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抗战阶段锄奸工作总结（194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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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抗战阶段锄奸工作总结

1945年12月15日

苏皖边区公安局

　　一、锄奸工作的发展概况
　　（一）一九四〇年淮北根据地初创时曾设立保安处，不久随主力东进了。四一年春建立保安科，开始点滴工作。至秋，豫皖苏边主力东移后，行署成立，即建立保安处和八个县分处、两个县特派员室，区以下设区特派员、乡情报员等垂直的锄奸机构。
　　当时处在三角斗争的新形势，随时都须准备应付敌伪顽夹击，各地土顽纷纷秘密筹枪，准备暴动。尤以淮泗李口区陈桂元等为首借反对征粮为名，掀起暴动。顺河区刘大刀集合刀会，企图呼应，勾结干部和武装叛变。淮泗县五个区有两个区长潜逃。陈集区内先后叛变三次，共三十余人，枪四十余支，暗杀乡长一人，全县叛变未遂的八个乡，从中活动的五个乡，各地谣言纷起，人心动摇，政治性的土匪假冒我军，从中抢掠，企图用卑鄙手腕造成群众和我对立，派遣奸细来配合“大褂队”袭击我区乡政权，如金锁区署区长以下全部人员牺牲。此种情形到十月底，程道口战役胜利及四二年正月以前，将许志远、赵觉民等部解决，改变了整个边区之情况。
　　我之工作是针对扑灭任何暴动叛变和伪顽合流活动，巩固地区及转移武装，但因强调镇压，曾发生过左过急，见枪就缴．上下不一致，“捉押吊打罚”等混乱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故伪加强其占领区统治，四二年五月成立苏淮特区行政公署，组织第一期清乡运动，强化保甲，整编伪军，重要地区进行蚕食。
　　一九四二年夏，反动派企图恢复在淮北路东被我击溃的力量，特工活动加紧，改变了方式，如韩德勤派高级特情特字三号周庆生，先后数次来洪泽湖县收买我负责干部，进行其所谓内线突击工作，以准备大举东进的条件。又如乘我争取逃亡机会派人混进边区，从事情报活动。勾引青年逃亡，受训后派回掩护活动，并从故伪据点派到内地，秘密扩军，人规模运用封建组织。
　　我之对策因一个时期的破坏活动规律未能掌握和作风之神秘孤立，因此使工作延缓。第五次锄奸会议检讨作风和政策后，进行各种登记，着重调查、纠正前时期的混乱现象。
　　一九四二年十月，敌伪进行三十三天大扫荡，先派出数批侦探，化装小孩妇女以要饭为名到处活动，尤以西行二案（乞丐中有东行、西行之分）二十余人，以太平为中心散布到泗阳、泗宿、泗东三县，并有长期伪装卖唱卖鞋为名的坐探指引敌人扫荡。在部分地区，反动派则乘机组织伪化维持。
　　我在扫荡中镇压一切敌探及破坏分子，加强我之便衣活动，组织民兵站岗放哨。这一过程中，因是紧急处理，在个别地区形成杀人过多，及发生个别错误现象。
　　（二）一九四三年正月，根据华中锄工会议决定，执行一元化的领导，将单独系统的保安处组为各级政权的公安局，取消农村秘密网。公安局之职责仍维持根据地治安、对敌探汉奸破坏活动的侦察检查。审查判决交高等法院。在组织上军队地方统一领导，组成保工会，抽出干部充实下层，加强边沿区的锄奸工作。
　　敌伪以各个大小据点为基地，加强伪化、蚕食，建立特别区，向内地逐渐伸展，如蒋集区不到两个月，仅存两个保未“伪化”。派男女特工，收集我党政军民各种系统的情报材料，如ｘｘ的情报队长、淮阴的3217和淮安的区乡队派人与我联络拉关系，便于来往内地活动。ｘｘｘ于古邳勾结睢宁敌伪，被委为伪区团长，表面为我做情报，实际是方便来往敌区。这些特工的大规模活动，配合着敌伪的扫荡和蚕食。
　　三月间山子头事件爆发，为反动派有计划进攻边区之最疯狂一次，各地谣言纷起，中阳区范汗山秘密组织保四团，企图进行内应活动。个别地区政治性土匪又重建起来，山子头进攻失败，活动又转入灰色，更直接的与敌伪勾结，派人侵入我边沿区乡政权中活动，配合伪军大褂队袭击我区乡队或暗中加委，采取离间手腕，陷害好人，甚至我干部。尤以王其珂指使张夏氏将为其缴去的枪作为证件指诉与陷害干部，混淆黑白。
　　陕甘宁边区事件发生，第三次反共高潮到来，对边区影响极大，除普遍的反共谣言外，各县都发现打黑枪，披狗皮摸岗哨，黑夜吹哨子、放火，并有三起人头案。已经悔过的分子，企图死灰复燃，不到两个月时期被勾引逃亡，仅地方区乡二十余、军队排连级二十余，仅泗灵睢县叛变人枪百二十余，灵北的反动派有计划的组织青年学生整批外出。七月第二次锄奸［司法］会议重新检讨作风转变政策，确定新形势的锄奸任务，在淮北中学掀起了全校群众性反特运动，开始从时事讨论，接着检讨谬论追查谣言，发展为群众性的检举三青团青年救国团，使三十余名破坏分子坦白自新，接着各地采用经验，展开带有普遍性群众锄奸。
　　同时，泗宿县朱湖区进行群众锄保坦白运动，良心检讨的群众锄奸，一方面从每一个公民群众白我良心检讨中教育了群众自己，另一方面使几年来隐蔽活动的不良分子，遭到普遍的孤立，同时认识到只要悔悟，政府能予以宽大的。这种群众运动的锄奸经验对各地工作给了推进一步的榜样。
　　十一月，由于对情况的估计过分，以及思想上、作风上还存在着很大缺点，淮北中学二次反特和泗阳反特便开始了，以后经过前后清理审查至四四年四月结束。因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违反了宽大政策，实行逼供信，结果二案弄错。泗阳案件逮捕了有五十一人，牵涉了无事者千名左右。谁中二次案中逮捕与牵涉者达四十余。由于二案的错误，造成恐怖现象，经区党委亲自负责审查，最后全案平反。
　　（三）四四年四月泗阳案件平反后，为着改造干部的思想和作风，边区进行普遍的整风运动，并以泗阳案件的实例进行历史性的全面性的检讨，作为整风运动的思想反省之一，以便接受二案的教训。锄奸部门除参加整风之外留在机关坚持工作的干部，从清理各种案件的实际中反省，执行政策，纠正逼供信，研究证据，在很多不同性质案件中，发现了不少形态不一，而实质相同的偏向，更认识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的宽大政策，及对挽救失足者的，正确方针的重视。
　　另一方面，大批提拔地方干部，调整集镇的锄奸工作，此时，在工作作风上，开始有了真正的转变。
　　十月为了贯彻转变作风及工作深入，除各县在职干部已整风外，又进行区级干部整凤，改造思想，研究业务。同时，在整个整风运动中配合防奸工作，巩固内部，清理嫌疑。
　　四五年正月，敌人企图打通长准。三月建立路西分区公安局，及其以下大部县的公安局。八月十五日敌人投降。不久，边区内五个城市及十余集镇解放，即着手敌伪组织的清理，举办侮过，对自新分子训练教育，对叛国大汉奸逮捕审讯，并没收其财产，迅速建立城市之治安组织及民警，担负城市集镇的锄奸工作。
　　二、作风检讨
　　抗战阶段淮北锄奸工作是收到了巩固根据地的效果，但是，它是在各种工作建立了一年以后才开始的，又因为经验缺乏，和认识上许多模糊观念及思想上许多不良认识，就反映到作风方面，使工作走了不少弯路，今天以整风态度来检讨，揭发过去发生的毛病，从中取得经验教训是必要的。
　　（一）工作方法问题
　　1、几个主要方面的检讨：
　　（1）布置工作时，往往是按照上级的一般指示，从指示出发订大计划，希望能包括各方面，发到县里又是“比葫芦画飘”往下搬运，这在四三年秋七月会议前是成了一种习惯。例如，四二年春季三个月计划，其中特别强调的战略布置，清理嫌疑分子、健全组织等重要事项，这些任务根本无法实现。泗五灵凤县四二年冬季工作更是理想主义，提出“．．．．．十月份要肃清国特．．．十一月份要肃清日特．．．．”，这脱离实际情况计划，只有使工作落空，情况变化了，实际问题发生了逼着要解决，事前计划里没掌握这规律，只有回头应付需要，因此就发生二种毛病：一是在事实上已经严重了，才设法找对策，往往只抓住了一面，增加处理上的许多困难，二是应付这类问题的办法，是头痛医头，经常脱节，经常处于被动。这种情形在四三年七月会议以后，有了些转变，但这思想上的问题，直至整风运动中，一般的才得到了解决。另外，我们的工作和整个中心任务配合不好，经常是落在后面，与党政中心任务不能密切的结合起来，每次提出“防止特务破坏”“清理坏分子”等等吓人的口号，变成了老一套。产生的原因，有二个糊涂观念未有搞清第一，敌特和反动派在针对我党政军民各种工作进行破坏活动时，不易露出他的真面目，必须从党政军民各部门与中心任务中去发现可疑的零碎事实和伪善的假象，若不警惕就会毫不介章的放过去，第一，在宣传教育方面，单纯强调锄奸工作是如何重要，究竟应该如何注意和怎伴锄奸并没有告诉大家，因此一部份同志麻木太平，对锄奸工作采取不闻不问态度，所谓锄奸工作重要是你的，他没有觉得特务活动对他工作的威胁，另一部份同志无根据的乱怀疑。这二种同志有一共同特点，即一发现可疑便张慌失措起来。几年来说明这也是工作不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2）对待材料的态度，过去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不论是敌人的和反动派的，但这些材料，并没有发挥作用。对待的方法一般是看了一遍“觉得好”，就附上一个通知通报出去，或是觉得很秘密就往箱子里一锁保存起来。从上到下对材料都是缺乏分析和研究的。根据发现的活动事实与材料，经过研究来确定有效对策更少，材料在箱子里堆的多，发生了情况就不得不将它焚毁。
　　检讨起来很痛心，办案时认为较有规模性的案件，事后慎重审查大部错了，四一年春鲍兰珍案，四一年秋反托案，四三年秋冬的淮中二、三批案，甚至准备着的四批案，抗大反三青团案，尤其是泗阳反特案最标本……．曾经参加破获与处理的同志，都很相信肯定表示错不了，可是复查结果事实证明是错了。当时为什么能那样幼稚，因为思想上先入为主，公式主义的硬套，对材料不实事求是的粗枝大叶，以至使案件错办，并不奇怪。如淮中二次反特案，全部口供二十余万字，二、三十个干部整整忙了五个月，很多口供看起来似乎不象没有理由，但是关键呢？却是一个女学生偷钱买钢笔被发觉了，怕受处分，砍空说是特务指使的，以后逐步编了一套符合干部想象的特务材料和名单，及信件证据。加上另一个女同学借人的棉袄被偷了，为了使不致赔偿起见，就有意偷了一个包袱，也说恳特务活动迷惑了干部以后破案，犯人又在逼供信的空气中，为了表示担白，适合问案者的理想，从“望、闻、问、切”中编就系统的口供，结果是成了“空中楼阁”的大案件，这些案件的错办除了租枝大叶的毛病外，都是只考虑一面性的材料，并从符合自己想象中去搜集材料，因此案件越扩大，牛角尖就钻的越深。
　　对待材料的方法上，平时缺乏系统的登记研究，专门靠自己脑子里记忆，结果把具体的材料变为仅仅只是一些印象，有些材料记录本子既无时间，又无来源，时期一久，只成了空洞的条文。如淮宝县局的一本内勤簿上，三十三个嫌疑分子，都只是个名字，实际调查一下，六个已经死了，其他所有的，没有根据能够说明他是嫌疑。
　　助长对待材料的毛病，它和我们的宗派主义分不开，轻易听信干部介绍，这是党员反应的，这是可靠干部报告的，脑子里就有了几分“不会错”的印象，便讨论如何去处理，因此思想上就麻痹了。必须先从材料的确实性方面考虑有否出入，或者是干部对这些材料的看法有否偏差，结果往往是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甚至根本错办。
　　（3）指导下级工作的办法是依赖一般会议号召、训令、通报，缺乏调查、督促和总结具体经验，只是要下级定期报告，但不能实际帮助下级解决困难。四三年九月曾进行典型研究，可是提出后要求是很高的，并不是在工作发展的现实情况中去发现典型，而是将力量分散，为典型而典型，或是有头无尾，对各级帮助不大。四三年冬，泗宿朱湖区的良心检讨、五家联保、坦白运动等确是群众锄奸斗争经验，因为他与各种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因而有推动作用。但是进一步如何深人，却又缺乏系统的研究。
　　有时也下去了，但是走马看花，无计划，不能解决问题。就以淮中反特斗争为例，边区公安局去人三趟，都是看一看的办法，参加一个会议听干部的报告，并未到学生与教员中去搜集各种材料及复杂的反映，来研究全案的起因和关键，因此不仅没有将错误发现，相反增长了干部的糊涂观念，纵容他们的错误办法。
　　下部工作的积极性是好的，可是计划性差，工作的时间没有跑腿多，变成了“鞋底光”。
　　机关里的特点是经常忙碌于清理案件，大部分县经常压着三、四十个案件是普遍情形，多的七、八十件。在四四年春，泗阳反特案总结后，虽然转变得好些，但是还未贯彻到区乡，乱捕现象仍是严重，公安局整天忙于处理案件，最近总反攻中，个别县分竟有超出百名案犯的，依靠二、三个干部，案子又未经过有系统的侦察，材料缺乏，更增加处理的困难，案子一多就拖延草率，这种应付被动的机关工作，使得无法去考虑如何开展整个工作和检查下层工作了。
　　2、工作方法上的基本毛病—不论是布置工作，对待材料态度和指示工作等偏向，都是由于思想上和作风上的不良而来的，它阻碍了工作的开展。
　　（1）从主观想象出发，感想代替实际。因此在布置工作时，只考虑想要做的，就编计划发指示，提出了抽象的原则口号，就以为可以使工作顺利的进行了。为求得符合自己的想象，先入为主，片面的去搜集材料，以为自己的干部、党员报告就一定会可靠，就毫不置疑的相信。
　　（2）粗枝大叶、简单化、公式化的硬套。得到了有用的材料，草率的处理，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不去系统的追究关键，就武断的作出结论，提出反特就将一切现象都向特务上去套。把精细的登记工作，养成上账式的往上抄和靠脑子去记。
　　（3）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办法。坐在机关里订计划，要报告，发生了严重问题，自己还不知道。停留在会议上一般化的号召，不能定期的检查督促，综合经验。当受到了挫折，临时应付，忙于突击，在迟缓被动中转圈子。
　　（4）不从政策原则上去考虑问题，忙于事务，这与官僚主义是贯串着的。经常在口供中用功夫，不能以一切力量去加强侦察，严格纠正乱捉现象和有系统的在党政军民中进行反特的实际教育，提高普遍的警惕性，而是小手小足，忙于日常琐事。各种新情况事前未有估计，而是情况来到后再去设法应付。
　　（二）部门关系问题
　　1、组织机构与组织制度的科学，是与调整部门关系密切相关的。四三年以前上下垂直系统的锄奸部门，有捕、枪、押、罚的权利，是县里的“三巨头”之一。它与政府工作和整个任务关系很少，除了少数锄工人员单独的在到处钻，又常常是一无所获、劳而无功外，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和广大群众是不过问的。在锄工人员本身，大部分同志一种是对于这种单独系统的机构不会运用与各部门配合起来，使反特斗争开展，一种是借这种权力钻空子，独断独行无人能够过问，因而毛病百出。在基层组织将比较纯浩的党员组成为秘密的侦察网，离开党一定组织原则的领导，形成在党政军民中，锄奸工作是垂直的整套，使别部门一般干部对锄奸工作与锄奸干部发生一种错觉，就是“锄奸党”，侧目而视，望而生畏，更谈不上他们能自动的来参加锄奸工作了。这样强调特殊，采用特务作风的办法，事实表现思想上、组织上都是拒绝发动党政军民各部门的广泛力量，而限制在狭小的圈子中，孤军奋斗。
　　四三年正月，保安处改组为各级政权的公安局时，干部的思想没有打通，制度也不明确，并未确定公安局是政权的直接领导下一个部门，只是指导性的关系，使得名义上改了，但作风上仍是“换汤不换药”的老套，相反锄工人员以为权力缩小，地位降低，工作难做，更不安心。
　　曾在四二年八月五次锄工会议，讨论如何使锄奸工作走群众路线，克服孤立化的阻碍，确定党政民三大部门中建立公开的锄奸系统，企图借此推动各部门都能把锄奸工作与锄保部门本身的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可是事实相反，仅是增加了名目上的负担。四三年一月，改组公安局后，确定“军队与地方锄保工作统一领导的决定”，但是如何在政府领导下，配合整个工作是没有规定的。四四年十月，又有“建立锄保工作的按级负责制的指示”，及四五年三月锄工会议后，又有了“关于执行按级负责的组织草案”。以后这些制度，虽然是接受了经验，规定得较科学，责成锄奸部门切实的执行，因此特殊化偏向大有转变，但是一般化，干部随便调动，工作仍无人检查等等，普遍发生，锄奸工作还只是少数锄工人员在做，除了送案子来找锄奸部门外，关系到工作方面，各部门还是很少过问。
　　检讨总反攻过程中，几个县发生同一情况——事先打城不通知公安机关准备，打下后叫公安局派个把干部去，至于进城后，任务步骤、怎样着手是没有商讨的。从以上教训中，证明了组织机构确是主要前提，但制度的切实执行更加重要。
　　2、思想和作风的转变，使锄奸工作与各部门工作能密切配合，是走群众路线的基本关键，而且应该是锄奸干部与各部门干部都从打通思想着手，否则，单靠某一面仍是解决不了的。
　　（1）锄奸干部本身过去对特务活动的看法足模糊笼统的，总以为特务不可捉模的神秘，对于它一定是经过各种各样公开掩护造成给我危害的认识不足，思想上以为只要用我们的“特务性”的活动就能够包办反特任务了。因此专在要各种手段中去找工作的出路，并且还有一种盲目的自信心和幼稚的逞能办法，以为别部门都不成，至少也是没有保守秘密的习惯，形成拒绝要与其他部门配合的要求，去对待属于群众性的锄奸问题。
　　过去对于锄奸工作应该是统一领导下的一个重要部门的看法，是偏左偏右的，关系就无法正常，他应该是在整个组成部门中担任秘密斗争的一面，因而有它的专门性；但是它又应该是与整个各种工作同步骤密切进行，才能仲展到每个角落，因而有它的群众性。过分强调专门性就会形成神密孤立化；过分强调了群众性，又会走上一般化。这是复杂的问题。从前因为强调了专门性，一切都是神乎其神地对待，阻碍了锄奸工作成为群众运动。四三年后转变中，又向另一个极端发展，锄奸部门没有经常的专门反特工作，除了在巩固对内问题方面，整风运动中和朱湖区良心检讨，群众锄奸找到了一些初步的办法外，至今在实际工作中，还是缺乏各方面的经验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
　　（2）各部门干部思想打通，正确认识反特斗争和锄奸部门关系，切实负担起按级负责制的原则，是最主要的。过去因为锄奸部门的作风不良，加上泗阳案件的错办，增加了大家的错觉和歧视，有的抱着不过问的态度，甚至个别的认为他那个地方就是没有锄奸人员工作也是一样进行的。一般化的分配锄奸人员到某一区、某一乡，没有经常讨论锄奸工作的当前任务和如何号召各级干部都参加这项工作。因此直到现在为止，锄奸工作在统一领导下，作为一部门的工作，配合全盘工作开展，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工作态度问题
　　1、几个主要方面的检讨：
　　（1）一切的打算都从锄奸的一面出发，对于如何保护好人及代替受冤者申雪的一面是丢开的。在四二年八月会议与四三年七月会议，虽曾经讨论锄和保的问题，揭发以为锄奸工作是唱黑脸的，不易得到群众拥护等错误看法，但是实际的转变是不够的。因此工作态度上产生了一连串的片面性问题，评论工作有否成就，拿破案多少来作标准，有的地方竟拿破获案件多少来比赛，而侦察工作是一贯薄弱，缺乏真凭实据，硬要在破获案件中来评论有否成绩。因此，干部中就助长了主观片面、邀功思想、宗派观念的发展，甚至为要表露锄奸有功，竟神经过敏的乱怀疑，都列入特务活动，有的竟采取砍空、谎报，没有材料，但上级又要报告，就去抄政治侦察学的提纲，编上个地点，将地主青年的名字作为对国民党、三青团的调查材料。为了使上级相信，就说是群众反映。最标本的是泗阳反特案件，逐渐扩大由流氓地痞等发展到地主青年，由地主青年发展到党政干部，由党政干部发展到七大队，全案捉了一百五十一人：牵涉到千余群众，几个月的过程，只是以为将特务案件破获，但不作相反的考虑，是否会错？错了将对革命多大损失？对被冤者负什么责任，以致使案件错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种态度对待已经被捕了的案犯，更加露骨，本来“锄奸”是一件好事情，对反革命高度的仇恨，用一切办法锄掉他，可是锄错了，冤枉了，必然是坏事。所以对每个案件都需从两面或几方面来研究，反革命狡猾是必然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吐露真情，是对的。但是被冤者为了生命不供或供不出来，也是常情。因此，必须慎重的辨别。过去却是当案犯进了公安局，主观上就认为一定是反革命无疑，接二连三的问口供，企图从审讯中搜集更多材料，代替侦察，不承认或者不供材料的就采用一切手段，不敢打就用捆，不敢捆就用骗，骗不出就赫唬，整套的逼供信，对不供的和提出理由申明的都以为是：“这家伙狡猾”。总之一个目的，是要口供，要材料，要线索。泗阳反特案件是逼供信的典型，捉到的案子，以一切办法，先求得承认，不承认的采取隔壁听供，指名诱供，当面对供，车轮战，坦白会，肉刑吊打，鸭子浮水，特殊审讯，并且将宽大政策成为了骗取口供的工具等等不一而足。认供后要材料，得到材料后，不去调查证实，而继续逮捕，这样搞得批接一批，无法分辨，全案办错。
　　（2）对反革命的力量和它的破坏作用，往往是估计得过分，因此就强调镇压，张惶失措。四一年的应付反共军东进，普遍性转移武装，及四三年陕甘宁事件爆发，提出加强锄奸肃反等过左口号，以为内战一触即发，阶级的对立必然更尖锐，反动派的基础会增强，最后就把关系较复杂、经济稍富裕、成分不很好、表现不驯服的，都认为会与反动派结合起来，值得考察。因此草木皆兵，疑神见鬼，把一切象征都列入为特务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活动，意识毛病和政治问题不分，作为锄奸的对象。这样扩大敌人力量的偏向，对案件的办理更加明显，如当提出反敌探斗争时，什么案子都牵上是敌探案；当提出反托斗争时，就把很多活动都拉上托匪破坏案；而在陕甘宁事件后，因为反对三青闭的破坏活动，就在各地都普遍反三青团，泗阳案、淮中案即到处发生，三青团活动成了一种风气．．．．．．诸如此类主观想像的往上套，夸张其活动的严重。
　　同时还有些同志，由于不良意识的反映，他以夸张反革命活动的可怕，来表露自己的神通广大的与敌人斗争，以吹嘘反革命活动手段巧妙，来掩饰自己的消极不负责任。
　　（3）游击习气，简单化，把政策和工作对立起来。以为政策只是口头讲的，对外宣传的，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可以灵活运用，实质就可以不遵照政策执行。以为要经过法制手续，只是单纯的表面文章，我们讲究实际干的，这些条文只有增加工作的麻烦和困难，甚至以为宽大政策是束缚了工作开展。
　　2、工作态度上的基本毛病是有些糊涂观念，没有弄清锄奸工作性质，认识不明确，单纯从锄的一面出发，而忘了保卫好人的一方面了，把坚决的反动分子与可疑分子混为一谈，只从破案多少来估量成绩，采取逼供信，重口供不重证据，重审讯不重侦察，只对上级负责，对下级对群众可以不负责，不注意政策和忽视法制，以为政策只是起宣传作用，法制是条文和手续问题，对敌入盲目的仇恨心，以统治者自居，对人权法治精神可以不重视。还有不少同志反映出个人英雄思想和风头主义。
　　三、政策检讨
　　（一）几个案件的检讨
　　从具体案件的检讨中，来看政策的执行和掌握是否正确、有无毛病最明显了。因此，决定选择几个典型例子，分别检讨如下：
　　甲、泗阳案件的检讨
　　1、案情破获与扩大的全部经过：
　　全案共分四批：自一九四三年十月起到四四年三月止，历时五个月，逮捕人犯一百五十一人，包括党、政、军、民、学、干部、群众，被牵连者千人以上（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批系泗阳金镇区张功昌、王子言名义上为我做情报工作，实则暗中与敌伪勾结，并受敌伪区款接济，受委为正付团长和情报站长（敌人），引诱策动我干部参加叛变。县公安局占有部分材料，后因情况关系，遂于十月间进行破案，将伪团长以下连以上及情报站负责人共十二名全部逮捕，在审讯中使用肉刑，以后供出该区以刘秉如为首的另一特务组织系统。县局因为第一批案件占有材料，所以对供词未加深究，遂依供逮捕照例问供，遂承认此系国民党与三青团，其最高组织为特别区，下属泗、宿、沭三县，县下为区，各级党部均有三青团、行政、武装等组织。并供出各县区负责人的名单，全系我党政干部，这是由外向内的转折点，此为第二批。至此更深信不疑，以后大肆逮捕所谓内奸分子，此为第三批。由于肉刑逼供的结果，案情再一次的扩大，遂波及到武装部队，县总队第七大队连排干部被捕者，亦有二十多人，此为第四批。
　　2、审查经过：
　　由于案情轮番回转，无限扩大，区党委于十二月中旬指示泗阳县委立即停止捕人，并将已捕案犯进行训练。而县公安局因捕人过多，不便个别细问，便采用暗示提供，指名逼供，隔壁听供和案犯坦白大会等等办法，给以公开串供的机会将所谓已坦白案犯派到各乡劝说动员，来局坦白登记，其实是诬害好人，造成严重的恐怖空气，人人自危。一月中旬区党委再一次指示，严令立即停止继续逮捕，对已捕者，除少数情节重大，仍行扣押外，大部释放到训练班学习。并指示以军分区、边局、县局诸人，组织清审委员会，负责审查全案。以后又将训练班及有关人犯移来边区公安局，情节严重、有关全案各人犯经邓政委亲自审查问供。同时派人到泗阳乡村中了解下情，并将泗阳过去所提供之人证物证，一一加以研究，才发现第三、第四批案件过大，材料不可靠，最后各个主要案犯及材料，复经区党委、边区公安局、泗阳县之负责同志之会审，过去逼供信情形及许多被冤屈事实，乃更确定。四月初，对被冤者进行平反，本案乃告一段落。
　　3、政策检讨：
　　（1）完全违背了党的宽大政策，“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反特方针。在全案四批中，仅县局即抓了一百五十一人（区级机关逮捕的不在内），而被牵连者，据不完全统计达千人以上，妨碍了党对失足者的争取，而且造成恐怖局面，并把宽大政策当作逼供信的工具，“坦白则生，不坦白则死”，无的放矢。总之，以达到自己主观愿望为止。
　　（2）严重的逼供信，违反了重证据不重口供的原则。为了使案子认供，采用肉刑、捆绑、吊打、鞭抽，更用“指名逼供”、“暗示提供”、“隔壁听供”等方法，来达到主观愿望。又因案犯过多，无法个别审问，而采用集体坦白大会方法，给以公开、合法的串供，以前供的不统一，坦白大会已取得一致，而对证据的保存和钻研，是十分不够的，事先认为有价值的证据从未深究，倒成为反面有力证据。可见其对物证的粗枝大叶，而只在口供中打圈子。
　　（3）侵犯人权。强调锄奸一方面，而忽略了保护好人一方面。更是先入为主的所谓“先肯定人家有问题，方能问出口供来”。
　　（4）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在逮捕人犯时，不经过组织系统和上级机关批准的手续，擅自逮捕，一意孤行。对供出材料不加深究，以供捕人，使案情扩大。
　　4、主要教训：
　　首先，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进行全面调查，收集真实件料，不能迷信口供，必须细心研究人证物证的各方面，在事实真像未弄清之前，不要作估计，轻下结论。
　　其次，负责干部要亲自动手，突破一点，听取报告只是一面，亲自动手了解的问题，才比较深刻和全面。
　　第三，宽大政策的运用，必须“有的放矢”。泗阳案件中竟把宽大政策当作逼供信的工具，以“坦白则生，不坦白则死来威胁犯人，而不调查研究，不注意证据的收集。
　　乙、淮泗特务案件的破获经过
　　1、淮泗案件的本身，是以伪的面目作掩护进行顽特的话动。以“美和党”“三青团”“国民党”为名义，便于适应青年的要求，取得一般流氓的信仰，用强制恐吓和地位收买等办法，以达到开展组织的目的。中心任务以组织武装为主，发展组织散布谣言为辅。乘敌人扫荡之际，待机叛变建立伪顽合流的伪化政权。主要头子是顽特王子方（顽淮阴二区长），开始时是利用其徒弟干儿为基础，在我根据地进行暗地的破坏活动，以后活动我地方干部、党员参加其组织，作为他们内线，专门负责搜集我方情报工作。
　　2、四四年七月被勾引参加特务组织的孙维三，是现在我王集乡乡长，因良心发现，向区委报告，内容很简单，仅说地方有特务活动，并说由金少臣介绍他参加三青团，区委半信半疑。旧历八月底孙又报告，说今午有六十人在钱厂树下开会，主持会议者是一个麻子，区委派人偷看的结果，到会只有五、六人，与孙讲的不符。第三次孙报告，三月某日在顺河集某药店开秘密会议。当有县公安局长何真理，对孙用更进一步说服争取办法，坚定其立场，表扬其优点，给予新的任务，要他在开会时，设法偷取秘密文件。会议结束后，获得殷林、方金山、金少臣三人亲笔文件有三：①遵守纪律的十大条规。②顺河集会议报告提纲。③区党部组织系统及名单。
　　至此县公安局将案情全部报告边区公安局，后边局龙局长即和华中政策考察团，亲去淮泗协同当地区委同志，以化装过路为名，分驻各嫌疑分子家内及其附近，进行一般的社会调查，中心确定三点：①嫌疑较大殷林、方金山、金少臣等的历史出身成份。②研究他们过去和现在所有社会关系，是否有政治背景？③平时对民主政府之态度如何？是否有政治活动的可能与事实，并设法对照三人的笔迹。
　　调查结果，金少臣之父亲是个地主，曾任国民党乡长，被群众算旧账后对政府不满；金少臣、方金山与顽特王子方关系均甚密切，方、金二人以经商为名，不断到淮阴王子方家联系；殷林是被我撤职的乡长，回家后素无正当职业，一贯对政府不满，平常行动可疑，来往之人多来历不明，时常打击地方区乡干部，有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孙维三系我乡长，又是党员，但思想落后立场不稳，与金少臣关系甚密，孙家庭困难，金不断帮助接济，以此来收买孙已非一日。孙向党报告，所以只说一点，不说全部。原因：①怕党发觉后，讲不了。②想保留与金之关系不致完全破裂。③孙已接受王子方委任的三青团团长及区长，报告后怕受处分。
　　关于对照笔迹是利用地方干部与他们的联系通讯，及亲自询问道路，并请他用笔将经过路线、各村庄名称写下来，用这种方式来对照文件中笔迹。经详细研究，耿、方、金三人的笔迹与文中笔迹完全相同，证明证据之真实性。
　　3、根据上述之调查研究，殷林、金少臣、方金山有政治背景，完全可能确立孙维三为两面派，便决定了方针：
　　（1）对孙维三要用一切办法争取，为我所用，至少使之保持中立，不走向反革命道路。
　　（2）为了全面了解起见，开辟新的侦察路线，进行继续调查。
　　（3）整理地方武装，不为特务所利用，把武装掌握在我党手里。
　　（4）当时淮泗环境恶劣，对敌伪斗争尖锐，为避免群众恐惶，不到有利条件下暂不破获。
　　4、破获和处理的经过。方针：①逮捕已有确证的主犯；②为避免群众恐惶和特务逃跑，用秘密逮捕方式。在审讯中对过去已得的材料证明确实后，转为公开处理的方式，③掌握我党之宽大政策和群众性锄奸运动的原则、方法，第一步，是先找到适当的房屋和适当的干部，利用每个主犯不同特点，确定对付的办法，既不使群众和他家庭发觉，更不使他本人和其他的特务分子发觉。如殷林和顺河区区长、区政委关系很好，利用请客名义，把他请来了，他离区前，在区署保一案子，借口手续不清，请来谈谈。二是接任地方剧团团长，目前淮阴正围攻中，如何进行宣传，请来区署商讨工作问题。第二步，利用每个主犯对之最有信仰的地方干部来进行说服解释，使其坦白自新，保证今后无事，说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法西斯的没落，民主势力的强大，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提醒他的糊涂观念，打破他对国民党幻想，说明我党宽大政策与治病救人、挽救失足者的主张，用一打一拉的方式促走自新坦白的道路。
　　处理的经过：①过去已得之材料，事先经过调查研究，再经与主犯谈话，以后与主犯所坦白之材料取得前后一致相互对照，有部分不坦白之处，均取其内部之间矛盾，达到案件全部被获的目的。有认识不清者，帮助其正确认识。有执迷不悟者，以坦白者之材料证实其事实，使其更加孤立。对坦白自新分子立即交保释放，政治上给予保证。②召开群众大会（区乡）宣传其特务罪状，揭破其特务阴谋，将所获之证件和口供，向群众大会一一报告，并由殷林、金少臣、王ｘ楼在群众大会上坦白示范，说明特务罪恶与我党宽大政策，使群众大为感动。③对主犯提出被他们所领导的分子，限期向政府坦白自新登记，并保证今后不违反政府法令，不逃跑，并派一干部协助办理手续，以免有误。④孙维三对顽特秘密委他为三青团团长及区长等职后来向党坦白，只说金少臣活动他参加三青团，根据所得证件，以及主犯之口供，相互证实确定孙是两面派之无疑问，今后在整风中给予坦白自新之路。
　　丙、泗阳张夏氏诬陷案件
　　1、陈同寅是我泗阳中阳区三边乡联防主任，党外人士，但与伪顽王其珂斗争很坚决，当时王在军事上无法向我蚕食，后侦悉陈先后暗杀张志礼、张德礼兄弟二人，即暗中指使张志礼老婆张夏氏，以桃色引诱与陈通奸，暗中偷去陈之私章钢笔，即向政府控诉陈枪杀无辜，强奸良女，勾结敌伪要到史集当伪军队长，并拿出钢笔私章和手枪作证。同时因陈与张有梁亦畏罪躲避，至此使案情真假难分。当时一部分同志根据陈在边区工作，意识落后，并有此证据，认为此案真实性大有可能。
　　2、后经详细调查研究，始明张夏氏一贯不好，过去与顽王其珂就有关系，在未告状之前，曾暗勾伪顽王其珂害陈未遂，证明张告陈是为报仇，后把种种疑点向张揭破，并予以教育，张才坦白承认，告陈是受王其珂指使，手枪也是王送来的，并非陈之手枪。
　　3、从此可得出几个经验：①在散伪顽想尽各种办法，企图向我进攻和破坏的时候，会有空就钻，因此要求我们执行政策时，要从实际出发，处理任何案件，皆应慎重细心，对案件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证据（尤其是主要证据）皆要详细研究与分析。偶一不慎，便会造成大错。②要求我们在处理案件时，不但要研究它的现象，并应研究事实发现的本质，不要为一时假象所迷惑。如此案只从现象上去看，那就非错不可。③我们一切工作，皆应从实际出发，必须注意收集材料，全面的、点滴的、一般的并具体的，若只满足于相信原有材料，那还会搞错的，因为只有掌握全面材料，才有判断案情真假的根据，切不能粗枝大叶。
　　（二）反伪化斗争
　　自从一九四二年冬，三十三天反扫荡之后，敌人在我各县边沿地区开始加紧有计划的采取蚕食伪化政策，配合着谣言攻势，以小股武装不断出扰，活动方式随时有变化，按据点成立特别区、爱护村，组织便衣队、暗杀队、蒲种队、吃光队、大褂队等……专门用来对付我地区，不分日夜来抢掠烧杀，目的在打破他方困难，增加我之困难，扩大伪化区，缩小我地区。
　　敌人蚕食伪化的办法在各处所采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开始秘密伪化之后，慢慢由半公开、转向公开。具体步骤，先利用关系秘密到我地区委任保甲长，或带信直接给我之保甲长讲条件，叫替他们办公，暗地出粮出款，之后以军事扫荡相威胁，按据点，建立他们的公开伪化政权。四三年春，淮阴的敌伪使用这种办法，伪化我不少地方。如蒋集区只剩二个乡、袁集区只剩一个乡没伪化。
　　2、用金钱收买，地位利诱，生命或家庭相威胁的办法，勾引我下层干部，建立他们的内线，布置内应，必要时并组织武装叛变和暴动。如去年宿灵大山区十个乡队，被这样搞垮的七个，淮泗吴集区三个乡的统计，投降叛变及被突击，损失达一百五十人，枪五十支以上。他们口号：“扒八路的根子，要八路上实下虚，不能坚持。”
　　3、谣言攻势与军事抢掠相结合，如归仁集伪军扬言：谁不出粮，抢谁烧谁。在下来扫荡时，凡是与他有联系，暗维持的地点，都不去抢，并且绕着路不走这些村庄；对被抢被烧的村庄或百姓，则说是因为他们通八路。以此来迷惑群众，利用群众苟且偷安心理进一步使之政治上动摇。
　　4、使用打拉并用的两面手段向我边区蚕食，象邱集伪军邱锡康，对捉去的老百姓说：“你们在那边出八路款子，当模范队都可以，但我们的款子也要完，以后要完我们的款子，就不去抢了。”一面叫士兵在我地区抢掠，又故意叫军官送回去，进行怀柔政策，争取群众。
　　5、利用封建刀会组成为群众性的武装，向边沿区推进，如淮阴敌伪在盐北区组织小刀会，为他们守据点开辟地区，防止我军活动。提出“哪里有刀会不向哪里扫荡”的口号，来向我蚕食。
　　6、顽伪合流，一起配合，向我进攻，这是个一贯的和非常普遍的现象，已成为一个规律，几乎是凡有敌伪向我进攻的地方，就必有顽固派从中参加。如泗阳土顽王其珂，组织大褂队依靠洋河伪据点，经常向我抢掠，淮泗土顽王伯言，公开住在三棵树伪据点内，对我被伪军捉去的群众说：＂你们响向八路军出款子，也要向我们出款子，我们是中央，如不信的话，就带二皇下来抢你们。”又如邳睢铜之伪军捉去我干部至据点后，填写顽刘天展方面的自首书。表面是伪，骨子里是顽，伪受敌指示，顽以伪面目出现。
　　几年以来敌伪以及顽固派从中极力配合，鼓动蚕食伪化政策，使我在工作上遭受不少损失，如有些区乡队的被袭击消灭和干部的被暗杀，或被勾引后动摇逃跑，很多边沿地区的丧失被蚕食伪化，例如：泗五灵凤去年一年之中，即被伪化一百个保以上。为此我们要怎样对付敌人以及顽伪合流的伪化政策呢？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敌人和顽固派相配合或根本合而为一的蚕食伪化政策是军事、政治、特务、经济齐头并进，对我全面进攻的东西。因此我们就必须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力量，要各个方面配合起来，一致进行反伪化斗争，揭破敌人的阴谋，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普遍发动群众，进行武装反伪化斗争，组织民兵基干队，实行站岗、放哨、打更、盘查行人、要路条、检举坏人。
　　第二，政府出布告制止暗维持。在群众的要求下，对个别最坏而对我危害又最大的汉奸分子，没收其财产，并以此教济被难群众。同时配合以武装活动发动群众和提高群众反伪化斗争的信心。
　　第三，加强便衣武装的建设，多向边沿区和敌伪区活动，主动的镇压坏分子，拔除敌人公开和秘密的小据点，扑灭敌探，肃清内应。几年以来，便衣队在这方面收获很大，如边区的便衣队于三十三天反扫荡之后，在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配合地方坚持了泗灵睢三个区，并开展一个多区的工作，粉碎了敌顽配合向我全面伪化企图，镇压了顽方重要特务杨文章和徐绍周，坚持了大李集，反伪化斗争中更是起了组织推动群众反伪化的骨干作用。又如邳睢铜分区便衣队，曾经俘获顽县府的电台及电台人员。其他如淮泗、淮宝、泗五灵凤等县便衣队，曾以巧妙的动作偷袭和拔除了不少敌伪小据点，如沙集、小店子、尤庙等，或深入敌伪据点逮捕和镇压了最坏的汉奸、特务分子，或打敌人运输截获不少有价值的军用物资。总之，便衣队在坚持边沿区、开辟新地区、反伪化斗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四，正确执行各种政策，加强边沿区的锄奸工作，利用伪军家属向伪军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伪军逃亡，瓦解伪军，并配合敌伪军工作，使伪军伪组织人员靠近我们或中立，以孤立顽特。
　　（三）反内奸斗争
　　1、中央和华中局不断的给我们反内奸的指示和供给许多内奸活动的材料，地区曾发现不少敌伪顽内奸活动及遭受到内奸的破坏，如李衡的叛变。李曾是我盱凤嘉县保安分处的科长，后为边区保安处的侦察组长，一九三二年参加ＣＹ抗战后重新接上关系，他在一九四二年正月，将已经破获的国特要犯范世璜放跑，自己携枪叛变。事后检查与从反动派内部侦悉，李在白色恐怖时期，曾与范在南京当过一时期宪兵。
　　一九四三年冬季，一军分区司令部的反扫荡作战步骤命令，发出两三天就落入敌人特务手中，不到一个星期，敌特就通报至其他敌伪据点。
　　韩德勤为了布置西窜夹击我地区，由顽八十九军军部派出高级特情第三号周庆生，通过同乡、同学关系，潜来我洪泽县，设计收买我县委书记高峰同志，企图建立特情内线。
　　泗五灵凤县淮北区委宣传部孙洪钧被凤蚌的特工勾引，进行内奸活动，当我发现其搜集我材料行动可疑时，即行逃跑。
　　一九四一年泗宿县金镇区，区队内被洋河附近土顽派奸细混入，配合土顽里应外合，我周区长、指导员及战士二十余名全遭杀害。
　　以上类似各种特工活动，将我内部的文件书报，供给敌人。几个据点内及从敌伪顽方缴获的材料中，很多是对我内部的情报及干部的历史调查，有些甚至于比我党的组织部门了解得还详细。敌伪尤其是顽方经常通过各种关系，混进我地区活动干部，一些意识极坏、思想落后的为特务所勾引，以至走上叛变革命的道路。从以上几种不同类别的事件中，证明了反内奸斗争任务重要性。
　　2、自中央发出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后，对内奸的问题一般的有了些认识，知道了这是巩固党的重要任务，因此不断的发出指示，召开会议，讨论和进行很多实际的审查工作，也得到些收获。但思想上对“反革命嫌疑分子”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加之作风上的不正派，因此工作上一般是无的放矢，限于会议布置、文件计划，切实的认真审查、具体研究、收集点滴材料的实际工作做得很差，与组织部门密切配合不够，单纯由锄奸部门负责，对嫌疑分子的材料是粗枝大叶，往往将意识毛病与政治问题混淆不清，片面的硬套条文，公式主义，使反内奸工作的收获不大，某些地方反而有害。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和一九四三年冬季泗阳反特案件的教训中，证明过去的材料，很多是道听途说，疑神见鬼，没有根据的。而真正有反革命活动的内奸材料，却得到的很少，例如泗阳案件第三批转入内部问题都把原来以为可疑分子，用逼供信的口供，供出后，就牵强附会，坚信不疑的当作内奸去反，大批逮捕造成严重的损失。这种错误的反内奸斗争，使党的干部政策受了很大影响，不少同志受了冤枉，甚至在泗阳、淮中二案中个别同志牺牲了生命。平时麻痹，以为不会有内奸活动，但稍有反应或有一点材料后，将一切可疑都列入为特工内奸活动，张惶失措，这也说明是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另外过去的清嫌，是消极的布置干探监视，事实上材料也搜集得很少，又不可用思想打通办法，使得被考察者害怕和形成对立。还有个别同志以宗派主义态度随便怀疑非党干部，与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同志，拿可疑的眼光去套现象，因此就使得反内奸工作受到很大的阻碍和损失。
　　3、在整风运动中证明反对内奸，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是整风中的防奸，才真正是正确的群众路线。普通机关干部的整风和防奸专门的工作，领导核心与广大群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结合起来了，从改造思想及以自我反省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态度，收到了很大效果，一般起到了清嫌的目的。把过去主观臆测、粗枝大叶确定的嫌疑分子，与真正值得审查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区别开来了，对于今后反内奸工作打下实在的基础，也的确找出来了必须侦察审查的目标。
　　这次所有参加整风的同志都在自我历史检查中来审查别的同志的历史，在很多复杂与有政治问题的事实中，教育了干部，必须提高警惕性和认真的研究问题，一般的转变了在泗阳、淮中二案错办后，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奸活动的错误观念，大部有问题的分子，经过系统的思想酝酿要求解决其问题而坦白反省，与过去锄奸部门与被审查者完全对立的办法完全不同。同时将过去历史上的案件如：托案、三青团案等在重新审查中，证明了案件的实情及作出正确的结论。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防奸工作方面还发生过偏向，甚至错误：
　　首先，真正职业性的特务内奸并没有搞出来，不是没有特务，问题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材料缺乏，经验不多，领导上抓得不紧，因此有些面目很明显的二条心分子、现行性的分子，思想上始终是戒备，没有转变，对我党的挽救失足者的宽大政策方针怀疑，未能自觉坦白。
　　其次，有一部分同志，甚至在整风中增加新的包袱。这主要是在方法与作风上，仍存在着操之过急，对失足者耐心争取不够，生硬与过分强调群众力量，和断章取义的怀疑。因此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如八期直属机关集训队，对一个可疑的分子提出百余疑点，模糊了中心和形成僵局，结果问题不但未能解决，相反是增加了他们思想上的负担，影响到整风以后的工作情绪和积极性。
　　第三，在开始时候步骤上是混乱的，主观认为可以上下并进，内外渗透等办法，并以为这样时间快，材料可以相互校对，收效可能大，但事实却有很多地方，一些干部本身思想上还未弄通，形成对防奸工作估计不足和过分强调防奸问题等不同偏向。


　　内部干部思想上还未能打通，就在群众中普遍组织了群众防奸，打草惊蛇，轻重倒置，便利了一些有问题的分子思想准备，如九期直属队一个有政治问题的分子，他早已打算到要经过这一者，编成完满的一整套，以应付几个月的时间。
　　第四，甄别工作还未开始，整风任务还未贯彻完成，有些在运动中编成假的材料，很明显还未弄清的，需要继续审查辨别。同时在整个过程中，锄奸部门与整风领导的配合上，未能经常供给材料，帮助研究，一般的还仅限于审干时方来参加对材料的研究。
　　（四）对封建会门政策的执行
　　在根据地的我边沿地区，各种的会门组织很多，性质也很复杂。但对我工作阻碍和危害最大的有以下四种：刀会、万国道德会、先天道、关门道等。他们的背景，或敌伪指使或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操纵，总之都是用来反对我们的。
　　我们对封建会门的万针：一贯本信仰自由的态度，但对勾通敌伪、反动派，反对政府，危害人民利益者，惩治最坏的首领，主要是争取教育其下属群众，瓦解其基础。兹将各个不同时期各地对封建会门政策执行上，分别给以检讨。
　　甲、刀会
　　1、在刀会的烧火香念咒，以为有法符，刀枪不入，是一种封建的迷信组织。参加者多是受压迫的中下层农民群众，一般的口号是防匪保家。但是，当他为解除自身压迫和痛苦，起来反抗封建地主官僚压迫阶级，实行抗租抗税时，还有革命性当他为封建势力所操纵，替地主富农服务时，是很反动的，又因为他无一定政治主张，因此，很容易为人利用。如过去敌、伪、顽、反动地主利用他来反对我们，同样我们有一个时期也曾部分利用他来反对敌伪顽的破坏和进攻。
　　2、在我根据地内，万会闹得最区的地方是酒五灵凤，尤以该县沱西浍南二区，历史最久，基础最强，势力也最雄厚。沱西刀会首领谢三姐，顽方不断派人与之联系，所管辖的堂子大小不下百余个，在顽方秘密指使下，曾向我要求合法化。在绘南，刀会更加反动，公开接受顽五河县政府领导和编制。四一年春在顽政府指挥下，阻击我东进部队。四二年春路西反共军东进之声甚嚣尘上，各地刀会在国特与反动地主互相勾结、极力操纵之下蠢蠢思动，公开“亮兵”，秘密开会，日有所闻，企图配合敌顽向我进攻之计划遂更明显，且约定六月二十八日起事。主持刀会暴动之国特分子孙学忠给五河伪军刀会余乃贵要求配合行动之亲笔信，亦为我查获，更证明了他们的反动阴谋。我即派便衣队给以镇压。
　　淮宝刀会同样在敌伪指使下，有一个时期给我们工作增加不少困难。
　　3、我们对刀会的处理方针：当时依据对刀会的认识，是带有群众性的封建迷信反动组织。人权虽操纵在反动派之手，但其组织成员绝大多数是被骗而来，有受压迫的贫民群众，因此确定打击首要，争取和瓦解其下属。在具体处理上，逮捕首要分子，镇压已集合起来准备向我进攻的一部分刀会，转移控制在刀会手中的所有枪支，组织基干队和加强区乡武装。其次，处理刀会问题，所以能顺利解决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县委把对付刀会的问题，当作最中心的任务看待，加之师政吴主任亲去泗五灵凤坐镇处理刀会问题，并派县委组织部长柳林同志，利用与刀会首领是宗族关系，将其原有任务放下，给以相当时间，专做侦察刀会的工作，了解不少刀会内幕的问题和重要材料，对解决刀会问题起了很大作用。第三，主要的缺点：0事后的及时宣传解释工作和配合发动群众工作做的不够，因此个别地方造成恐怖及发生逃亡现象。＠在认识上事前对刀会力量估计过高，认为所有的刀会都一般的反动，看不见他们之间的矛盾，采取一律对待的态度。③锄奸工作薄弱被动原因：一方面，为经常的谣言弄疲塌了，不信刀会能马上暴动起来；另一方面又不耐心于点滴的收集材料的调查研究工作，等刀会真的暴动起来了，便手忙脚乱，惊慌失措，这是很大的教训。
　　乙、万国道德会
　　1、这是一种敌人操纵下的汉奸外围组织，麻醉群众的意识，消除群众的民族意志，为敌人制造社会基础，与我争夺群众的专门组织。总会设北平，创始人江希张主张ｘｘ论，和汪精卫的和平论，如出一辙。
　　2、四二年秋到四三年春，万国道德会在泗五灵凤新开辟边境地区发展很普遍，特别在浍北和沱东两区，几乎家家都在，公开办学，讲道，宣传在道有好处，敌人扫荡不怕，鬼子见了不杀，又说：日本人原来和我们一家，不过以前分开去，现在又回来了，用不者和他争！一切给他才对。对我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反敌的斗争，起了很大阻碍。
　　3、当时方针，确定基本区完全停止其活动，并取消其组织。在边沿地区，因一般群众未发动起来，对道德会内幕还不了解，认为劝人学好行善的，许多人还很相信他，马上禁止不了。因此对被欺骗群众进行宜传说服，指明道德会是什么组织，配合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慢慢争取和瓦解其下层组织。对首要分子布置了解，特别是从敌区来的负责人则加以扣留，经教育后，要其在群众面前坦白，承认错误，并号召在会的人退会，但在执行上，发生两个严重偏向和错误：①浍北区在ｘ城对不了解道德会真正背景的与我干部公开辨论时不承认道德会是汉奸组织，并要求到敌区找他的老师来和我们讲道理部分子，不加耐心说服教育，即予以镇压扣留，并勒令其声明道德会如何坏。区里单独出了禁止道德会活动的布告。这在群众未发动起来的地区，政治上是过左行动，组织上也违反了纪律。②浍北在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的地区，夜间发现道德会秘密集会，区里对为首的负责人加以逮捕送县，而县里又认为是被欺骗分子，轻易放了，这又是过右行动。产生过左过右的根源，是对情况不了解或了解不够，因此在执行政策上，就必然发生不稳和错误。
　　丙、先天道：
　　1、先天道的历史颇久，抗战后即为敌人利用，曾在伪淮海省备过案，敌人特许它成立，在敌区公开挂牌子，是敌人与我争夺的汉奸外围组织之一。
　　2、他们说吃素行善，可以免灾免难，上西天成佛，或说当鬼子扫荡时先天老祖有二道赤书，秘密悬挂门上，不但可以免灾难，而且可以得到保护，劝人安分守已，在家做良民，以此麻醉无知群众。四一年后曾在淮宝之黄集、岔河、林集等中心区，发展七个会堂，二百余名会员，其中除少数会长同敌人勾结外，大多是无知的落后群众。
　　3、我们开始对这种组织是不够警觉的，直至发现领导人张哲亮、陈ｘｘ等同宝应敌人有勾结，才布置人去侦察了解。我们处理的方针，应该在先天道组织的地区召开群众会议，宜传揭露其勾结敌人为敌利用的真面目，用群众力量争取和瓦解它。但当时由于执行政策不稳，在林集逮捕了一批人，并且斗争过火，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以后有了纠正，采取：①政府出布告，要其向政府登记，开会时请政府派人参加，以限制其非法活动。②逮捕通敌首领陈ｘｘ，解散其团体，号召被骗会员向政府悔过。③以他们会长名义发通告，向群众宣布该道的通敌罪行。④召开群众会，作深入宣传解释工作。
　　丁、关门道：
　　1、关门道又名来生道，原名至贤道，主张尊孔Ｒ主，说不久就将明道（起事），朝廷出来在道人都有一官半职，言语行动皆与我对立，极大可能为故顽所利用以反对我们的一种反动的封建迷信组织。
　　2、此组织在灵北、泗灵睢、泗五灵凤都有活动，尤其泗灵睢发展最普遍，中心区和边沿区都有，有些地方比我们农救会员还多。发展方式多以亲戚发展亲戚，自家人发展自家人，如妻子发展丈夫，他们宣传“八路军是小红孩兵，时不长久”。其次看对象讲话，如对落后群众就说在道可以免大灾大难；对我干部和抗属又是一套，如说在道将来中央、鬼子过来都保险。活动方式也很秘密，善于利用各种时机，迎合群众落后心理，因此发展很快，形成与我争夺群众，在泗灵睢有的个别党员都参加了他们的组织，对我工作影响很大。
　　3、首先我们应认识清这是一种带群众性的反动迷信组织，必须要用现实的例子，揭穿其种种欺骗宣传，以打通群众的思想，提高群众的认识，用群众力量来搞垮他。在基本区可召开群众大会，检讨和斗争最坏分子，要他在群众面前认错，并号召被骗分子退会，如在泗五灵凤五北区这样搞收效很大。在新地区应配合群众运动，并瓦解其组织，单纯的镇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泗灵睢各区办法不一，乱抓乱押，结果群众不满，形成恐慌，它的活动方式转入秘密，相反增加我不少困难，这是很大的教训。在边沿区应派适当的人打入其内部了解其背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办法，掌握分化或瓦解之。从以上几个专门问题的检讨，可以看出过去一般的对封建会门的问题，注意不够。表现在：
　　①有计划的对某一种或某几种封建会门典型调查工作做的不够，多是发现某一会门组织对我不利了，才开始注意他。②没有把对封建会门作为保卫部门的一种专门工作，经常有计划有组织的去收集有关材料，了解情况研究政策。由于这一种原因，就必形成对各种封建会门组织的不大了解，内幕不够清楚，工作被动，政策执行不稳，以致工作受害，这是主要的教训。

　　（来源于《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汇编6》ｐ328－ｐ360）