查，一定能搞得水落石出的。
　　第四，关于放毒药问题；胡坚说：学校中因为说我要放毒药，就什么乱七八槽的卑污行为都搞在我身上，我想政府也能在出来，我不说我的行为！只希望把靳如茂的母亲间清楚，她是否带毒药来，我不知道，但是我与她有无关系？她给了我药没有呢？药是哪个叫她带来的呢？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也可以将真正的特务查出来了！
　　（二）和赵治国谈话的情形：
　　这时赵治国固然没有反供，但是他的口供中矛盾重重，前后不一致，而在谈话中，他的态度大有“望闻问切”－的味道，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例如：他在第一次被揭发后，本地方上许多青年特别是参加过他的组织的被欺骗的青年，认为他是被公安局争取的，见他就怕，在没有二个月之久，他自己供称，恢复了几十人的反动组织，是使人怀疑的，其次，他供出了二百零五支长短枪，又说从东北角两次运来炸弹一百七十五个，更说明一次是七十个，一次是一百零五个，还说有三箱半子弹两大皮箱子弹和二十八排子弹，甚至有藏的地方时间和主人，以后要他带人去取，结果一粒子弹也未缴出，使我们骑兵团白劳一天，这样情节，也是使人可疑的。
　　第三，是他与陈秉惠平索不接近，而说是陈秉惠发展的，并且说陈给他五十元作活动费，惟恐别人不相信，又解释说：是汪精卫的伪票，一元一张的新票子，我想陈既然是特务，为什么要带一元一张，这样多的小票子呢？何必要带汪精卫的票子作活动费呢？不是她太傻了吗？这里仅列举三点，其余的细节矛盾，实在是不胜枚举的。
　　（三）劲实同志与陈絮寻等的谈话：
　　与陈絮寻等谈话，发现其中很多毛病，接着他们沉痛的说准备了两套口供，即在学校时编的假供，和确实被冤枉的真情。当他们谈出真话时，就先后将这次学校斗争会过程中，如何吊打，由同学提问逼供，在大教室关押ｘｘ学生任意乱串，如杨英杰与陈絮寻“文友”串供的一致，陈秉惠与陈絮寻在学校里接头用太阳旗为记号，毒药也是在口供乱串中得来的，甚至最严重的是这次送学生到公安局来后，所以能供的组织、会议、活动等都一致，是在刚送来前，就由张副校长把他们召集开了一个会议，校对所供之材料及组织系统和胡、张、陈的活动……等。因此将此案过程中的逼供信的严重情况，从他们谈话中反映了出来，这些正是此案扩大化的重要关键的一部份，即所谓口供的一致巧合，未经任何串供逼供等。
　　（四）根据以上几个人谈话的具体情况，及当时的材料，淮中发生了值得重新考虑的新情况：
　　①此案主要是靠口供扩大的（已往所谓是未经串供的），经胡坚要求，继续审查赵治国供词，发现完全不合情理，陈絮寻等又有两套口供，使全案口供中的关键都成疑问了，要从口供来判断此案，是显然无根据的。
　　②此案的唯一物证是有封给“一〇二”、“九一八”的信，是由内线孙敏拾来的，此信证明准中有特务，但又可疑，因为这封特务信又是内线拾来的。
　　③得出构成此案的重要事实，如偷枪、毒药、内线等等。因此，须从这里面来研究此案的真实内幕！
　　因此，我们对此案的清理，需要从证件内线与构成此案的事实，来研究此案的详情。
　　（五）根据淮中学生的谈话，全案的主要关键已反，这些学生只是到公安局来与胡锡山、张绍云、陈秉惠来对质的，并不是送来禁押的，当时敌人扫荡泗阳情况紧张，犯人过多，不便转移。这些人即使放出，加紧教育，也是不会走的。因此即向区党委提出意见，除胡锡山、张绍云外，其余一律释放，到训练班继续审查，经邓政委、刘主任同意后放出。编成一个小组，与泗阳训练班在一起学习，要劲实同志在一个礼拜内清理淮中案，并派马乃松同志帮助了解审查这个小组，就在这一个礼拜中学生十一人都反映了，又露出各种各样逼供提供等情节，并且在这里了解到本案情大部份由孙敏先供出来的，以后马乃松同志要回轮训队学习，遂要张向明同志继续研究材料。根据淮中大会记录（部份的）材料、口供及和学生的谈话进行研究，现有材料中最重要的物证，是一封报告信，内容：
　　一〇二、九一八二位同志：我刚到这里来，对于工作方法方式以及一切都目空，莫明共妙，也不知怎样才能去胜利完成工作，我很着急，至今我的工作还是一点成绩没有，也没有什么回报来交给你，希你以后多多在工作与指示一切，如何去进行，多供献些最适当最完善的工作方式方法，我才能去努力的进行，如不能得面谈望多用笔写，切切为盼！
　　我把近来的工作回报如下：
　　1、关于到张校长那拿ｘｘｘｘｘ我去时可是没有机会，每次去时都有张××在，不能去做，但这一点我没有适当的办法，是不可能得来的，并希你俩再多指示好的办法，我再去附带做一做好吧！
　　2、了解同学中间的XX们以及对象我现在也做到这一点，也了解俩个同学，很适当为我们同志，在他的文化、人以及口常一切，在他个人的思想、家庭的情形，我了解都很清楚；一位是从泗阳才来的，是我们专修班的，名叫李照狱，他很好；再一位就是初师班蔡德纯同学，前天我听他在教导处大哭，有许多教导员与先生都在批评他，并我听说要开除他，以后看他是敌区人，无家可归，结果就把他留在校学习，我听得很清楚，并他在昨日晨与下午我与他谈过两次话，看他各方面都很好，希望你再叫初师班我们同志去了解他，我的工作就是这些，如有靳的工作请你写条子或有机会与我谈好吧。这两个希望你要多抓紧他，多了解他，我想是我们的同志是不成问题的，希你多了解他，最后我希望你们多多在工作指示我和帮助我好去努力工作，为盼，此致建国敬礼
　　佻上九月二十七日
　　（信后面有“转陈絮雄阅”的红字还有涂掉的“刘斌”二字）
　　三、对孙敏内线怎样进行调查
　　（一）了解“一〇二”、“九一八”信的来源；向明同志开始对这封信的了解，是听到晓天同志说是孙敏拾的特务工作回报，并未说是孙敏写的，晓天同志曾将这信问过胡坚，胡坚当时看到这信就承认是沈寿凯写的，又问她“一〇”、“九一八”是什么意思？胡坚答“九一八”是我的代号，“一〇二”是张觉非的代号，并供出了“八一三”是陈絮寻，“一二九”是刘斌，“佻”是沈寿凯的代号。以后搜集沈寿凯的笔迹来对，结果这封信的笔迹都不象沈的笔迹，再将胡坚的笔迹来对那封信背后的红字“转陈絮寻阅”五个字的笔迹，共计对了一百个“门字”，五十个“兑”字，二十个“陈”字也都不像，这时认为那封信既不是沈寿凯写的，而红字也不是胡坚写的，以后又到轮训队去找徐宏九、向乃光、裴敬轩三位同志，了解淮中的材料，并询问那封信的来源，宏九同志（淮中总支书）说，他未见过那封信。只听过是孙敏拾到的，向明同志把那封信给去九同志一看，他很惊讶地说，好象是王槐写的（因过去王槐曾写过一次假信，证明他和孙敏的关系），向明同志回来汇报后，不知道孙敏过去与王槐曾有一度恋爱关系，这时对孙敏估计：
　　①她可能对学校做了两头鬼，一方面做我们的内线，一方面做了敌人的内线。
　　②可能胡坚就是真特务，或者是孙敏受了特务的利用，来陷害胡坚。
　　③可能是孙敏意识上的问题，一种是可能因争风吃醋而害胡坚，一种可能是因偷钱问题而陷害胡坚。
　　根据以上情节与估计，认为孙敏内线与那封“一〇二”、“九一八”的信是本案的关键，与邓政委商量，由区党委写信给泗南县委，将孙敏调来谈话。
　　（二）孙敏来公安局
　　孙敏来到公安局，首先是劲实同志与她谈话，谈话的内容是要孙敏帮助审查淮中案件，要她写过去在淮中汇报的材料，孙敏总是不愿写，只想讲一讲就算糊过去了，而且不断的说太碎了，经过向她解释后，才愿意写。第一天，只很简单的写了张纸。第二天由劲实同志写了提纲要孙敏写，其提纲内容：“一、如何发现胡坚问题的经过与如何参加她的组织；二、你各次得到的活动材料及向周回报的详细内容事实是什么？三、他们布置你的哪几件大工作？四、怎样从发现此案到开斗争会及会上的详细经过。”孙敏根据提纲写了三张材料，并在提纲的背后写了一首靳诗：“前次的悲剧而今重演于我的面前，唉！不由得泪珠要和笔墨齐下，泪是弱者的具体表现，它只能削弱我身体的健康，而无助最后，注意克服之。”把她两次报告中的字迹与那封署名“佻”字给“一〇二”、“九一八”的信的字迹对照着看绝大多数的字体与笔力，都是一样的，而且内容的语气“你俩”“我俩”也是一致的，同时那封信的后面“转陈絮寻阅”的陈絮寻三字，也很相像，又加上那首诗的含意，表现孙敏的苦闷伤感情绪，因而怀疑这封信很大可能是孙敏写的，刀决定当天晚上揭破，由劲实、王华、向明与孙敏谈话，我与王中一同志在门外听，在这次谈话中，所了解的材料与我们过去所得之材料，有些不同，谈话中，孙敏自己承认过去有对党不忠实的地方，我们并未提出真假，她总是再三声明“加入反动组织是真的，如果说‘进步青年建国团’的组织是假的，那就没有什么说了，要求唐局长批准我自杀。”……根据孙敏前后两次报告及过去对淮中的汇报，和她在谈话中的内容等几方面，综合起来的矛盾点，提出问孙敏，但她总是支吾含糊，无法解答。又将“一〇二”“九一八”那封信拿出问孙敏，她一见这封信，即承认她写的，并且说是周先生叫她写给胡坚的报告，当时孙敏还恐怕我们不相信，又说胡曾给她写过一封指示信，其内容“抓紧宣传，保守秘密等等”。
　　（三）对孙敏的估计：孙敏承认“九一八”那封信是她自己写的而又是别人在收发室拾来的以后，我们对这封信有这样的怀疑：
　　①这封信如果是孙敏真的交到胡坚那里去了，那末胡坚看了以后，何必像大机关一样的大笔一批“转陈絮雄阅”呢？又何必专找红墨水笔来批呢？既批转陈絮雄阅，就该有个通讯员送，由通讯员掉的才对啦！如果说是胡坚亲自送去掉的，何必批红字呢？
　　②内线总共只写一个汇报信，为什么恰恰就丢了呢？
　　③“－〇二”“九一八”这些代号，拾信的何以知道是胡坚的呢？
　　有了这些疑点，估计这封信很可能是有人陷害胡坚。我们相信学校里看到了孙敏写的这封“九一八”的信与孙敏把这封信可能是真的交给胡坚了！但也可能并未交给胡坚，而背后有人捣鬼，当然也可能孙敏自己搞的鬼。根据对这封信的怀疑和估计，加上昨晚与孙敏谈话时我们并未提出特务组织的真假，而她却再三声明“如果说没有特务组织我就没有什么说的了！”这引起我们对孙敏的更大怀疑，这样我们就决定派张向明同志到淮中，专门调查内线孙敏的材料，特别着重“九一八”信的来源和偷钱的问题。兹将张向明同志的调查报告节录如下：
　　（四）孙敏怎样当了内线的？
　　①淮中根据第一次的反特经验，积极的找寻内线的对象，其条件，据裴敬轩同志谈，一般的以政治上纯洁，新党员或党员发展对象，并在某些地方表现散漫落后的，这样才易接近特务分子与打入特务的组织里去。
　　②孙敏原是一个非党员，平时好谈恋爱，意识不大好，年青纯洁，在胡坚被检举以后，孙敏和胡坚非常接近，学校认为胡坚在活动孙敏，这是据周同志说，学校准备发展孙敏参加党，于是就派人找孙敏谈话，并布置她了解胡坚，不久孙敏就参加了党（时间不详），学校也就甦择了她为内线的对象。
　　③孙敏成为内线以后，曾经向周、张克英汇报过一些胡坚的材料，总结几次汇报内容如下：（周甦口述）
　　1、胡坚对于第一次斗争会表示不满，听张校长在大会上做结论后，胡坚曾气愤愤的说“他妈的”。
　　2、说大后方的生活怎样怎样好。
　　3、学校共产党的宗派主义。她对孙敏说：“我是特务吃不开，你不是党员，也吃不开。”（大意是这样）。
　　4、胡坚常一个人闷哭，有时一天不吃饭，说想回家去。
　　④暑假前周甦曾指示孙敏说：“有机会就打进特务的组织里去。”（周甦口述）
　　⑤去年暑假期满回校，孙敏表示很苦闷，其原因：据王竹村（女生班长，与孙敏同乡，暑假期满一同返校，路上了解的）谈：“1、恋爱问题（与杨沛谈恋爱失败了），2、与家庭闹气，她家庭本不叫她上学，她闹着要出来，家里没给她钱，她从旁的地方凑米的钱，总共三十五元，所以心里很难过。”
　　⑥女生班偷钱事件发生经过——在中秋节那天（九月十六日），女生班同学蔡钓发觉自己少了一百八十元，是在两个地方丢的，一个是包袱里丢的五张连号的靳边币（十元一张），一个是在书夹里丢的一张十元边币，当时女生班就轰动起来，第二天中午，大家去吃饭了，孙敏没有去吃，饭后孙敏问蔡钧：“你的钱在什么地方丢的！”蔡说：“书夹里的三十元丢了！包袱里的一百五十元丢了！”后来孙敏叫她找找看，书夹里的三十元又发现了！女生班这时大家怀疑孙敏，于是就大检查，当时从孙敏的包袱里搜出靳边币五张（十元的），孙敏当时硬说这是家里带来的，当时没有穷追，过了一个时候（记不清楚一天还是半天），蔡钧要对票子的号码，但孙敏的包袱里只剩下一张十元边币了！当时一对号码正是蔡钧的，后来又知道孙敏买了一支钢笔，于是又从合作社里查出四张新边币，号码是连接的，正是孙敏买钢笔的钱，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是孙敏偷的钱，但孙敏坚决不承认，女生班开会检讨，孙也不承认。后由张克英同学（女生班支委）负责找孙谈话，孙仍不承认（以上是王竹村同学口述）。第二次周甦同志找孙谈话，她也不承认，后来就由周甦，张克英和另外一个女同学集体和她谈话（几个支委负责同志），这时已带有斗争的性质，当时孙敏就承认而且哭了，她说：“钱是我偷的，是胡坚指示我偷的，胡坚说偷钱以后可以加入她的组织。”当时周甦责问她为什么不承认呢？孙敏说：承认了恐怕要开除学籍，将来怎么见人呢？（过去学校曾开除过一个学生是偷东西的。以上是周甦同志口述。）当时学校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办法，行政上给孙敏记过处分，公开没有宜布是胡坚指示偷的。同时周责备孙敏对党不忠实，偷钱事先不告诉组织，事后又不坦白报告。
　　⑦孙敏怎样做了内线（九月二十六左右），孙敏承认偷钱的当天下午就向周到密报，说：“胡坚叫我参加她的组织，是否可以参加呢？”周甦对孙敏有点不敢相信，就向张校长请示，并说了孙敏对党不大忠实，不敢相信，但当时张校长允许了，叫她打进去再看看（周甦口述）。第二天孙敏就填写志愿书（学校曾指示孙敏向胡坚要表格但未要来）并交张克英看后，便说已送交胡坚组织里去了。从这时起，在学校的眼中，孙敏成为正式的内线。
　　（五）孙敏做了内线以后的工作逻辑：
　　①孙敏把志愿书送走后第二天就向周甦汇报专修班的组织，说专修班有一个小组，是陈凯、王同、王林、孙敏、胡坚等五人，“进步青年建国团”就是这时提出来的。接着二次、三次的汇报，各班的组织也汇报出来了，当时回报中（周甦的回忆）光担任团长、团副、监团长的计有刘斌、陈絮寻、沈寿凯、胡坚、张觉非、靳如茂等六人。
　　②有一次孙敏向周甦汇报，说沈寿凯迫求她，是否可以应付他，周甦当时没允许（周记不清）。
　　③拾到一个特务分子汇报工作的信件（九月二十七写的：
　　孙敏写那个汇报信是在女生宿舍写的，当时王竹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都看到了，并看了全部内容，孙敏并告诉王说：这封信谁备送给张觉非去，并说出张觉非、胡坚和孙敏自己的代号（王竹村谈）。等二天被李斌（女同学）在收发室的桌子旁边拾着时背面已批了“转陈絮雄阅”，当时收发孙杞梓也在那里，据孙杞梓同志对我谈，拾信的上午记不清有那些人来了，但记得胡坚到收发处送信，走不久，就发现地上有这纸条了。但据李斌同志对我谈，当时只有胡坚一个人来送信，胡坚来的前后没有别人来，因此学校当时就肯定是胡坚遗失的。但背面的红字，不象胡坚的字，而像张觉非的字（周到口述）。
　　④十月初孙敏交给周甦一个铁证——胡坚给孙敏的一个指示信。内容大概是：这几天你的工作情形如何，我们联系不便，希你经常回报，特别是秘密宣传要抓紧。此信有七、八个人看见过！据周甦、张克英说，这信上面的字，一看就知道是胡坚写的。开斗争会的第一天，周把胡坚给孙敏的指示信交给孙故，叮嘱她如果胡坚在会上不承认，就把纸条子拿出来，到第一天会议结束，周甦就向孙敏要那个纸条子，孙敏说已撕掉了。（周甦口述）
　　⑤十月十五左右，孙敏向周甦汇报，说胡坚布置她偷周甦到枕头下的笔记本，后来并未偷成（周甦口述）。
　　⑥张克英的包袱丢了以后，学校轰动一时，张校长召集学生讲话，叫学生提高警惕性，说：“今天是偷包袱，明天是偷枪偷头！”在讲这话的第二天上午，孙敏在打稻子回来的路上，对事务主任黄汉平（分支委）说：“你们小心！人家布置偷你事务处的枪！”黄汉平回校以后，就跑到教导处对徐主任报告，刚讲到有人要偷枪的话，徐主任就阻止他，没有说下去。晚上，孙敏秘密到周甦房子里汇报，汇报时声音很小，就是院子里有人也听不到，当时院子里还有朱敏教导员望风，没有旁人，因此孙敏向周甦汇报偷枪消息，泄漏的可能性很小。当时孙敏汇报时说：“在打稻子的时候张震布置我偷事务处的枪。”周甦问她偷什么枪，孙敏说不知道，她只叫我想办法。学校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在事务处的一个空盒子枪套子里放上一枝破枪，让她偷（这是张校长想的主意）。——周甦口述。
　　据事务处韩亭林同志谈：当时事务处根本没有长枪，所有枪已经发给学生去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按孙敏调到公安局来问时，她说：偷事务处的枪，并且准备不止偷一支，而是一支一支传出去，但事务处当时根本就没有长枪，事务处有规矩是屋内经常不断人的，而房子前门是街上，后门是一家烟店的院子，要偷枪除非把人的眼睛都闭上。）第二天孙敏表现很难过，向周甦汇报说：“我昨天向你汇报，胡坚怎么知道了呢？胡坚今天威胁我，说我走漏了消息，应该死，又叫我想办法谋害周先生，调查周先生晚上上毛厕是蹲在南头那个还是北头那个”，周甦问：“怎样杀呢？”孙敏说：“借把菜刀杀，”当天晚上学校紧张起来了，教导处几个重要地点，都警戒起来了，人人惊慌，担心着，菜刀倒不怕，万一丢上两个炸弹怎办呢？（周甦口述）当天下午孙敏又向周甦汇报说：“胡坚的态度又改变了，她安慰我说不要紧，将来闹得不成的话就暴动，我们有的是枪。”这时孙敏已表现得苦闷焦急，要求把这个案件揭破，否则要回家去了。（周甦口述）当学校感觉问题已发展到偷枪杀人的局面，再不能拖下去了，就在第三天把二次特务案揭开。
　　（六）我与孙敏谈话及孙敏痛切的自白
　　听到上面向明同志的汇报及王子荣同志在二、三天中了解，孙敏好像有很多话要讲的样子，并且态度很真诚的说：她过去对不起党而且要求与我谈话等情形，即估计孙敏害胡坚的可能性很大，遂要劲实同志与向明同志到政委那里汇报，我找孙敏谈话，首先是我教育与安慰她说：“共产党是解放全人类的，何况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因此要解放全人类，首先要从你解放起。”并要她不要有什么顾忌，如有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都可以对党诚恳坦白的说，又比喻给她听，如：党和党员如母亲之与孩子一样什么话都可以说，而且有什么错误也都可以原谅的，同时一个党员有问题不向党说清楚，党总有一天查究明白的等等。当她在听我讲话的时候数次说：“我讲”，她那内心悲愤的情绪，好像要爆炸似的，她开头一句话，即是：“我对不起党，我对党不忠实”以后，接着就讲到女生班素钧的问题，孙敏说：“始初是我与胡坚二人给蔡钧开玩笑的，以后看蔡钧没有迫问，而我又刚好没有钢笔用，就拿这些钱去买钢笔，以后学校查出这钱……”这时孙敏在谈话中态度很不自然，内容前后不连，好像有什么问题要讲出来而又怕说，表现很别扭而又紧张，最后由于她内心责备与感动，陡然的说：“我是对党不忠实，我是害了胡坚！我始初只想害胡坚一人，那知道愈演愈凶，一直牵连到这样多的人呢？”讲过这话，猛然悲痛大哭。我听到“害了胡坚”这句话，就知道问题出来了，但又不能急流直下的追问，相反的还要安慰她，劝解她，并指出能够向党坦白是很好的，同时又顺着她的话问一句：“你为什么说害了胡坚呢？”她很沉痛的说：
　　“为什么要陷害胡坚，又说她有反动组织呢？因为周甦先生在暑假后要我了解胡坚，胡坚又曾说过《拂晓报》光骂别人，共产党员宗派主义，发牢骚，想回家等，但主要的是我自己要顾面子，因为蔡钧的钱是我拿去买钢笔的，以后学校追问这钱，我内心里很矛盾，承认不承认呢？怕承认了学校会开徐我的学籍，又考虑到如果开除回家，将来怎能见人呢？再想到钱已经是查出来了，不承认也不行，只好来害胡坚一下，准备拖过这一学期，寒假回去不再来了！所以我就在偷钱的第三天，向周先生承认了，并说是胡坚指示我偷的。”
　　当时周甦先生说：“只给你记过处分，不要公开宣布让胡坚知道是她指示你偷的”，并且还说：“可能胡坚会要你加入她的组织。”因此当天下午，我就汇报周甦先生：“胡坚要我参加她的组织”，周甦先生准许我加入，同时关照我尽量要胡坚给我表册填，这时使我最难受了！胡坚哪里会有表册给我呢？怎办呢？为了伪造得使学校更相信，只好说：“没有表格啦！胡坚要我写志愿书”。因此我就白造志愿书，内容是仿造学员登记表，写好交周先生、张克英阅过，准许我送给胡坚的。
　　“哎呦！真可怜！怎样会有人来接受我的志愿表呢？只好自己撕掉，那知愈演愈凶！将来又怎么办呢？内心的痛恨，这时谁会体会我的良心呢？这种悲剧是从钱的问题作导火线起，造成什么特务组织来了，一直到今天以前就没有一天好过！死吗？又不成！活吗？怎样活下去呢？害了许多人，只有内心痛苦！”（这时又流下泪来）填过表以后，张克英说，周先生问我参加的团体名称是什么，唉！我哪里参加了什么团体呢？可是我的表都填了，如果说没有团体名称，谁会相信呢？所以我就把第一次大会上所听到的什么“青年救国团”什么“三青团”，以及听魏立陶说过王绍先生参加过什么“世界上最进步的党”合拢起来自造一个“进步青年建国团”而汇报周先生了。又有一天下午，我们有五个人同阵到医务所去看病，被张克英看到，回来后，她问我：“你们几个人一阵干什么的！”我想一想回答：“我们是开会编组的，原来我是与胡坚个别发生关系，现在是与王在恒、陈凯、王同等编为一个小组了！”第二天，张又问：“你们开会汇报的内容是什么？”我想了一下说：“胡坚指示王在恒要抓紧工作，了解共产党员，并且胡坚给王在恒五十元特务活动费。”
　　对于假造报告书交给胡坚的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周甦先生要我加入胡坚的反动组织后，要她分配我的工作，最好是能得到胡坚对我的文字指示，那就是铁证，所以这时候我就假造报告胡坚的信，但是假造信是很容易的，要是代她回信怎能达到呢？因此我就写了一封信报告胡坚，为伪造“一〇二”、“九一八”的代号。我怎样想起这两个代号呢？因在开时事研究会的那几天，我看到同学一本书上写的有“一〇二”，关于“九一八”是我自己编的，平常唱歌中有“九一八”，信的内容可以看那封信，那个“供”字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随便说是我的代号。那末为什么要将陈絮雄扯了进去呢？因为张克英在暑假前，说过陈絮雄是由淮安来的，可能有问题，所以我为了要装得更像，就将陈絮雄扯上了，转陈絮雄阅五个红墨水字，是我在教导员室拿那批条子的红笔写的，是我那天演戏时，到那里看到有红墨水，就在信的背后写，当时没有人在那里，我也是很怕，将这封信写好后，即到收发室有意的丢掉，被别人拾去，更好证明是胡坚接信看后批转陈絮雄阅的，而二、三天后，张克英告诉我说：“胡坚给你的报告“转陈絮雄阅”，已被收发室拾到，交给学校了！”
　　胡坚给我的指示信，是怎样来的呢？因为我要想胡坚回信是无法得到的，只好自己假造。有一天上新文字课时，我问胡坚的名字，用新文字是怎样拼成的，她就在我本子上用新文字拼出来，以后，我就把这张纸裁成信纸一样，把胡坚签的新文字名字，留在下面，我又装胡坚的字迹写了几句，就造成一封胡坚给我的指示信，预备与胡坚对证的。假使胡坚不承认，就把这信拿出来，特别是胡坚写的新文字名字，会使大家更相信，会后我把这条子丢了。
　　对于要偷陈秉惠的箱子，是怎样来的呢？首先是张克英的包袱被人偷去了，周先生问我：“你知道是那个偷的吗？”当时我真不知道是谁偷的，周先生又要我去了解胡坚是否知道，我就到厨房里去玩一趟（因那天刚好是胡坚监厨）回来就汇报周先生：“胡坚只是笑笑叫我不要管这事情，并且她还需要布置偷陈秉惠先生的箱子哩！”这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
　　枪的问题，又是哪里来的呢？当那个时候，我很难过，总想如果把这问题很快的愈演愈凶，怎得了呢。刚好有一天张校长报告：“最近学校里特务活动很厉害，现在是偷箱子、包袱等小东西，如果不注意，将来要偷枪，甚至偷头！”因此我们到小杨庄打稻子回来时，路上向黄汉平同志说：“你们事务处要注意！胡坚要我布置偷事务处的枪！”到了学校，我很快的汇报周先生说：“胡坚要布置偷事务处的枪，并且张震也这样说过。”这时学校很惊慌，同时周先生曾布置一支破枪让胡坚来偷，其实这不是鬼话吗？胡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那里会来偷枪呢？第二天我向周先生汇报：“胡坚说我把偷枪的秘密暴露了，要我自杀表示心迹并要我先杀周先生。”唉！那有这回事呢？都是我自造的。当天晚上我汇报周先生：“胡坚态度好转了，她说：我们不要紧，有的是枪，如真发生事就暴动。”这时学校很紧张了！于是准备第二天开斗争大会，周先生要我准备意见，最好拟个提纲，准备在第二天大会上报告，这时使我难过极了。
　　（七）听了向明同志的汇报和孙敏自己谈话后，对孙敏个人提出一些意见：
　　孙敏以前回报材料，所谓特务份子怎样指示她偷文件、偷箱子、偷党员登记表、偷枪暗杀等等都是没有实现过一次，以后布置好让来偷，又为什么不去偷呢？这是一个反证。但最有力的反证，是她自己说那封“九一八”的信的背后“转陈絮雄阅”的五个红字，乃是她写的，对照笔迹又很象，但我们为了更慎重起见，另找出孙敏自己还不知道的反证，就是陈絮雄的“雄”字写错了，原来是陈絮寻三个字，而孙敏把“寻”字写成“雄”字，在孙敏的报告中看来，现在还认为是陈絮雄，不知陈絮寻的“寻”字，同时又到学校里去了解，也从来没有在何同学写过陈絮雄，而都是写陈絮寻的。
　　怎样重视到“雄”与“寻”的矛盾呢？孙敏承认转陈絮雄阅的五个字是她写的，她说是为了使学校更相信。当时我听到这话警惕起来，同时也有怀疑，认为孙敏可能有后台指示她或者是后台写的，否则要是孙敏写的，玩出这一套手段，那真是太聪明了。后来又将孙敏的报告书拿出来对字迹，绝大多数相像，又找了许多认为可怀疑的同学的字迹来对，确实没有相像的地方，而且写的都是陈絮寻。另外根据“九一八”那封信上面几处写的十一个红字，亦可看出孙敏在写红字的紧张情况，如信的另一处写着“陈絮”二字这一一方面可以说是当时孙敏把第三个“雄”字忘记了；另一方面可能是孙敏刚写到“陈絮”二字，怕有人来而停下（因为在教导员室），还有一处写了交刘斌阅而又涂掉，这可能是孙敏当时把雄字忘记了，而想起就写给刘斌吧！但她又想想不对，因为她汇报中所说最大的是陈絮寻（监团长）因而又把交刘斌阅几个字涂掉，再写上陈絮寻阅，所以“转陈絮寻阅”的红字是铁证。
　　再有一个反证，是秦参谋与靳如茂谈了半夜话，秦参谋劝靳如茂向学校坦白，说出他的问题，而斩如茂数次说他没有问题可说，秦说：“你们学校里不是有个女学生孙某打进特务组织吗？是她从特务组织内了解你也是的呀！你还不承认吗？”这说明孙敏内线之播扬出去是很早了，而且知道的人已不仅限于淮中范围了！同时王槐同学也很早就知道孙敏是打进胡坚组织里的内线，他说是孙敏告诉的，王槐又将此事告诉杨英杰，但是孙敏第一次汇报学校时就有他的名字，照道理讲，靳如茂、杨英杰早知道孙敏是他们的内线，就应该告知胡坚呀！为什么胡坚还是继续不断的布置与指示孙的反动工作呢？这不是太不尽人情了吗？根据上面铁的反证，我可以说孙敏是内线，完全是骗人的。
　　再看孙敏是个富裕中农家庭的小女孩子，今年才十八岁，她不久前在泗南完小毕业，因与别人闹恋爱问题，家庭不肯给继续上学，她自己还想进步，于去年和她的六爷一阵偷跑出来到淮中上学，现是专修班学生，一般人认为她是小聪明、鬼点了子很多，会说话，能迎合别人心理，对恋爱方面又幼稚而又有办法，很能应付人，据说家庭给她订婚，她不愿意，去年和杨沛闹恋爱，又失恋，苦闷不堪，由此家庭更不肯给她出来，在父母关系上闹得不十分密切，特别是经济来源，家庭又不肯接济，所以她这次到学校来，只带三十五元钱，还是从别处凑的，而孙敏至今没有钢笔用，都是很苦闷的事情，因此见了蔡钧同学家寄来许多边币而眼红（应研究她眼红的道理），遂偷了五张边币，所以这次孙敏偷钱的问题，最主要的动机是一支钢笔，当然这种偷窃手段是不对的，但就其动机上讲，是有可原谅的地方。
　　淮中第二次特务案，主要是一支钢笔为导火线而造成的，从各方面得来的材料及她的口供，前后仔细的研究，她为什么会这样的演造空中楼阁呢？主要的是要顾面子，把偷钱买笔的罪名推给胡坚而造成的，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是令人愤恨的。过去估计孙敏可能有政治后台，或受特务指示米故意做二头鬼，谋害员生与欺骗学校当局的根据与可能性不大，根据现有材料的研究，除周甦同志等经常的催促她汇报材料外，要说她另有目的，理由很不充分。
　　四、张克英的遗失包袱，是如何查清楚的？
　　张的包袱，是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左右遗失的。在孙敏的回报中，说是胡坚指使特务份子偷的，并说还要偷陈秉惠的箱子，学校当局坚信不疑。反特斗争大会的第一天，张克英就问出胡坚的口供，说她知道是王同偷的，接着杨又问出王同的口供，说是王在恒指使他偷的；并且说当时有胡坚在场，胡坚还告诉他，如何数号码偷，又说包偷到之后，交给胡坚，由胡坚送到错大姐家去了！胡坚后来也照老样，到检举会结束那天，学校要胡坚到错大姐家拿包袱，不仅没有要到，反而受了一场痛骂，胡坚最后只好承认是交陈絮寻转给胡锡山了！
　　五月初，张校长和周甦同志来报告，说靳如茂的母亲又被特务布置，要陷害周莹，她向别人说，去年十一月间看到周莹包袱里有张克英的鞋底，我们听了张周二同志的报告后，即找靳母来问，她不仅说有此事，并且说胡坚冤了，又说：在早我不知道棉鞋底是张克英的，一直到“三八”节前棉鞋底拿出来以后，大家都说是张克英的，我才知道。
　　包袱也是本案的导火线，为了查清楚这包袱的真实情况，遂派向明同志去淮中了解，据周、张克英二同志谈，包袱是在“三八”节前，在小胖子妈家里发现的，学校曾两次派人去问小胖子妈，她都说是错大姐给的，但两次都有周莹跟去，而且是周莹先问的，这一点是使人怀疑的，同时周莹说她今年二月间，送一块白布给小胖子妈做鞋底，当时并给了鞋底样子，自后向明与张克英二同志去问小胖子妈。
　　……
　　问：“周莹什么时候叫你做鞋底的？”
　　答：“去年十一月。”
　　张克英在旁边插话说：“不是吧”（向明同志止之不让她说下去）问：“她给你什么布？”
　　答：“黑布”。（小胖子妈指着张克英的黑裤子说）张克英接着说：“黑布吗？”
　　小胖子妈转过话来说：“呵！是白布。”
　　问：“她给过你什么样子没有？”
　　答：“给我鞋帮样子。”
　　以上简单的谈话，就发现周莹与小胖子妈所谈的话有很多地方不相符合，周莹说给的是白布，而小胖子妈说给的是黑布，这又有差别；周莹说给的是鞋底样子，而小胖子妈说是鞋帮样子，这些矛盾，都是应该值得怀疑的，向明同志将这些情形汇报后，我们就作初步的估计与分析：如果是胡坚将包袱寄在错大姐家里的话，那末为什么胡坚到错大姐家里要包袱时，不但未要到，反而被痛骂一顿呢？这太不合乎情理了，如果说错大姐家真正是特务机关的话，很可能当时错大姐母亲的骂，是为了掩盖其内幕的假象，但是她在事后，就该为防止暴露目标而将包袱焚尸灭迹啦！为何又再送给靠近学校的小胖子妈呢？另外可能靳母就是特务，要陷害周莹，但又使人想不通的，就是靳母与周莹有何冤仇呢？如果说没有冤仇的话，靳母又何必害她呢？同时周莹自己可能知道此事，也有可能是周莹给小胖子妈的，而又要小胖子妈不要说，并招呼她（小胖子妈）说，如果有人问的话，你说是错大姐家给你的。因此又要向明同志去将小胖子妈夫妇叫来追究，后因小胖子妈有病不能走，因此就在濉河区署将小胖子妈和老头子找来谈话，其主要内容，是与小胖子妈谈话的一段。
　　“错大姐与老大爷见面了！知道吗？错大姐不承认给你东西，老大爷也说不是错大姐给的，说是一个同学给的。”小胖子妈马上惊住了，好一会儿才说话：“老头说是谁给的呢？”
　　“我没叫他说，怕错大姐知道不好！”不等小胖子妈开口接着又说：“你们很穷啦！又是抗属，替她洗洗缝缝得这点东西不亏，就是那个同学也不要紧，她的心也是好的。”
　　“你们追得这样紧，有没有事呢？”
　　“没有事，不过公家的裤子是不该给老百甦的，但是给了就给了，不该说是别人拿的，年轻轻学坏心眼不好，她主要是爱面子，怕人骂，懂吗！她怕她姐姐骂呢？”
　　“她心是好的，她不敢说，怕她三姐（就是周甦）……”
　　“老妈妈！这事你只能对我讲，任谁都不能讲，她怎样给你的，你告诉我。”
　　“区长（向明同志当时是以区长面目出现的）！昨天你到我家问到鞋底，我就知道你们知道了，你走了，周莹又来对我说：老妈妈！你千万不能说是我给你的，你说了，就对不起我…棉裤鞋底是周莹去年十月里送给我的，她说：老妈妈！给你一条破棉裤穿，这是我三姐的……过罢年她又来对我说：老妈妈！有人来问你棉裤吗？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是错大姐给的，我说这不好呀！错大姐回来知道了，怎说呢？她说：她回来有我哩。在前一个月有个女同学来问我：周莹有双鞋底在你家，她叫我来要……，后来我就给她了！”
　　根据向明同志汇报后，又再找靳母来问，除证明过去所了解的材料和时间相符外，又得到新的情况，就是说当时还有鲁苏同志见到的。为了马上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因之当夜就去找鲁苏同志问，去年冬季是否见有靳母打开周之包袱等情节，她随即说有这事在阳历年前，因为排戏，周莹未回来睡，这天包袱，没有领回去（周莹常将包袱白天送至靳母处保存，夜上拿回来当枕头），靳母枕头时，觉得包袱内很臭，她就要我看，结果打开来，里面是用包袱布包有条子布的夹被一床，再里面就有小裤头一条，是周莹月经来后没洗的脏裤子，因此很臭，另外就是一块红布，包着一双新棉鞋黑底子，后跟因为太小而撑破了寸余的裂缝。阳历年头，演戏时，因为演日本鬼子的太阳徽，到周莹的包袱里去剪了一节红布，当时还看到鞋子仍在里面，与第一次见的时间相隔一个多礼拜，“三八”节后，因为那双鞋底子周莹又穿上了，我曾在寝室里问过周莹，她说这是张克英的，并说是张给她的。这样包袱问题已得到了最好的证明，没有任何理由说这包袱是由胡坚要王同偷了藏在错大姐家，再由错大姐送给小胖子妈的。而事实证明：这个包袱中的鞋子，是从周莹手上拿出来的。固然向明同志和小胖子妈谈话，完成了任务，使她吐露了全部真情，但谈话的方式上，带有提供的语句，如“你们穷啦！替她洗洗缝缝得这点东西不亏，她怕她姐姐骂！”等等的话是不好的，既然事实摆在那里，很明显的周莹知道（棉裤、鞋底）那更不必性急，事实是无法辩过去的，因此用这样的方式谈出来的口供，如果没有鲁苏同志第三者的证明，可能连白己也说服不了。
　　从以上的材料逐步的深入调查，结果这个包袱的真实情况至少可以证明与胡坚、王同、错大姐无关，而都与周莹有密切关系。
　　五、毒药问题的审查
　　（一）毒药是怎样发现的？
　　据学校当局的报告，是斗争会的第二天下午，靳如茂母亲就来到杨井（时靳如茂已被检举，失去自由），先在伙房门口休息，学校知道后，即派女学生皇甫仰秀、王竹村两人前去盘查，靳母发觉学校对她怀疑，即借故到伙房后院去解手（时已黄昏看不清楚），随即听到有倒水的声音，并有碰瓶子的声音。第二天一早下毛毛雨，陆一明到昨天老太婆蹲的地方，看见有一块湿印子，土色发黑，当即把土挖起，准备化验。老太婆经过一天的盘问后，即供出归仁集苏良才交她带着毒药一瓶，并说是她儿子（靳如茂）要她拿来的，但她不忍心毒害先生学生，所以路经坝头时，就把药瓶投到路沟里去了。
　　（二）毒药进人系统化
　　靳老太婆供出毒药后，学校继续追口供，从靳如茂、胡坚、陈絮寻、赵治国等几个主要份子的口里，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大规模的投毒计划，如：
　　胡坚口供：“胡锡山在开会时，分配陈絮寻负责毒杀张校长、徐宏九、装会计，我（胡坚）叫闵士芳毒杀徐主任、张允中、向乃光、周甦、张克英，毒农业班的生活委员，赵治国毒高师班的孙治安、孙杞梓，胡坚、孙敏毒女生班的王竹村、张克英。叫吃饭时放在他们的碗里。
　　赵治国口供，“学校投毒人负责人是胡坚，校外投毒分工：行署由王俊生（大王庄人），泗南县政府由孙培贤……并说出有五路的毒药来源：
　　第一路：老韩圩（韩仲林）——草堂（许乃孟）——阳景（马草义）——胡坚；
　　第二路：双沟（马ｘｘ）——吴台（叶伸平）——石庙（石佑之）阳景（许克权）——胡坚；
　　第三路：高良润（陈凯）——贺台子（王棋）——阳景（赵景股）——胡坚。
　　第四路：由金鼠子到明光拿。
　　第五路：靳如茂家送来，由靳的母亲到刘圩归仁集送来淮中。
　　到以上各地去拿毒药时，由胡坚写信交马荣义向四方传递，药来时再由马荣义分交各地，但究竞拿的是什么药呢？在胡锡山的口里追出了，是霍乱菌。毒药就经过这样而系统化起来了。
　　（三）毒药审查的经过：
　　①毒药的发现，先是因陆一明听到靳老太婆在伙房后院里的倒水声和打碎瓶子的声音而引起怀疑，严追老太婆，得出带毒药来的口供，再迫口供又得出五路毒药来源和大规模的投毒计划，最后又从口供里知道了这种毒药就是霍乱菌。那么除了听到的倒水声和打碎瓶子的声音这一材料以外，其他便是口供的发展了。
　　②毒药的口供是怎样来的。靳老太婆被打了三次，半个脸被打肿了，还被那个挂盒子枪的学生恐吓了一顿才承认了。跟着靳老太婆认供以后，靳如茂也被吊到梁头上去，绳子吊断了三次，才按提供而供认他母亲带来一瓶毒药，至于赵治国的五路毒药，则是次日清晨，经过吊打和提供以后得来的，如此口供，实无法相信，所谓五路毒药来源，和大规模的投毒计划，便失却根据，毒药规模这样大，而事先事后毫无毒药影子，又从未毒死过一个人，也未真正发现一点毒药，这又是最好的反证。
　　③学校是怎样发现和提出毒药的问题来呢？据向明同志到淮中调查回来的报告，其中有一段是炊事员陆一明的谈话，兹摘录如下：
　　“高先生曾嘱咐我，不要叫老太婆到厨房去，可是她吃罢饭就拿着碗往后院里跑，我立即追着去，我刚到通后院的门边，老太婆已到院中，看她蹲下去（这时天已快黑）两手往腰里一插，就听到水响，我很怀疑，如果她是小便，何以就在院子里呢？水响过后，她就到院后西墙角去，停有四、五分钟我把她训出来了，到第二天早上到她蹲的地方一看，见到一块湿印子，特别潮得厉害，我就把那块土挖给许医生去了！”这是听水响的一段话。至于打碎瓶子的声音，陆一明说没有听到，张校长也找不出是谁告诉他有这种声音的。
　　④那么毒药是怎样提起的呢？根据到淮中的调查，可以看到在没有问出毒药口供以前，许多人就有了一个毒药的观念，这表现在以下几个事实：
　　1、高育民同志秘嘱陆一明，叫他监视老太婆，不让她上厨房，
　　2、李修安在水缸旁边站岗；
　　8、李修安对宋平说：“不要来是放毒药的吧！”
　　4、当许医生问老太婆时，孙自安曾对许说：“张校长叫我告诉你，问老太婆带什么东西来，有没有毒药。”
　　⑤从上面取得口供的情形，和当时对毒药发现的情节来看，毒药的根据不大了，但我们还不能完全释疑，还需要弄清楚老太婆是否有可能带毒药来，靳如茂是否与归仁集的敌人有关系呢？根据学校的报告，靳如茂去年春天可能被敌捕过，如果真被捕过，他和母亲果真与归仁集敌人有关系，那么毒药的来源，便有可能。因此即决定派靳奇同志到归仁集（这时归仁集已收复）调查，同时告诉九旅耿科长，要他找秦参谋调查靳如茂是否被捕。
　　⑥靳奇同志到归仁集去，来回共八天，他找了有关的县区乡党政工作同志五人，以及找了归仁集苏庄、谢靳庄有关的五个老百甦谈话，关于靳如茂是否被捕，靳老太婆、苏良才是怎样一种人，有无毒药的来源，收集了比较详尽的材料，兹节录如下：
　　关于靳如茂是否被捕的问题，我（靳奇同志）收集以下几个材料：经过高明珍同志（归仁集工作队员）找了苏中元谈话，当讲到去年他和苏保长被捕时的情形，他这样说：“我哥哥当八路保长，我大外甥（断如茂）给八路军做秘密工作，被人咬上了，正月初三拂晓，归仁集维持会来将我家门堵住了，抓住了我弟兄俩人，我的大外甥即翻墙头跑到朱风标家，拿了一顶孝帽带上，没被搜到，初五我大哥办了（枪决），我是初六晚上花钱买出来的……”。我到朱凤标家，朱告诉我当时靳如茂是怎样跑到他家的？
　　他说：“我老二死时，我病在床上，靳如茂跑到我家来了，把鼓手的孝帽子拿了顶戴上，杂在锅屋鼓手里面，维持会进来查，没查着，娘儿们把他们（维持会）打发走了，以后靳如茂也就走了！”
　　苏良才是一个朴实的庄稼人，他对我说：“苏保长当八路保长，给鬼子办掉了以后，设法运动人把尸首抬到家里，我也去抬的，第二天早（初六日）抬到东湖地里埋葬的，靳如茂那天回来送丧，我见他在坟堆上哭，身上披着灰色棉袍子，离开坟堆以后，我就没见到他了！”
　　据苏中元说，靳如茂送丧以后，跑到谢靳庄他姨奶奶家去了，我便托高明珍同志到谢靳庄跑一趟，高同志找到靳如茂住的那家的一个老头子问，那老头子说：“靳如茂是正月初来的，二月初才走的。这里离蔡圩子很近，维持会常下来，他们伯得常跑到湖地里去，他闲着时扎了一个蜈蚣，打了六两麻线，放着玩，他还帮人算过赌帐，他走的时候和他姨奶奶一起到南乡九旅去。”
　　从以上谈话，又证明靳如茂在正月初三到二月初这失踪期间，并没被敌人逮捕过。
　　另外苏良才拿着毒药给靳老太婆送淮中是否有可能呢？根据下面我所得的材料证明没有这种可能。按苏良才是一个三十一岁贫苦的忠厚老实的农民（此处有十个字不清）到南京拾粪、拾破布，苦熬了六七年，到“八一三”战争开始才回家（此处有九个字不清）种地，安分守己，并无社会活动，也未干过维持会；……靳如茂的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仅仅是私生活问题有缺点，与伪方并无关系，靳氏母子十余年来，是依靠舅家（苏保长）生活的，而苏保长去年被归仁集敌人惨杀了以后，他家庭又不断的遭受敌人的压迫，逼着要枪，弄得不能活下去，靳氏母子能无杀兄之恨，杀舅之仇吗？同时他们与苏良相（伪保长）有仇，在归仁集未打开以前，不敢回去。像这样的情形，靳氏母子被敌利用毒害淮中，这可能实在太小了！以上是靳奇同志到归仁集调查回来报告的摘录，同时九旅锄奸科调查的结果（另有报告），亦证明很少有，甚至没有毒药来源的可能。从他们的报告看来，解决了认为靳如茂可能被捕的怀疑，毒药的来源也就很渺茫了！
　　六、口供的研究
　　斗争大会是以孙敏的自白形式揭开的，在孙敏的自白中，供出了“进步青年建国团”的组织和组织中的几个人物，如胡坚、刘斌、陈絮、王在恒、靳如茂、张震、沈寿凯等六人，同时又供出胡坚指示她偷钱，张震指示她偷枪，以及胡坚要她暗害周甦等。孙敏自白后，张校长命令胡坚起来答复，在全体的压力之下，她简单的承认了：“是，是我叫孙敏偷钱的，三青团的组织是恢复了。”接着同学提材料，每到休会时，被检举份子即有人进行“帮助坦白”，坦白出来了就又到大会上坦白，谁要是在大会上说“不是”，那就停止他的发言权。这些被检举的份子是怎样承认的呢？现以陈絮寻为例：
　　第二天，吃午饭前，我同孙治安在松林内碰到沈寿凯、张陶业、孙杞样三人，当时孙杞梓问孙治安：“陈絮寻现在承认了吗？”孙治安笑着说：“他还不肯承认呢！”孙杞梓就对我说，“现在沈寿凯、张陶业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千什么！”我听说马上就问张陶业：“你们组织里有我吗？”张说：“自然有你！”我又问沈寿凯：“你们开会可看见我呢？”沈说：“我都承认了还能没有你吗？”我碰了两下有苦无处说，我想，孙敏、胡坚咬住我，张陶业、沈寿凯不但自己承认还说有我，我不承认嘛？别人说我不坦白，张校长也不保证我，在会场上还要吃苦，承认了吧！
　　陈絮寻就是这样承认的，昨天所供出的几个人陆续都在大会上承认了，但这些都是领导人，下面该还有组织吧！于是把胡坚叫起来了“把你们的组织说一说吧！”她想着想着就一个两个的说下去了，但是说说又忘记了，马上就有一个聪明人送给她一个点名簿，她就照着点名簿一口气念了二十多个名字，有个到校不久的同学气愤不过站起来问：“有我没有？”胡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胡坚说：“是的，有你！”这个同学愤概的坐下了。轮到刘斌讲话，大家也看到他掏出一个名单来念，有人说：“他们名单是预先写好的，把它夺过来吧！”可是张校长没有同意，刘斌就一口气念了几十个，张校长叫同学把脸仰起来朝着刘斌望，这样一直念了将近四十多个才停止了。当天散会后，这被咬的四十余个同学全被关在一个大教室里，虽然没有门岗，也规定不准讲话，翻身要报告，但是只要岗位稍为不注意，声音就从人堆里出来了。同学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和经验，就是只要一被检举出来，就只有坦白承认，才能得到张校长的保证。反之，就会既得不到保证还要自讨苦吃。因此，几十个被咬的同学，就在这种坦白、说服、劝解、威胁以及所谓保证等等下面都先后在大会上承认了。只要承认，一切都很简单了，例如沈寿凯，他承认“我是陈絮寻在中秋节那天发展的”，陈絮寻随着站起来承认“沈寿凯是我发展的。”这样，事情就完了，至于有人提出反驳说：“沈寿凯在中秋节还分配过我的工作呢！”像这样的矛盾点，并没能引起哪个人的注意。
　　大会这样开下去，自然给予被检举份子一个很大的便利，就是谁发展谁，谁和谁一组，谁进行什么活动，谁负什么责任，有了一个很好的校正。
　　会议的急剧发展，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在一个人的口里供出了六个人，又在六个人中的二个人口里供出了四十多个，这自然是“全国少有的胜利”；但是既然有这样大的特务组织，当然就有人这样估计，光这几个年纪轻轻的学生能领导了吗？必然还有上层领导人，因此转而追究上层。这个估计很快的就在口供中得到了证明，在大会第二天的下午，胡坚在张李二同学面前供出了胡锡山、张绍云为他们的领导人。她是怎样供的呢？在胡坚报告里简单的这样写着：
　　“……会开二天了，他们问我这组织的负责人终于是谁呢？我想了半天说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说：听别人谈是胡锡山。以后又问光胡锡Ｌ山一人领导吗？张绍云怎样？先我说不了解，后来他们说你坦白吧！这些事实张校长已经知道得清清楚楚啦！我当时又扯到张绍云身上，我说听到有张绍云，但我也不能负责……。”
　　胡、张被供出来的消息，很快的就传到其他的正在与刘斌、陈絮寻等主要份子个别谈话的同志耳里，于是刘斌第二个供出了胡锡山、张绍云。刘斌是怎样供出来的呢，看他的报告：
　　ｘ主任把我叫到这屋的南头一间，硬叫我说这组织的上层领导人，我说是宋心祥，赵正波二人，他说他二人负不了这样的责任，我说是陈絮寻吧！他也不信，×主任说上层领导人就在学校里面。我不说，他就不让我睡觉。ｘ主任到教导处去了，孙自安（学抗主任）来劝我说：“刘斌，你为什么这样呢？既然这个组织你都承认了，还留个上层领导人干吗？留着这个人是对你不利的。一方面他以后还要来找你，另方面，你如不把他说出，这个主要责任就落在你身上。其实这个我们已经知道，并且你们这个组织当中有人说出来了，因为你下午已经很坦白，把这个组织里的人完全说出了，现在我们问你不过是试验你究竟是不是彻底的坦白，说出来没有你的事，不然到公安局追着还要说的，那时恐怕不会这样客气了。”我说：“你可以告诉我吧！”他说：“我怎能告诉你呢！这里是试验你是否真坦白……”我于是就用笔在纸上散乱的写着字，写了很多字，他都不注意，当我写一个胡字，他突然注意的问道：“你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又连写了几个胡字，他说：“你既然写出来，为何不讲，不讲不是自找苦吃吗！”我于是只好承认他（胡锡山）是这个组织的上层领导人。
　　再看陈絮寻是怎样承认他们的领导人，他报告上写着：第三天早上，把我叫到任校长屋里，张校长说：“你考虑了一夜，现在你说你上级是什么人？”我说：“我不知道叫我怎么说呢？”他说：“你不承认我有人证明你。”说着他就把胡坚、刘斌叫到屋子里来了，张校长对他们说：“你们把你们的上级说一说，胡坚！你说！”胡坚说：“我们上级是张绍云张先生，胡锡山胡先生。”张校长接着说：“好！刘斌你说！”刘猴说：“上级是胡锡山胡先生，张绍云张先生！”说罢，张校长叫他们走了，又要我说，我说：“我同张胡没有这些事，叫我拿什么说呢？（此处有六个字不清）脱下鞋子就想打我，我让开，他才放下走出去了，接着任校长和我（此处有十个字不精）理，保证我在校念书，说了许久话，快吃饭了，任校长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如再不谈我也再不问你了，你考虑一下，”我想……好，承认吧！
　　有了三个人以上的口供，于是就在大会上揭开了，一经大会宣布，就有第四个、第五个承认胡张为他们的领导了，这就是胡锡山、张绍云被供出来的经过。
　　战果在继续扩大，陈秉惠又成为一个好对象，第一，她是南京中央大学来的，第二，她与张绍云谈得很投机；还有第三第四。……像这样的人能保证她没问题吗？所以张校长就对潘处长说：“如果陈（秉惠）、陈（××）、黄（汉平）是，那就很厉害！”果真这话讲后不到半天，徐秉信同志就在斩如茂的口里问出了关于陈秉惠、陈ｘｘ的口供，并且还问出了地方组织和毒药。现在看看靳如茂的口供是怎样得来的吧！在靳如茂的报告里这样写着：
　　于是就将我带到过去任校长的寝室，首先徐医生说：现在你母亲把毒药送来，你照实说吧！我说我不知道。他又说药已经被我检查出来了暂时在我那里，他又说你母亲已说出来，容说，我实在不知道，……有药请把药拿给我看看，他说你这家伙是坚决份子，妈的你明明是另一组织，非用绳子吊不行，随后便有陈意德拿绳子将我手绑在背后，地下用砖头垫上，吊好以后，就将砖头抽掉，身子就悬空在梁头上，结果绳子连断三回，每换一次绳抽的时候，连吊带打，小鬼在旁边，也打我要我喊他小老爷。
　　徐医生要我承认是归仁集派来的，我说没这回事，他说你被伪军逮捕过，我说如果有这个事，秦参谋杨二科长怎会替我开介绍信呢？徐医生用手掌朝我脸上打，陈意德拿绳抽，我不能受了，后来我就承认是的。
　　他又问：“你母亲送来药你不知道？”我说：“实在不知道”，秦兴华、王勇说：“你是坚决份子，是坚强的老干部，不揍不成”泰兴华用鞋底糊脸，徐医生用绳抽头，打了两次，我咬着牙承认说不错有的。他又问：“你来时的关系介绍给哪个，你的上级是谁？我说没有介绍信，又揍我。我说是胡锡山、张绍云。他说不是你这一组织。停一会，他说，你天天从他家门口过来过去，你怎么还不说。于是我猜着说了几个，都不是，末后我说到大地主家，他说：“对，可是许乃春”，我说是的。他说还有，我说没有了，他说你天天到伙房同他接近，我说赵玉章吗？他说不是，是赵卫华吧我说对啦。他又问：“你们的通讯站可是西头烟店，谢步元”，我说不错，是与归仁集通讯。他又问：“还有总负责人”，我说：“胡锡山、张绍云！”他说：“这是女的，”我说：“女同学？”他说不是。我想女先生周甦不是，说：“有两个小辫子的先生”，他说：“对啦”。最后又问：“学校还有那位先生是的？”我说：“别的没有了。”他又问：“靳来的那个陈先生怎样？”后来他又提名问我，我不敢说，他再追我，我就说：“听张绍云说是靳来一个干部，不知怎样。”
　　这就是靳如茂的口供，根据这样问出来的口供（张校长不知道是这样问的），张校长在当天的晚上，就分配了几个人明天一早问陈絮寻、刘斌、胡坚等。提出了问的主要点，一个是陈秉惠，一个是毒药，一个是地方组织，先看陈絮寻是怎样供出来的，他的报告上这样写着：
　　次日一早，我还未起来，孙治安就把我带到油印室，时已有王槐、王景先、沈世锦、申丙辰在那里等着，后面王淮、魏兴、刘明川，还有朱敏先生也跟进来了。孙治安说：“陈絮寻，我有几个问题要你答复，你把你同陈秉惠的关系说一说。”我想，她昨天还在大会上被人家欢迎唱外国歌，今天就轮到她身上了吗？我当即回答说：“她是才来的先生，我是个学生，过去不认识，能和她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你真不肯说吗？”随即对旁边的沈世锦说：“好，你们把他吊起来。”于是把我双手反缚吊在屋梁上，拿预备好的绳一下下抽着，满身吊得发麻，痛苦难忍。孙治安说：“你还想瞒我们，陈秉惠不是南京派来的吗？你们分两路来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被吊打得不能受了，我就承认是南京派来的，分两路来。他又问：“你这个组织是什么名字？”我说是三青团，他说：“胡说，你不说再打！”王景先用绳子又在我身上抽起来了。他又说：“我替你提一下，你这组织是个什么派。”我那时痛苦受不住，想来想去那有什么派呢？只有上次开会时，听说过“托派”，所以我当时为避免再被打，就承认是“托派”，那时向先生进来了。孙自安告诉他；“承认了”，向先生说：“再问西圩子的事，然后再替他用碘酒擦擦手！”后他走了。孙又问我：“把你投毒的事说说！”我说“不知道。”他把眼怪睁着，“不知道不行”，挥手又叫打，我怕受苦，就承认“预备在西圩子投毒。”他问：“毒谁呢？”我想了一想便说：“毒张校长”。他又问我：“有没有王淮？”，我见他问就顾不得冤枉人了，就说“有他”，他们才把我放下来，把王淮从那边梁上解下来，吊在我方才吊的屋梁上，同时被吊打的还有刘明川和魏兴。我听到那边朱敏说：刘斌说三青团内没有你两人，你实说到底是什么组织，那一人终于承认是汉奸，是泗州派来的。
　　吃过饭，大会是在松林南面召开的，张校长叫我痛痛快快的说一说，我就承认“陈秉惠是南京派来的托派，”张校长问我怎样同他联系的，我说：“我在准宝时，曾到宝店买药时，在路上被伪军扣留，伪翻译官叫我替他作情报，我假意答应以作脱身之计，我说我一个人怎能作情报呢？他就拿出一个照片来给我看，叫我若遇见她，可以同她联系，并把一个红太阳旗子给我做证明，他并指示着手内报纸上“托什么的”我记不清楚了，又指着像片上的人说，他们均是工作革命的，你要好好去做，同他（指着照片）联系，（因不如此不能扯上陈秉惠是托派），后来我在淮宝，因做生意不能维持下去，经淮宝文教科介绍到校中来，后来陈秉惠来了，我看她和照片相似，故意把小旗子拿在手里，在松林旁的路上，故意给她看，她看见小旗子问我哪里来的，我就把怎么在淮宝被扣、得小旗子的事告她，陈秉惠就把小旗子拿去了，叫我以后同她多多谈话
　　陈絮寻就是这样承认下来的口供，现在再看看赵治国的口供。在他的报告里面有下面一段：
　　第四天吃过早饭，孙杞梓把我带到向先生的屋里，孙杞梓问，陈善记、王ｘｘ拿着枪站岗，孙杞梓问：“地方有哪些人，坦白说说”，我说：“地方没有”。他说：“不坦白可对不起啦，张校长说过，如不说就要吊起来，就不给你吃的。”我说：“我有什么可说呢！”随即就把我吊起来了，他说：“你说不说，不怕你坚强，黄汉平那样坚强，都承认，你还能比黄汉平吗！”小鞭子拿过来就打，他又说：“靳如茂是归仁集的人，来上学人都知道，你能说不知道。”又打我，可是一动绳子断了，又去拿手指粗的棉绳子来，把我重吊起来，当绳断跌下来我脸都破了，也不许哭，怕外边老百甦听到，打罢，他又说：“靳如茂说你了解清楚，谢步元、赵卫华、许乃春他三个负什么责任，靳如茂都说了，你还不说！”我说：“好，我说！”他说：“你要是说我们也不打你。”我说：“谢步元当团长，许乃春团副，赵卫华是团政委！”他们说：“对啦，以下有哪些人呢？一会我说“不知道”，又打起来了，他说：“你不说要打，你说了就不打！”（此处有数字不清）我说：“不打我，我就是死也要说！”他说：“西街孙文斌有吧！”（此处有数字不清）这样提出名字问的有二十多个，提一个是一个，名字不一一列出（作者注）四十多个，名字我记不全了！后来他又问我：“毒药哪儿来的”我说：“由大李集、老韩圩子、高良涧、明光、双沟来到谢步元烟店（五路毒药，详细口供见上面，此处简略一一作者注）。他又说：“你是药那个的呢？，我说：“没有这回事＇，他又吊起来打了，时向先生进来了，我就说：“药向先生！”他又问我：“你把地方武装说一说？”我说：“谢步元在会上说，从东北运来一百七十五个手榴弹，作两次运来的，一次七十个，一次一百零五个，枪有一百多支，许ｘｘ家ｘｘ支，谢ｘｘ家ｘｘ支，子弹八箱子又二十八排。”
　　以上便是赵治国的口供，张校长分配谈话的任务完成了，不仅陈秉惠、毒药和地方组织有了完整的一套口供，而且有新的发现，如枪弹的发现，但可惜一个弹皮子也未找到。
　　现在再看看地方的几个头子，是怎样承认的（许乃春、谢步元、赵卫华三人是在靳如茂供出后，当天晚上下大雨时，把他们逮捕来的），下面是许乃春谈的：
　　天亮时，听到隔屋子里有拿杠子声和人的哭声，其中有人说“这家伙死顽固，换个大杠子来。”一会又听有人说：“把黄汉平拖到那屋里去。”又听黄汉平叫着到公安局打官司。
　　一会ｘｘｘ找我谈话了，他说：“许先生受委曲了，你知道请你来干什么吧，你冷静一点咬紧牙关说，我敢保证你，可以在阳景解决你的问题。”我问什么事呢？他说：“你们地方的组织和学校都有联系”我问：“什么组织，哪些人。”他说：“多哩，南边北边都有，”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都逮捕来呢？”他说：“那能都捕来，容不下，只把你们三个负责人捉来，你过去很老实的，现在变心了！这都是谢老头搬弄的”我问：“究竟是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们和胡锡山、张绍云、陈秉惠还有七八个学生有联系，你们开过几个会，怎样转信，归仁集来毒药经过你那里转，我都知道了你主要是被三青团威胁的，你说吧！到公安局有七、八个学生证明你，能是冤枉吗。”他又问我的组织，我不知道什么组织，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进步建国青年团，换句话说就是三青团还有枪、手榴弹，埋在什么地方，但这是谢老头子筹备的与你无千。”ｘｘｘ一会去主持会场了，徐医生又来找我谈，他说：“黄汉平压杠子知道吗？老老实实说吧，张校长会保证你，黄汉平那样顽强也都承认了”我害怕起来了，对说是的，他问是什么，我说我才参加做小组长。他说“大”，后来就说到团长了。他又问还有哪些人，我说有了谢步元、赵卫华、张绍云、胡锡山、陈秉惠。他又问还有呢！我说没有了。他又提出了好几个地方上的，我都承认了。他又问我取枪的问题，说只要我讲不要我去取，我就说有三十几支。他说“多”，我说十几支，他说“多”，我说二十多支，再没有了，他说在哪家，我说在卜家香家……
　　许乃春承认以后，吃过午饭，就让他回到与谢步远、赵卫华住在一起，于是三人口供后来讲的完全一样。
　　一大堆的口供得出来了，供出了上级、中级和下级，有学校组织和地方组织，有托派、三青团和救国青年团这样一支庞大的复杂的组织。他的组织形式是怎样的呢？他的领导关系又是怎样的，照人家的口供说有五、六个团长，而团长上面又有领导人，有的说是开二次会，有的说是四次会，还有说的三次会，有的说南车屋里开的，有的说是ｘｘ地方开，这些不一致，这些矛盾怎样解决呢？好吧，来一个拚材料吧：于是在会后不久快到边区公安局对质以前，张校长召开了一个拚材料的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形，杨英杰的报告里这样写着：
　　来公安局以前张校长曾召集我们在张允中的屋里开会，有徐主任、张校长、周、张允中、向乃光、胡坚、刘斌、陈絮寻、赵治国、靳如茂、杨英杰等，还有两个学生在门外站岗，张校长先说：“最近你们就要到公安局去，今天你们在这里交换意见，赵治国说话嘟嘟嘟的，刘斌你起来说，你们共开几次会，在什么地方开的，到会有哪些人，布置什么工作”，于是刘斌便说了一套，周在那里记，张校长问胡坚对不对，胡坚说：“对！”周说：“再详细谈谈吧，”张校长说：“需要这样，模模糊糊的好，又不是申供，说得众口一词，到公安局去反不好”，又说：“赵治国你说话嘟嘟地说不清楚，你要自己准备些，拟个提纲”。这个拚材材的会开过以后，许多不同的口供，取得了一致，把一些零乱的材料，编成有系统了，从这个会议以后，又得出了一个完全组织系统表。
　　最后关于吊人打人（抽除外），我们作了一个不完全统计：被吊的八人。被打的十三人。其中以黄汉平打得最利害，压两次杠子，坐了老虎凳，用火烧两条腿，腰垫砖，简直是意想不到的酷，，在我们学校里用出来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淮中第二次特务案，所得到的全部口供，是经过了严刑逼供，经过了个别的大会场上的以至有组织的（如拚材料会）串供，经过甚至整套的提供，像这样得来的口供，除了公蒙蔽和迷乱我们自己以外，还有旁的丝毫的价值吗？假如我们盲目的相信学校当时的报告，说“绝对没有串供提供，打人只打了一个”（当然我们相信学校当时并不完全知道此种情形，很多地方可能受了下面同学的蒙蔽），便根据当时的口供来判断案情，那只有犯错误。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一大堆口供现在已失去他的价值了。
　　七、经验教训
　　（一）这次审查准中第二批特务案获得严重的经验教训，即是对案情的主要关键的了解。过去公安局对淮中案情的了解都是很模糊的，或者说是在思想上未想到这一点，因而把主要的案情关键丢开不研究，而只是想追究线索，满脑子要找大特务，所以只是在无根据的现象上和逼供信出来的口供上打圈子，结果被宗派主义的色盲所蒙蔽，做了现象的俘虏。因此就只认为有了内线和内线的报告，而不问内线是怎样来的，及内线的品格如何，只听人家说有特务活动的证件，而不问这个证件的来源，只听人家说口供如何巧合一致，而坚信不疑，不去研究口供到底是怎样来的，甚至连十七、八岁的男女学生，用肉刑吊打所得出来的一大堆口供，不加以考虑，只要人家汇报材料，不问其材料的真实性如何，只要被人家提过材料的，则不管他是否冤屈，就认为是特务。最后空中楼阁的案件，逐渐扩大，愈垒愈多，连自己也追不到根底，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对案情不了解，受宗派主义色盲所蒙蔽。但是公安局曾几次派人到淮中了解案情，负责同志亲自下手，能说不是深人下层吗？这样的深入下层，可说是形式上的深入，而思想方面工作作风还没有真正的深入，所以这次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今后不管研究任何案，对案情关键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思想上的一致。这次审查淮中第二批特务案，在（此处十字不清）参加审查案件的同志，在思想上认识上事先都取得了一致，而且在整个审查过程中，没有积极的收集材料，来证明案件的真实性，在组织上未公布之前，没有任何人对此案提出什么真与假的论调。
　　（三）这次审查过程中比较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细密的研究，如有靳问题发现，立即与区党委商量，或派人亲自下去调查，一直到最后弄清楚，不是先肯定其是否然后再搜集合乎自己主观要求的材料，而是实事求是的根据现有材料来研究他的真实性。并且在这次案情的研究中，发现了凡是虚构的东西，愈研究则愈空虚，真理的教育愈深人，案件真情则愈暴露，从矛盾中找材料、再从材料中去研究矛盾，反复的研究，以至案情最后暴露。
　　（四）把淮中所有认为是人证物证都进行了研究，除一般的证件研究外，对比较重要的关键，还作了专门的研究（如内线、毒药、偷包袱、偷枪等），抓紧全案中的主要关键来突破一点，把主要关键研究清楚后，再从所有围绕着主要关键的材料上来证明主要关键的真实性。在研究人证物证上，不但首先要能说服自己，而且要求得能够说服别人，因此不管研究任何证件，都不能够戴有色眼镜，而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就是让事实来做结论的态度。
　　以上是我在这次查案中的一些罗列，很无头绪，但我感觉过去这种锄奸工作作风的弱点，不得不使人痛心。同时这种作风不仅是淮中和边区公安局的问题，也许是整个边区锄奸工作的作风问题，因此我认为有重新研究之必要，请你们看过了这个报告从百忙中予以指正。
　　此致
　　布礼
　　梁国斌

　　（《拂晓》第13期1944年9月30日）
　　（来源于《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汇编6》ｐ231－ｐ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